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质上和现实性上，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和社会转型是中国自我认识的过程，是中国历史重新发现的过程，也是中国现代化思想重建的过程。以中国为主体也是以中国为对象的历史观，是中国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思想基础，是以中国历史经验为依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同时也是中国自我评价的历史价值观。由此出发研究中国社会性质，探索中国发展道路和明确中国社会转型方式，均应围绕中国历史和现实特点来展开，必须在中国的语境与史境中研究中国问题，并充分揭示出中国区别于西方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
1843年马克思在致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提出：我们不是教条地以新原理面向世界，而是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这是决定马克思哲学转向的根本性命题。哲学原理是来自批判的头脑，还是来自产生它的世纪？是从纯粹概念编织的独立的哲学体系中演绎出来，还是从每个时代人们所处的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中引申出来？思考这些问题，源自德国古典哲学的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给了我们深刻启示。近来，关于马克思哲学阐释中的康德、黑格尔两种倾向之争，使得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再次复归马克思哲学研究的视野。我们面对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面对其与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史渊源，无疑要以批判继承的态度去厘清或探寻马克思哲学的哲学之基和根本性质，因为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史中的超越性不是横空出世抑或悬置的。必须看到，恰恰是脱胎于德国古典哲学的马克思哲学，以完全不同的现实路向终止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路向。作为“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完成的哲学”，黑格尔基于绝对精神自身演变的逻辑要求所提出的思想建构的准则，在马克思那里实现了基于唯物史观原则的变革性飞跃，这就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构建思想体系、阐释精神历史。因此，在讨论马克思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的关系时，是否能在思想史和现实中拓展马克思哲学的发展，是否能够注意到现实领域或现实问题的一维，避免观念论哲学或者说思辨哲学侵入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和对现实问题的理论解答，成为哲学研究者的难题。这不仅直接触及对马克思哲学性质的理解，也直接触及基于中国经验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理论阐释。
中国政法大学李德顺教授明确提出：我们讲马克思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应该是站在马克思的立场来看德国古典哲学，而不是用德国古典哲学来肢解和重塑马克思哲学。这个问题是我们治学方向上的一个重大的实质的问题。2020年11月28—29日以“马克思与德国哲学传统”为主题的“第二十届马克思哲学论坛”在山东大学举行，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承办，来自国内各主要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150位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马克思与德国观念论”“马克思与德国哲学”“黑格尔与马克思哲学”“德国社会政治哲学”等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观念论的关系
马克思在论蒲鲁东时指出：“他对科学辩证法的秘密了解得多么肤浅，另一方面他又是多么赞同思辨哲学的幻想，因为他不是把经济范畴看做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做预先存在的、永恒的观念。”可以说，马克思说的这种预先存在的、永恒的观念的“哲学观念论”始终会缠绕着我们的头脑。寻找思想的经验基础，是唯物主义哲学的共同特征。然而，在旧唯物主义那里，这一努力是不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其经验基础是“抽象的个人”，而没有处于“还原的历史”之中。历史证明，要把复杂的精神现象和思想形式还原为单纯的个体经验是不可能的。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从事生产活动的“现实的个人”是唯物史观的前提。只有在这一前提下，历史才能还原为“生产生活”的历史，个体也才能是现实的历史中的个体，各种范畴也才能显现为“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也就是说，作为马克思哲学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一种历史分析的功能，是一套严谨的研究方法。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方法，一个最重要的基本要求是，提出或回答任何问题，都必须将其置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中，从社会的具体矛盾冲突中观照研究对象的冲突。由此，问题的现实化成为马克思登上德国哲学高峰的阶梯。
