历史发展进程曲折向前，时代宏阔进步，蕴含诸多重大转折点，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主动的鲜明图像。党的二十大因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关键点并迈向新时代新征程历史节点而必将载入史册。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放眼历史长河，中心任务的重新锚定，标志着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之上。

　　就中华民族史而言，古老的中华民族自1840年以来便开启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大转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意味着现代中华文明的最终定型。由此来看，党的二十大正处于中华文明从转型到定型的历史拐点之上。就社会主义史而言，社会主义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不断占有资本主义的积极文明成果。“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将引领人类文明。由此来看，党的二十大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大踏步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历史拐点之上。就中国共产党史而言，围绕党如何长期执政的问题，毛泽东曾在延安“窑洞对”中提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曾在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进京赶考前提出“两个务必”。“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踏上了新的赶考征程，提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和“三个务必”。由此来看，党的二十大正处于中国共产党从正视“大党独有难题”到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历史拐点之上。就新中国史而言，一个国家在两个时刻往往面临巨大的外部战略压力，一是站稳脚跟的立国时刻，二是实现梦想的强国时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意味着社会主义中国必须经受住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由此来看，党的二十大正处于我国从应对“站起来”的战略压力到“强起来”的战略压力的历史拐点之上。就改革开放史而言，邓小平曾有过这样的思考，“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意味着我们必须解决诸如共同富裕等一系列“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由此来看，党的二十大正处于解决“不发展时的问题”到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的历史拐点之上。

　　更为重要的是，党的二十大在马克思主义史上同样具有历史拐点意义。19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舞台是发达的西欧国家，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洞见了资本主义的秘密与矛盾。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舞台是落后的东方国家，列宁、毛泽东相继探索了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舞台将是发达的东方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时空舞台乃至发展逻辑正在发生意义重大的历史性转换，更意味着我们正在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在落后的东方国家如何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马克思所没有面对过的历史境遇，自然也就没有给出理论上的现成答案。在此意义上，我们正在步入马克思主义史上的全新领域，这就势必要走出哲学研究的“舒适区”，以极其艰辛的理论思考，去直面新的伟大实践，提炼新的理论问题，提供新的哲学思考。

　　在历史的大尺度意义上，历史的重大关键节点的降临，共同构成了我们身处其中的“活的历史”。刘奔先生在解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提出这样一个极富激情的思想命题：活的马克思主义，建基于“活的历史”之上。方军研究员在《思想的散叶》一书中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经历了“从认识论到历史观”的主题转换。这正是建立在当年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活的历史”之上的哲学图景。“活的历史”倒逼出新的理论问题，也倒逼出“活的马克思主义”。

　　今天，站在历史的重大关键节点上，奔赴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活的历史”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全部问题，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历史观意义上的理论总问题：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可能？

　　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可能，其理论根基正是“两个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五大本质特征。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差别，不仅是现代化类型与模式的差别，而且是文明的差别。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都已超出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界限。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也意味着，西方现代文明无法解释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根据只能是“两个结合”。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马克思主义通过现代性批判而揭示出，中国式现代化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在文明根基处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也走不了资本主义道路。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才能走出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中国式现代化，这就有赖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产物，即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式现代化要从理论可能性转变为现实必然性，还必须要密切关注中国式现代化的“难题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关注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与复杂性，也要关注中国式现代化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中国式现代化因其艰难，故而伟大。同样的道理，中国式现代化的“难题性”及其破解必将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丰富和发展。例如，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口规模巨大”特征，这固然是巨大的压力，但反过来看，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和潜力。要把压力转化为动力、把潜力转化为实力，关键是通过制度激活与全面赋能，把人口转变为人手，更要进一步提升为人才，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提升人的能力素质。这就要求我们在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上创新人的发展理论，而不是盲目照搬西方的“人的现代化”理论。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思考不仅要立足实践，还要上升到哲学高度。立足哲学的原则高度，中国式现代化正在建构“后资本逻辑的哲学形态”。如果说黑格尔哲学因站在国民经济学的立场而成为“资本逻辑的同时代哲学”，马克思因站在无产阶级解放的立场而成为“资本逻辑的批判哲学”，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则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合理利用并驾驭资本的“后资本逻辑的哲学形态”。值得注意的是，后资本逻辑并非是绝对拒斥资本的“反资本逻辑”，而是对资本逻辑的扬弃超越。具体而言，就是要颠倒资本逻辑与人的发展的关系：人的发展不再是资本逻辑的内在环节，而是反过来，资本逻辑服务于人的发展。由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导原则否定“以资本为中心”，而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因此以人的发展为原则高度，不仅在实践层面上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摈弃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老路，同时在理论层面上打开了在马克思的思想地平线上建构“后资本逻辑的哲学形态”的丰富空间。历史的关键节点已经来临，中国式现代化业已展开，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时代契机，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跳跃起舞的“罗陀斯岛”。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