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统治者为了稳定政局，确立了“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的制度原则。特别是宋太宗对外进取迭遭挫折之后，注意力全面转向内部，使得官僚集团弥漫着因循保守的气息。反映在思想学术上，宋初占据统治地位的官方儒学，仍是以章句训诂为主要特征的注疏之学，《五经正义》等是法定的经学教材，讲学取士，一本于此。但当时也有一项意义深远的举措，就是崇文抑武、作养士气的政策始终得到强调，并成为两宋时期的基本国策。到北宋中叶，这项政策终于开花结果，引起了思想学术领域的一场革命，即新儒学的兴起。从经学的角度而言，称新儒学为“宋学”更为确切。它始于治经、释经方法的革新，是作为对汉唐注疏之学的否定而产生的。继而发展为在诸多领域对传统儒学的主题转换和学理更新，完成了由义理之学向心性之学、性理之学的转变。也因为如此，宋代的学术与思想才具有了卓然有别于汉唐之学的全新气象。
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
清代四库馆臣首先提出经学史上的汉、宋之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经部总叙》称：“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并以偏重于考据或是偏重于义理来区分汉学与宋学。戴震说：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宋儒得其义理。其后，江藩作《国朝汉学师承记》和《国朝宋学渊源记》，以汉学和宋学区分此前的经学流派，受到广泛认可。
汉唐注疏之学以章句训诂、名物考据为释经之具，以家学授受为传经之法。其末流至于弃经从传，支离繁琐，拘守师说，专主记诵而了无发明，致使儒学的生命力日益衰竭。皮锡瑞评论《五经正义》时说：“议孔疏之失者，曰彼此互异，曰曲徇注文，曰杂引谶纬。……名为创定，实属因仍。”陈寅恪也指出：“唐太宗崇尚儒学，以统治华夏，然其所谓儒学，亦不过承继南北朝以来正义义疏繁琐之章句学耳。”
振兴儒学的理念，可以追溯到唐朝中后期。韩愈痛感于儒学的衰弱，著《原道》一文，推尊孟子，认为孟子得孔子正传，主张重振儒家道统，强调儒者治心的目的在于有为。他一方面排斥佛、老，另一方面也在自己的学说中揉进了不少佛学因素。李翱作《复性书》三篇，借鉴佛理阐发儒家心性修养学说，援佛立论的色彩更为浓厚。在经学领域，啖助、赵匡和陆淳的新《春秋》学兴起，务在考《三传》之得失，主张立忠为教、原情为本、救时之弊、革礼之薄，开宋人经学变古的先河。
宋学的兴起，约始于宋仁宗时期。伴随着士大夫自我意识的觉醒，经学领域出现了“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的新风尚。与汉唐注疏之学相比，宋代新儒学具有几个主要特点：第一，不专守先儒旧注，强调追本溯源，注重阐发本经意旨，具有较强的疑古色彩；第二，不拘泥于章句训诂、名物考据的治经方法，强调义理之学，较之汉学更具思辨色彩；第三，儒者治学不仅限于治经，更重视修身，提倡正心诚意，通过自身的涵泳体悟和笃实践履，以臻于圣贤之域；第四，重视自由讲学和师友之间的切磋琢磨，以恢复师儒之道为光大圣学门户的必要前提；第五，在排斥佛、老，突出儒家正统地位的同时，也注重吸收各家的思想精华；第六，强调明体达用、通经致用，以圣人之学为指导，服务于国家社会。
范仲淹主张治学须以道德为先，以宗经为要，强调亲仁、俟时、济物、守诚四者统一。胡瑗倡导“明体达用”之学，开创了“沈潜、笃实、醇厚、和易”的学风。他的《洪范口义》“俱驳正注疏，自抒心得。又详引《周官》之法，推演八政，以经注经，特为精确。……虽平近而深得圣人立训之要”，《周易口义》大胆疑经，自立新解，是宋儒以义理解《易》的先驱。孙复治《春秋》本于陆淳而增新意，不惑传注，议论深刻，有贬无褒，其得在于开创了宋人治经不泥章句训诂、专重义理阐发的风尚，其失在于自拟圣人，偏断臆测。刘敞博通儒术，尤精于礼学，治《春秋》进退诸说，依经立意，训释远过于孙复。所著《七经小传》也受到广泛推崇。石介“经术博深，议论坚正，以扶持名教为己任”，致力于排斥佛、老，为新儒学鸣锣开道。
欧阳修不仅是古文运动的领袖，也是一位独具创造精神的经学家。他是宋儒中最早对《易传》提出质疑者，认为：“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学《易》者，杂取以资其讲说，而说非一家，是以或同或异，或是或非，其择而不精，至使害经而惑世也。”此论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同时，欧阳修并没有因为《易传》诸篇非出自圣人之手而否定其价值，他敏感地认识到《易经》解释系统不断走向抽象化、哲理化的过程，认为《易传》诸篇的陆续问世，既是这一过程的反映，也是《易》学的义理价值得以确立的依据。他还认为《春秋三传》不可尽信，《诗经》毛、郑所注多有讹误，《周礼》也是不完之书，对宋儒弃传从经乃至疑经之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从嘉祐、治平年间开始，新儒学的发展进入第二个阶段。宋儒在疑传注、辨义理之余，转而浸淫于“心性”“性理”和“天道”的讲求与探讨。这种学术旨趣的转变，既反映了宋儒形而上的思辨冲动，更体现了他们重构天人之际、捍卫儒家道统的强烈使命感。
王安石既是一位政治改革家，又是一位卓有建树的经学家。在北宋中后期，除了哲宗元祐年间以外，他的《三经新义》一直是官学教育和科举取士的法定教材，荆公新学也长期居于官方显学的地位。就学术气质和治经方法而言，荆公新学是宋代义理之学的继承和发展，主张经世致用，用“先王之道”打破迷信祖宗家法的风气，推行广泛的社会政治改革。他说：“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他治经的目的，首先在于致用。在这一点上，他与李觏注重《周礼》、依王制阐述社会政治理想、设计富国强兵蓝图的治经理路是一脉相承的。