黑格尔曾经写过一段重要的话：“真正的思想和科学的洞见，只有通过概念所作的劳动才能获得。只有概念才能产生知识的普遍性，而所产生出来的这种知识的普遍性，一方面，既不带有普通常识所有的那种常见的不确定性和贫乏性，而是形成了的和完满的知识，另一方面，又不是因为天才的懒惰和自负而趋于败坏的理性天赋所具有的那种不常见的普遍性，而是已经发展到本来形式的真理，这种真理能够成为一切自觉的理性的财产。”黑格尔作为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使得德国哲学的思辨传统得以张扬，他完备且庞大的哲学体系也实现了思辨精神的极致化。而问题在于黑格尔所说的只有概念才能产生知识的普遍性，才能超越普通常识的不确定性和贫乏性，这种理性的建构原则所留下的“自觉的理性的财产”，其真理的谜底深藏何处？因为“人类的理性最不纯洁，它只具有不完备的见解，每走一步都要遇到新的待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哲学对思辨哲学实现了翻转或者超越，却内在地与其保有先天逻辑联系。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认为，马克思的学说与德国观念论有着深切关联。比如“对象性的活动”原理恰恰是通过康德到黑格尔完成的，这导致了观念论上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这个活动的概念，首先和康德的自我意识的纯粹活动相关联，后来又和黑格尔的自我活动相关联。他认为德国观念论虽然一方面构成了整个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哲学的后盾，但是另一方面它提供了伟大的遗产，这个遗产就是社会历史之现实的观点。黑格尔的学生们对着老师的伟大创作不知所措，正是马克思史无前例地把社会历史之现实的思想注入到哲学理论中，并且构成了马克思宏大理论叙事的直接前提。
我们在思想史中谈论马克思哲学时，交织在一起的不同性质的批判与继承的关系，在思想史梳理过程中引发一些争议和分歧是自然的。与会学者就马克思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中康德、黑格尔的源头问题进行了讨论，吴晓明倾向于唯物史观回溯至黑格尔，在康德那里不存在实体或现实生活的考量；而南开大学王南湜教授则关联到康德，认为马克思一方面超越了黑格尔的无限主体，另一方面则借助黑格尔之能动性辩证法重构了康德哲学的有限作用，从而实现了对康德哲学的角色统一，解决了有效地改造世界何以可能的问题。他强调：学界关于马克思哲学阐释中的康德、黑格尔两种倾向之争，并非只是单纯的理论兴趣之争，而是根源于当代中国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意识，即争辩各方都是在同一生存状态之中进行思考，且都意识到据以思考的生存状态。他指出，争论双方都清楚地认识到了当今中国哲学研究者所必须承担的使命在于如何使中国的哲学研究切近中国的现实，在哲学戏剧中认真地扮演一个推进剧情发展的角色。
在相关延展性讨论中，南开大学王时中教授通过恩格斯历史合力论得出“近康德”阐释，认为在马克思哲学发展史中，恩格斯历史合力论长期存在两种解释路径，在理智主义与意志主义的对立中，沿着康德关于“纯粹的实践理性”与“不纯粹的有限理性存在者”之间的区分，寻求可能的新的综合方式，既是康德法权哲学的推进方向，也是马克思哲学相关理论的研究路向。武汉大学李佃来教授谈到了与马克思政治哲学有关的一些争论问题以及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原则问题，认为与其他绝大部分政治哲学理论不同，马克思政治哲学由以形成的一个最根本原则是历史性原则。清华大学夏莹教授在马克思与观念论的讨论中，构建了一个庞大的体系式框架，试图论及马克思对西方观念论传统的整个扬弃过程，论域丰富而有趣。
理论张力本身反映了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丰富性和活跃性。原理的产生不是事物的客观概念构成事物本身。这就涉及哲学史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原理产生的根源。哲学支配“普遍历史”的预设，哲学精神将合乎理性的目的引入世界运转，向普遍历史引入目的论原则，这是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带着“普遍原理”所要达到的“有条理的陈述”和“严肃判断”的历史观。问题在于，“黑格尔是在经验的、公开的历史内部让思辨的、隐秘的历史发生的。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精神的历史，因而也就变成了同现实的人相脱离的人类彼岸精神的历史”。思想体系、哲学原理不能脱离此岸世界的人的感性物质活动的历史，历史具体决定了思想体系的哲学性质，而不是相反走向“思辨观点”的神秘性质。
辩证法与马克思哲学
恩格斯说过，继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之后，近代德国哲学产生了，并且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它的最大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有关辩证法的研究，以往关注较多的是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比较研究，现在热点转向开掘《资本论》中的辩证法思想，这是伴随着21世纪以来《资本论》研究的再度兴起而兴起的。学者们普遍认为，《资本论》不仅仅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也是哲学著作。因而，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重新审视辩证法，有了别样的收获。在这种视角下，前一阶段的研究大多认为，对于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理解，从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入手，我们或许可以窥见其辩证法的本体论基础，进而通过确定这一本体论基础，为我们真实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提供思想的源泉。吉林大学王庆丰教授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实际上就是资本运动的“逻辑”，这既是马克思以经济范畴所把握到的资本运动的逻辑，也是马克思以思维规定所把握到的现实规定的产物。从根本上讲，马克思的辩证法所处理的问题是社会历史的发展问题。吴晓明教授说：对马克思来说，辩证法也必然是实体的自我运动，是实体性内容本身的展开过程，这一实体性内容就是社会，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野中，这一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对于当代中国来说，中国社会的现代处境，不仅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而且将开启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中国人民大学罗骞教授也试图以资本范畴为基础，讨论现代性的主客体辩证法。他提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性质，就是以资本为本质范畴的现代历史的存在论解剖和存在论批判，其目的在于揭示现代解放的历史限度，并探索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具体言之，可以从资本范畴与现代性辩证法之间的内在关系出发，揭示现实社会历史的辩证法，即以资本为本质范畴的时间与空间的辩证法和资本规定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
