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为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灵感和理论资源。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遍重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这不仅是因为它符合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价值立场，而且因为它符合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对20世纪人类生存困境进行批判的理论要求。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20世纪不但没有消灭异化，而且产生了人的普遍异化，异化已经成为一种“总体”的社会历史现象。而且，他们将摧残人的个性与自由的异化现象视为现代理性文明深刻危机的根本表现。

　　基于上述共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不同角度对异化作了批判性的阐释。马尔科维奇立足于人的实践活动本质和结构对人的异化作了“批判的社会哲学”的反思，认为异化本质上是人同自己的实践本质的异化。沙夫对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作了系统化的阐释，认为现存世界在客体和主体方面，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都在发生着异化，即人与其产物的颠倒。赫勒则将异化延展到日常批判和道德哲学中，揭示了人从表现为自在自发的自然状态中超越的可能性。科西克主要致力于揭示现代异化的深层结构，认为异化从根本上表现为人以及社会实存的“具体的总体性”的丧失。尽管这些异化理论形态各异，但它们都未能很好地处理应然与实然、主体与客体、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应然与实然的矛盾

　　当运用异化概念对社会现实展开批判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预设了人的应然状态。此状态从根本上不同于并对立于异化状态，具体表现为关于人的自由本质的价值论肯定：在马尔科维奇那里表现为人所固有的“实践”本质，在马尔库什那里表现为人内在的“本质力量”，在赫勒和鲍曼那里表现为人的先验的道德本质。不仅如此，作为人能够而且应该成为的东西，此状态是衡量和批判社会现实的一般标准。对于那些背离此状态并试图压制或消灭它的一切，似乎都可以通过异化范畴获得说明。由此，现代性因其抽象理性对人及其生活世界的宰制而被断定为异化的现实。

　　问题在于，这种应然状态或价值规范在多大程度上可充当衡量异化状态的一般标准。如果说价值规范从根本上受社会存在决定，那么一般的、不变的价值规范并不存在。显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并未对此做进一步的解释。尽管他们严格反对从绝对主义的角度来定位价值理想，尽管他们也在作为理论权威的马克思和令人不安的社会现实之间寻找依据，但这些并不能使他们免除独断论者的嫌疑。进一步的问题是，即使运用价值规范可以对现实展开无情的批判进而在一定维度中解开社会之谜，但价值规范的激进使用也限制了他们的理论想象。将纷繁复杂的社会事件、现象和过程纳入价值论框架中，导致的结果是在抽象中变形，而这种变形进一步影响了他们对现实作出准确、深刻的判断。始终停留于人道主义范式中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全部社会现实中更多地看到的是潜藏于应然状态中人的革命性力量，而不是人现实的感性世界的矛盾运动。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赫勒将自己后期的学说，肯定地描述为“积极的斯多葛主义—伊壁鸠鲁主义的伦理学”。

　　主体与客体的矛盾

　　这一矛盾集中体现在对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作系统性阐释和创造性发展的沙夫那里。在沙夫看来，异化概念指的是，人创造产品，产品却反过来支配人。他独创性地将异化分为“客体的异化”和“主体的异化”两种。“客体的异化”指人与自身的活动及其结果相疏远。它有三种基本类型：经济的异化，主要表现为作为活动结果的商品与该商品生产者的意图相对立；社会政治结构的异化，主要表现为来自社会的国家最终凌驾于社会之上；意识形态产物的异化，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其中，“经济的异化”最为根本，决定着其他两种异化的生成和解决。“主体的异化”是“人对于社会机构、他人和自我的异化关系”。它主要有两种类型：人与社会和他人的异化，表现为对社会规范和秩序的冷漠、拒斥甚至反叛；人与自己的异化，表现为自我意识的分裂、生存的虚无主义、行动的异化感。

　　关于“客体的异化”与“主体的异化”之间的关系，沙夫持一种不甚明朗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观点。一方面，在他看来，“主体的异化”根源于“客体的异化”。如是，消灭包括主体异化在内的全部异化从根本上来说便是要消灭现实世界的异化。但他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已被消除的社会主义仍存在异化的判断，暗含着“客体的异化”并不是“主体的异化”的充要条件。另一方面，他认为，“主体的异化”影响和制约“客体的异化”。因此，个体主体与异化的自觉斗争是消灭异化的重要条件。但沙夫又强调，人的活动始终受制于客观的历史规律。诚如沙夫的学生塔杜什·布克辛斯基所指出的，这种看似辩证的解决方式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主体与客体的复杂关系远非通过断言它们的辩证胶着关系而能获得澄清。同样的矛盾也出现在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他们不得不解决异化现实和异化意识的关系问题。为了消灭异化意识，他们要求消灭异化现实；而为了消灭异化现实，他们又要求消灭异化意识。

　　理论与现实的矛盾

　　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论时，深刻地指出：“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且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这段评论总的来说也适用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尽管他们将异化问题归结为社会现实，并立足于东欧现存社会主义、20世纪的资本主义以及整个现代性进程并多维度地考察了异化产生的社会根源和社会机理，但他们做的工作还远不够彻底。他们揭示了世俗基础的矛盾，包括存在与超越、发展与自省、个体与社会等之间的矛盾。但他们并未完全深入到这些矛盾的现实运动中，也并未找到使现存世界在实践中发生革命的现实之路，而是更多地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批判与揭示上。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所强调的从现存的经济关系及其运动来考察全部社会现实的基本原则并没有被他们很好地遵从。

　　理论与实践的部分脱节使得他们的学说多少带有乌托邦的色彩。他们对人的本质力量充满敬畏，并相信这股力量具有重大的社会政治意义，因此，他们不约而同地回到了人性的深处，以期发现变革现实的可能性。尽管他们满怀激情地对社会主义改革进行了探索，但这种探索是悲壮的，甚至是悲剧的。东欧社会主义的改革终以挫折或失败告终，即使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实践延续较久，也很难说它成功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改革方案所提出的原则仍是抽象的，这便为原则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发生偏移或背离埋下了祸根。

　　不过总体而言，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矛盾，我们都不应怀疑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智慧。他们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清理出来，并运用它对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开展“病理诊断”，提出“治疗方法”，进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只是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现实命运并未给这些理论家们更多的机会实践其理论，从而也使这些理论智慧尘封在历史之中。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历史认识论研究”（17CZX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