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内容，无论是翻译实践还是翻译研究，均开展得如火如荼。在研究内容上，以往我国典籍外译内容主要聚焦于四书五经、古典诗歌、古典小说等文学类和哲学类著作。目前，越来越多的译者对史学、科技、兵学及少数民族等方面的典籍外译产生兴趣。不过，虽然研究对象有着个性化的不同，但研究结论却显得有些扁平化，这是因为以文本为中心的“注经式”（即诠释意义的主流研究范式）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传统的研究范式不仅有碍于理论思考和研究深度的拓展，也不利于在翻译实践遇到问题时及时查漏补缺，作出积极有效的调整。只有将注经式研究范式变革为“以人为本”的动态研究范式，才能够带来认识上的突破，从而有效推动翻译批评和翻译实践。
注经式典籍翻译研究范式
注经式研究的做法是用史料证明静态的文本意义，只有当涉及译者的时候，研究者才关注译者生活的历史环境对于翻译理解和表达的影响，但这种关注力度有限，只是作为对意义解读的一种铺垫。
注经式研究范式是传统文本中心做法的延续。即使研究者已经认识到翻译是一种社会活动，也仍然把原文作为“经典”看待。但问题随之而来。其一，意义不是静止不动的，既有静态的词汇意义、形式意义、内涵意义，也有动态的语境意义和联想意义等。其二，既有文本层面上的文本意义，也有人本层面上的作者、角色化后的意义等。其三，解读意义的是人，而人有主观性的一面，也会受到自己知识的限制。传统上对于意义的解读，主要用于比较语言和文化，适用于学习者进行对照式阅读，缺点是不能够解释翻译作为一种活动的真实生态。所以，亟待把典籍翻译批评提上议程，建构以人为本的动态研究范式，即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指导的典籍翻译批评新范式。
以人为本的典籍翻译批评
翻译是一场复杂的活动，当经典的“意义”加入了活动中涉及的复杂因素后，单纯的意义也就变得复杂化了，比如译者自己的主观目标和环境性因素对于意义的影响。研究者必须是客观的、冷静的，否则就难以进行科学的评价。
传统的“翻译实践”被具体化为“理解”和“表达”，一切以服务于准确再现原文的意义为准。或者说，传统上所说的“理解”和“表达”，是限于语言方面的，围绕语言所承载的意义做文章。进行翻译实践时，这种做法服务以原文为中心的目标指向和定位，但作为描摹翻译生态的翻译研究，又有失全面。传统上所说的“表达”貌似为读者服务，但实际上不是真正地为了读者的接受，而是为了帮助阐释原文意义。这是来自传统思想和研究范式的约束，翻译家杨绛所说的译文与原文的距离“愈小愈妥”，就很好地说明了译文之于原文的关系。目前的翻译过程研究有自己的中心，比如翻译过程的认知研究。从微观上的“翻译实践”扩大到宏观上的“翻译活动”，才真正逐渐延伸到对于翻译过程的关注。
20世纪关于“翻译标准”的大讨论，就是把译者的实践和研究者的研究归并到了一起。译者和研究者都要求翻译实践“忠实”于原文，研究者充当了翻译实践者——译者的代言人，难免形成鸡同鸭讲的局面，研究者解释不了翻译活动中的各种现象。对于翻译过程的研究，当译学界都认为单维的“忠实”反映不了翻译活动的复杂性时，研究上却蹈入了这一覆辙。只有改革目前的研究范式，才能使典籍翻译研究实现跨越式发展，而译者行为批评“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恰逢其时。
典籍翻译批评框架
典籍翻译批评是多维的，但要使研究范式得到革新，就需要将目前的静态典籍翻译研究转变为动态的典籍翻译批评研究，把典籍翻译作为过程和活动来对待。翻译批评需要顾及全面性、客观性和科学性的总目标，典籍翻译批评亦然，而要实现这些目标，仅仅向原文靠拢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只要让自己的翻译产品进入流通领域，就会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
典籍翻译批评有很多研究内容，比如对评价者的身份研究。研究者会在潜意识中纠结于自己身份的微妙变化。比如，钱锺书评价林纾的翻译“尽管翻译误译随处都是”的时候，他是客观理性的评价者；当他“发现许多都值得重读”“就觉得宁可读原文”时，他是主观体验的读者；当他感叹内心的纠结“这是一个颇耐玩味的事实”的时候，则是他的现实身份和心理身份纠结的表现。目前，在翻译实践上，译学界对于典籍翻译实践中译者的角色化已经有了一些研究，确认了典籍翻译中的“研究者角色”“双重读者角色”等，这些是对实践者身份鉴别的研究。
以文本为中心解读意义和以人为本的人学研究路径有纠葛之处，它们分属完全不同的研究视域。比如，从文本意义上讲，翻译家傅雷一遍又一遍反复地翻译，就是不断向原文意义靠拢的表现，对照复译本作注经式文本意义解读的研究并没有问题，但从人的角度讲，他一遍又一遍地复译不正好说明他的社会性得到了张扬吗？对照复译痕迹研究其过程、对照不同的复译本对社会的影响并从社会背景反观翻译的选择等，就属于以人为本的动态研究的范围。这种研究方式均能够在译者行为批评“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内得到解释，这是典籍翻译批评的意义之所在。
注经式研究是把经典作为经典来看待的，但这还远远不够，只有关注过程、人等意志体以及社会活动中的各种因素，才能够把一个译本的生成说透。在“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中，立足“行为”（跳出文本意义）看“文本”的意义传递和“社会”接受。站在“人”的范畴看世界（文本和社会），就会有不同的发现。制约文本意义的是什么？是传统上的词汇、句子和语篇等内容；制约行为的是什么？是过程、身份、意志、目标、行为等一切为了“务实”于社会而使译者的社会性得到张扬的内容；制约社会的是什么？是对于社会造成影响的内容（如原文的思想）和把社会作为背景（如接受数据、市场反应）而反观并影响原文意义和翻译生成的过程因素。在译者行为批评“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内，完全可以基于事实进行广泛的细化，从而将典籍翻译批评落到实处。因此，体系化典籍译者行为批评亟待提上议程。
（作者系扬州大学翻译行为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