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瓣华盖立鸟圆壶，战国时期青铜器，通高60.45厘米，口径14.6厘米，腹径32.4厘米，底径17.8厘米，厚0.25厘米，重12313克。1935年，在河南汲县（今河南卫辉市）山彪镇1号大墓中发掘出土，一对两件，造型纹饰相同，尺寸略有差别。

　　这是山彪镇1号墓出土最为精美别致的铜壶，设计极富巧思。器分盖、身两部分，长颈，溜肩，鼓腹，圈足，肩部两侧有对称分布的铺首衔环，腹的最大径在中部稍下。盖似华冠，环周饰8片镂空莲瓣，外侈，圆箍，中空。洞空处，另置一可以独立分开的圆形铜板作盖顶，板心独立一鸟，鸟的双爪铸在圆板上，微微凸起，颇见技巧。鸟形象怪异，猫耳，钩喙，长颈，昂首张翅，作欲鸣将飞状。鸟首、鸟身与翅膀，皆翻转镂空，并铸有极细纹饰，鸟的双翅还可以从身体上拆卸下来，精巧复杂。壶体以带纹界作八层，每层皆饰蟠螭纹，填以十字花瓣纹，上下穿插，交错盘绕，繁复而密接。整体造型端庄挺拔，纹饰繁复清晰，铜质熔炼精纯，器壁虽薄却显厚重。

　　春秋以后，随着社会的变革、生产的进步，人们日渐从巫术、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青铜器面貌也为之一新，器形由庄重浑厚到轻盈灵巧，纹饰则追求新颖细腻、繁复多变。晚商庄严且具威慑力的兽面纹及西周单调沉闷的窃曲纹、垂鳞纹、重环纹已退居次要位置，代之而起的是精心雕琢的蟠螭纹、蟠虺纹。青铜壶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器物，时代风格鲜明，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青铜冶铸工艺。

　　1923年，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出土一对春秋时期的莲鹤方壶，一改殷商、西周庄严神秘的风格，壶盖上所铸仙鹤，清新灵动，郭沫若先生称之为“时代精神之象征”。此八瓣华盖立鸟圆壶出自战国魏国大墓，与莲鹤方壶地域相近，同属中原系铜礼器，时代前后相连，乃莲鹤方壶风格之延续。唯盖顶挺立怪鸟，造型诡异，与仙鹤的写实灵动不同。机警竖立的双耳、硕大夸张的钩喙，透出凶猛与凌厉，恰与战国尚武好战的时代风格暗相契合。

　　壶为盛酒或盛水之器，基本造型为小口，长颈，鼓腹，圈足，肩两侧有耳可以安装提梁或穿贯绳索。青铜壶在商代早期就已出现，历经西周、春秋战国，一直沿用至秦汉或更晚，数量庞大，种类较多。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形制也不断变化，器形纷繁复杂，有圆壶、方壶、扁壶、瓠形壶等。如以颈部曲直为标准，可划分为普通的直颈壶和特殊的瓠形壶。前者最为常见，是铜壶的主体。直颈壶如根据其腹部的平面形状，又可划分为圆壶和方壶两大类；若以耳部特征，又可划分为贯耳壶和提梁（链）壶等。

　　商代多为器形扁圆的贯耳壶，纹饰以威严神秘的兽面纹为主。西周则流行长颈、圆腹或垂腹大圆（方）壶，兽耳衔环，规矩庄重。东周又增加了瓠形壶、蒜头壶、扁壶等品类，形制大小各异，满足了不同的使用需求。特别是春秋时期的铜壶冶铸水平登峰造极，常以伏兽为耳，莲瓣为盖饰。战国时青铜壶再度盛行，并出现了金属嵌错狩猎、宴乐、弋射、采桑、水陆攻战等表现现实生活图景的叙事性纹饰。

　　壶有自名，西周至战国青铜壶上屡见“醴壶”“羞醴壶”等铭，如西周殳季良父壶有铭“尊壶，用盛旨酒”，曾伯陭壶铭“用自作醴壶”，春秋薛侯壶有“薛侯行壶”铭。先秦时期壶多用来贮酒，《诗经·大雅·韩奕》：“清酒百壶。”《孟子·梁惠王下》：“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西周晚期以后，青铜壶与鼎、簋、盘、匜构成基本的铜礼器组合，是周文化的重要礼器，一般呈偶数出现，其数量多少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有密切关系，高级贵族的墓葬往往随葬若干对不同形式的铜壶。如山彪镇1号大墓中，一共出土了八瓣华盖立鸟圆壶、六瓣华盖立鸟圆壶、钫式壶、提梁式壶、瓠形壶等，共7件4式铜壶。

　　在历史的长河中，曾经辉煌灿烂的青铜时代已成过往，许多器物早已消失，湮没在岁月的尘埃里。而壶却始终保持着最初的使用功能，一直沿用至今，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

　　（作者单位：河南省新乡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