变法期间，他依儒经立言立论，为其改革措施张目。发挥《礼记·王制》中“同风俗，一道德”的思想，以《三经新义》造士，试图统一思想舆论，在端正士风的同时达成世风的丕变。凡此种种，既是宋代经学发展的自然产物，也是配合变法运动的政治产物。
同时，王安石又强调为己自得之学，在人性修养和道德学说方面多有创获，成为宋学由义理之学向心性之学、性理之学转变的重要一环。侯外庐评价说：“道德性命之学，为宋道学家所侈谈者，在安石的学术思想里，开别树一帜的‘先河’，也是事实。”
王安石认为：“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他对自古以来聚讼纷纭的性、情关系问题加以辨析，认为性、情是体用关系，只有内外之殊，并无善恶之别。性为未发之假名，情为已著之实感。性、情之相须，如弓矢之相待而用。性、情的善恶分野，以致用为断，以当与不当于理为则，是运用之结果，非本体所固有。历来学者以性、情为对立之两事，倡言绝其情而养其性，是不知性理之本原。他以性无善恶为说，并不是要抵消人们去恶从善、化愚为智的热诚，而是为了强调后天努力的重要性，唤起儒者的道德自觉，为承担重大的社会使命做好准备。他发挥孟子尽心知性、修身俟命的观点，认为君子立身进学，当服膺圣人之道，不可以时胜道。只有这样，才能守道任时，变时之道。又援引《系辞》，主张精理之道在于致一，修身之要在于崇德。只有达成致一与致用的统一，语道之序、修身之途才能焕然于心。
自王安石以后，“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蔚然成风。宋学也由疑传注、辨义理、正名分的初始阶段进入渐涉心性之精微、重构圣学体系的成熟期。在这场意义深远的思想变革中，王安石无疑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之一。
心传承孔孟 道学启后儒
理学在宋代又称“道学”，是宋学发展到更高阶段的产物。所谓道学，即道统之学，就是以天地必然之理，立人道当然之则。所谓道统，就是传承真理的圣贤谱系。《宋史》首创《道学传》，位在《儒林传》之前。与庆历之际的学统四起、流派纷呈相比，新儒学由博通转向精微，由热衷于经世致用转而更重视学理的探讨和心性体悟，由庞杂丰富走向规范定型，学术体系趋于完备和成熟，思辨水平明显提高，由此收获了宋朝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成果。
周敦颐、张载、二程继承和发扬孟子一系从内在心性推衍外在治道的思路，结合《周易》和佛、道思想中的本体论因素，主张天理与人道同体，内圣为外王之基，致力于挖掘和构建儒家道德伦理的本体价值，使传统儒学得以变化气质、脱胎换骨。
在经典的选择方面，《四书》的重要性也超过了《五经》。在他们看来，《论语》载述圣人之言，观之可得圣人作经传道之旨；《孟子》内含丰富的心性论和王道思想，主张反身而诚，得孔子之正传；《大学》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齐治平、连接天人的“入德之门”；《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圣人之道载于《四书》，具有“丈尺权衡”的性质。《周易》与《尚书·洪范》作为构建儒家天人体系的基本经典，也受到他们的特别重视。在经典诠释的理论深度方面，他们在义理解经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哲理的诠释。在处理儒学与佛、道的关系方面，他们大都有过博习泛览、出入诸家、返求儒经而后得之的经历，对佛、道二教采取了既排斥又吸收的态度。
熙宁之初，二程也是“同风俗，一道德”的热忱拥护者，赞成用正统的经学理论统一朝野思想，通过改革教育和科举制度，践行其振兴儒家道统的理想。当荆公新学居于官方正统地位时，由于“诸生一切以王氏经为师”，道学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坚持授徒讲学，注重克服新学本身存在的驳杂之弊，吸取新学独尊时期思想专制和功利倾向日益严重的教训，提出了不少有针对性的真知灼见，不仅使自己的学说日益精进，而且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和方法，使道学得以薪火相传，绵延不绝。到南宋时期，道学虽几经磨难，却能以顽强的生命力为自己开辟道路，最终迎来学术昌明、讲学兴盛的局面。
宋代新儒学的兴起，适应了唐末五代乱离之后重建王朝统治秩序和纲常伦理的社会需要。在强邻环峙的外部环境下，士大夫投身到复兴古典传统的事业之中，有助于增强正统国家观念以及文化上的统一性和凝聚力，其在思想文化和政治上所表现的主动性，超过了以前的汉、唐和后面的元、明，造就了宋朝文治昌盛的局面。但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引导出近代化进程，新儒学的着力点也不是为新制度开辟道路，而是对固有文化传统的重建，并且这一思想成果本身又构成新的传统的一部分。虽然道学最终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在道德理性和内部秩序的重构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民族精神却失去了汉、唐时代恢宏开拓的气象。宋朝以后，宗法、贞节、孝道等观念大行其道，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强固。科举时文占据了士人的精神生活，使他们追求和探索新知的创造力日渐迟钝，这也是导致中国社会长期稳定却陷于停滞状态的原因之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