此次会议从德国古典哲学的视角出发，将再现辩证法与德国哲学传统的视域融合。华东师范大学陈立新教授提出黑格尔辩证法的意义在阅读和使用中不断地生产和呈现，只有在存在论中厘清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区别，马克思对黑格尔思想资源的利用才能真正毫无遮蔽地显现。马克思高度评价并彻底改造了黑格尔的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阐述了合理对待黑格尔哲学的科学态度，展现了唯物辩证法的要义。南京大学唐正东教授认为，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就把对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与具体社会形态发展特殊规律的辩证统一的探讨视为唯物史观的应有之义。在《资本论》中，这种理论特点通过资本主义批判的科学方法论而展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就是凭借这样的辩证解读视角在历史观解读上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
当然，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劳动相关的视角在讨论辩证法时依然不会缺场。从这个角度，上海财经大学卜祥记教授认为，从现实观察的基础出发，马克思在提出劳动辩证法的时候，所针对的不是精神现象学中的部分体系，实际上是精神现象学的总体结构，以及作为精神现象学总体结构所展开的哲学全书，这是一个知识体系。所谓精神劳动的辩证法，是主体的辩证法，马克思将其翻转后，成为了现实个人的劳动辩证法。马克思劳动辩证法的根源，是对黑格尔否定辩证法的扬弃，因此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传统不能上溯到亚里士多德。北京大学仰海锋教授论及了区分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的重要意义问题，他认为黑格尔以劳动本体论来建构自己的思考，而马克思与其最大的区别在于以资本逻辑为前提建构了资本论。吉林大学白刚教授认为黑格尔作为德国古典哲学中唯一认真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家，其劳动观受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深刻影响，具有精神现象学的色彩，同时带有古典政治经济学抽象劳动价值论的痕迹。马克思的劳动观不仅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有所超越，也对黑格尔的劳动观有所超越，本质上是一种劳动辩证法。
引申有关辩证法的讨论，思想与现实的贯通和互动，都要通过“问题意识”，在价值原则和科学原则中寻找统一，这当然也是一种辩证法。“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通过马克思这段对于辩证法的描述，我们从中可以认识到，辩证与批判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在批判中辩证，在辩证中批判。学术与思想的贯通，基于辩证法更在于通过批判的方式，实现学术的客体尺度与思想的主体尺度辩证的统一。
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
透过马克思哲学发展的轨迹，我们看到，“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解体过程的反思与批判，借助政治经济学将哲学思维深入到市民社会，从“神圣家族”“哲学贫困”的批判性话语向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建构性话语的根本性转化，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这一宣言式的论断，才真正称得上是表征哲学革命的范式转换。因为“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马克思以自己终生开创的学术传统，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现实存在的社会关系基础及其制度性质，使无产阶级真正认识到自己所处历史地位的所有制根源，指明了实现人类解放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现实路径，从而彻底从思辨哲学转向实践哲学，从解释世界的哲学转向改变世界的哲学。
马克思的理论建构有一个过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中曾表达了理论建构的路径：他不满意把针对黑格尔的思辨观点的批判同针对各种材料本身的批判混合在一起写成一本著作，他觉得这种形式会给人以任意制造体系的印象。鉴于这种考虑，马克思认为最好以单独的小册子形式分别对法、伦理、政治等进行批判，再用一部批判性著作概述对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的批判。1844年5—6月以后，马克思已经把经济学研究提到了首位。从1844年9月起由于需要对青年黑格尔派进行反击，马克思开始把阐释新的革命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同批判青年黑格尔派以及德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其他代表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结合起来，其标志性成果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在会议讨论中被很多青年学者放置于不同背景下进行重新讨论。中国人民大学臧峰宇教授从启蒙视角出发，认为马克思汲取了青年黑格尔派启蒙思想的精华，并最终走出了传统启蒙惯性的藩篱，开启了独特的哲学传统，使得哲学理念变为现实，在这个意义上开启了新的思想启蒙。实际上，马克思从实践的角度超越了青年黑格尔派。由于马克思所遭遇的物质利益难事，使他意识到了黑格尔哲学在现实政治面前的非现实性。他越想理论批判在现实中有所作为，就越会遇到现实的阻力。所以，马克思很快抓住了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二是现代工商业发展的时代背景。南京大学周嘉昕教授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问题域中的“青年恩格斯”，认为对经济事实这一决定性历史力量的发现，对工业无产阶级的现状及其历史地位的说明，对青年黑格尔派和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中原则、概念的抽象性的批判，构成了恩格斯走向唯物史观的另一路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韩蒙副研究员认为，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需要在德国现代化境遇中来呈现，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运动中所经历的宗教哲学批判、德法同盟的建立、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分歧、社会主义的德国化阐释，都体现了学派成员对德国现代化问题的探索和解答。这种思想脉络及其与马克思的互动，能够为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意义提供新视角。
