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派系，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首创。在马克思恩格斯涉猎之前，政治经济学就作为一个经济学研究学派或一种经济学研究理论存在了，并且在其产生的历史时代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但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上，把政治经济学发扬光大并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理论贡献的则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与理论变革，就不会有政治经济学的巨大发展以及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创新与发展政治经济学的，或说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对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或旧的政治经济学进行理论创新与理论变革并发展出一个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或是发展出政治经济学最具生命力的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呢？马克思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与理论变革，主要是依据马克思的两个发现以及在两个发现基础之上所形成的两大理论：一个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个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为重要的理论基石，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旧的政治经济学进行唯物主义改造与理论创新的重要法宝与批判工具。在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对旧的政治经济学进行唯物主义改造与理论创新之前，旧的政治经济学对经济问题或经济现象的考察与把握，主要是从理论假设或理想状态出发来构建其理论体系。自从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之上的新的政治经济学诞生后，一条从人们的现实经济生活出来，特别是以人们的现实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为出发点来探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新的思维方式与新的研究方法被马克思恩格斯找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不仅是政治经济学发生了唯物主义转向，也使得一个建立在彻底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新的政治经济学派别得以产生。这个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立论基础的新的政治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奠定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唯物主义基础，而建立在发现剩余价值规律基础之上的剩余价值学说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理论基石。如果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政治经济学提供新的思维方式与新的理论基础，那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则更是把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考察对象确定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政治制度。至此，政治经济学不仅具有新的、科学的思维方法，还有现实的研究对象与批判对象。这种在立论基础之上与旧的政治经济学有着本质不同的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不仅从科学上宣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不可持续与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灭亡，也从科学上宣告了一种更高的、更先进的社会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到来。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判断一种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不是科学的，以及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要看它是不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之上。换句话讲，就是只有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为立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论基础，也必然决定着其与其他经济学理论——也包括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相比，在立场上是截然不同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在这个论述中，马克思所说的新唯物主义，也就是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历史观。在马克思看来，其新唯物主义的立场，也即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立场，既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立场，也不同于一切唯心主义的立场。马克思把新唯物主义的落脚点或立场设定为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也必然决定着建立在其新唯物主义也即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而这里所指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指向的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共产主义社会以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主体——无产阶级。由此可见，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广大的无产阶级才是其理论的落脚点与真正立场，也是其唯一的落脚点与立场。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形态与最新成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广大的无产阶级也必然是其理论的落脚点与立场。由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表达中，无产阶级的另一个中国化的话语表达是人民或人民群众，因此，在当代中国的话语表达中，中国人民所指的就是中国的无产阶级。故而，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不仅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主体的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是其理论的立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与根本利益也同样是其理论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其理论的基本立场。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