在思想史和现实中展开的当代中国马克思哲学
马克思哲学论坛举办整整二十年，论坛在推进马克思哲学研究时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现实问题学理化表达也起到了引领探索的作用。讨论德国哲学传统和马克思哲学现状，会议认为，今天的马克思哲学，要避免纯粹观念论的冲击，面对现实问题、给出理论解答是马克思哲学的性质和使命；从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提出“人是目的”，到马克思提出“现实的人”，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今我们面对“技术化生活世界”，该如何把握人的存在方式、社会的发展模式以及世界历史中的普遍交往，这是马克思哲学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马克思说，“18世纪末德国的状况完全反映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这是马克思对哲学把握现实方式的一个很高的评价。无论三大批判还是精神现象学，“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完成的哲学”，作为经典随着时代变迁其问题意识已发生改变，但经典中哲学把握世界的方式依然具有经典的意义。马克思的后学者们如何将时代问题反映在哲学中，如何以哲学的方式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我们从经典中依然可以获得有意义的借鉴。我们正在从对西方学术路径的依赖，走向学术自主、理论自信，在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的感召下，学者们创造了很多慷慨激昂的理论和震撼世界的词句。希望，在理论的激情与建构之后，我们回望世界的知识体系、人类的思想图景，中国学者拥有重要席位。所以，中国学术的使命和责任担当，要求我们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回答时代之问，并将这种回答凝结在具有标识性和普遍性的概念和学术体系中。毫无疑问，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我们将开启一个新的理论时代。我们将从全球视野下的中国道路或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进入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征和内涵层面，这种中国特色的理论建构、现实规划和未来预期将向国际学术界展示我们的理论高度。
在这里，必须再次强调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自主性。历史是一本打开的人类实践的书，而不是西方文本中学术概念和理论句式的堆积，在严重依赖西方思想体系的学术语境中，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理解及解决方式在许多方面都是在西方历史发展模式下被规定的。西方历史衍化的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伦理的版本都是在讲述一个与西方有关的故事。因此，在本质上和现实性上，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和社会转型是中国自我认识的过程，是中国历史重新发现的过程，也是中国现代化思想重建的过程。以中国为主体也是以中国为对象的历史观，是中国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思想基础，是以中国历史经验为依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同时也是中国自我评价的历史价值观。由此出发研究中国社会性质，探索中国发展道路和明确中国社会转型方式，均应围绕中国历史和现实特点来展开，必须在中国的语境与史境中研究中国问题，并充分揭示出中国区别于西方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
基于中国的历史特质与历史经验来设想中国的现实变革，是在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前提下展开对中国未来的想象。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以及这一实践所形成的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已在世界意义上获得了广泛的关注。这需要理论界学术界深入研究其中的历史逻辑、理论意义和学理基础。应该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品格所承载的历史使命，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为捕捉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问题而提供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作用的哲学视角。在思辨世界中构造精神体系，在社会生活的表象上流于空泛的理论叙事，在纯粹的文本中注经释义，这些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精神相去甚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现代化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真实体现，是中国人民对时代精神的深刻表达，也是当代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引领旗帜。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思想家的理论创造提供了机遇。马克思哲学论坛依然期待着马哲界真正实现话语方式与研究方式的转变，真正将学术植入我们存在其中的社会本质的那一度，深刻揭示隐含其中的历史逻辑和理论意义，在思想中把握我们的时代。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马克思主义理论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