褒善贬恶既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命题，又是其核心宗旨。然而，自近代以来西方科学主义史学传入后，褒善贬恶因其浓重的道德评判意味而遭到人们的厌弃，内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也不再受人关注。有鉴于此，揭示褒善贬恶被遮蔽的文化内涵，对于正确认识传统史学的价值，尤显重要。
以史育人
人们经常把传统史学的褒善贬恶追溯到孔子作《春秋》。《左传》认为《春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司马迁评价《春秋》，特别指出其“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褒贬大义。刘勰也指出《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诫；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刘知幾也说：“《春秋》之义也，以惩恶劝善为先。”可见，《春秋》褒善贬恶在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史学发挥“垂训”功能、以史化人的代表。
自孔子以后，褒善贬恶即成为传统史学之成法，相关言论不绝于书。荀悦认为史学的作用就是褒善贬恶，使“善人劝焉，淫人惧焉”，他撰述《汉纪》就是要“惩恶而劝善”。柳虬认为设立史官的重要作用就是“彰善瘅恶，以树风声”。刘知幾说：“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李翱认为史官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劝善惩恶，正言直笔，纪圣朝功德，述忠臣贤士事业，载奸臣佞人丑行”。沈既济认为史学褒善贬恶是“正君臣”“维邦家”“纬人伦”“经世道”的重要手段，所谓“善恶之道，在乎劝诫。劝诫之柄，在乎褒贬”。司马光作《通鉴》，目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苏天爵指出“史之为书，善恶并载。善者所以为劝，恶者所以为戒也”。清代实证史学发达，但以史书褒善贬恶的言论依然不绝于耳，戴名世就说：“夫史者所以记政治典章因革损益之故，与夫事之成败得失，人之邪正，用以彰善瘅恶，而为法戒于万世。”
褒善贬恶还是古人评论史书优劣的重要标准。凡是起到惩恶劝善作用的史书，大多得到嘉评。《晋书·陈寿传》评陈寿《三国志》时说：“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特别提到“劝诫”“得失”“风化”。唐人殷俏评《史记》《汉书》《后汉书》，认为这三部史书“劝善惩恶，亚于《六经》”。清人赵翼特别推崇欧阳修《新唐书》，其理由就是“寓褒贬于纪传之中”。可见，在古代史家心里，褒善贬恶具有极高的地位。
传统史学褒善贬恶，不仅对下，扬忠臣义士、诛乱臣贼子；而且主要对上，褒圣王明君、惩昏君暗主。《尚书》首开“以史戒君”先河，自此以后产生了不少评议“君德”的史著，如《帝王略论》《贞观政要》等。古代史家经常把君主分类，以体现自己的褒贬。荀悦将君主分为王主、治主、存主、哀主、危主、亡主六类，司马光将君主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五类，意在褒王主、治主、存主、创业、守成、中兴之主，贬哀主、危主、乱亡之主。历代君主加谥，也蕴含着褒善贬恶的思想。专制社会，帝王决定王朝前途，其言行直接关乎生民休戚和国家兴衰。君主的善恶，不仅是私德，更是公德，具有垂范和引领的意义。传统史学将褒善贬恶的矛头指向帝王，就是让后世君主产生“警畏”，规范自身行为，引领民众德性向善，形成醇厚的社会风气。
可见，褒善贬恶是传统史学的重要观念，史家治史就是要通过褒善贬恶来提升人们的德性，增强人们的见识，实现以史育人的目的，这是古代史家的普遍追求。
呈现方式多样化
褒善贬恶在中国传统史学中有诸多呈现方式。其一，“春秋笔法”。“春秋笔法”被看作是褒善贬恶的重要书写方式，这种方法通过“属辞比事”，以一字寓褒贬的形式，表达史家对善恶的评论，首创者为孔子。孔子作《春秋》，同样写杀人，有杀、诛、弑等区别，杀无罪者曰杀，杀有罪者曰诛，下杀上曰弑；同样写战争，有伐、侵、战、围、入、灭、救、取、败等字眼，通过有选择性地用字和写作方法，形成了一套“书法义例”，将“史义”贯穿其中，用以褒贬史事。后世用此方法作史者不乏其人。欧阳修纂《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就重视对“一字褒贬”笔法的应用；袁枢作《通鉴纪事本末》，用“平”“伐”“讨”“据”“灭”“乱”“逆”“叛”“祸”“争”“变”等字眼，表达自己对史事的褒扬或贬斥。“平”“伐”“讨”为褒，“乱”“逆”“叛”“祸”为贬。当然，因为史事的复杂，“一字褒贬”的书法往往会出现武断的现象，故而经常遭到人们的批评。
其二，寓论断于序事。早在先秦时期，《左传》就有了“寓论断于序事”的写史手法，但真正纯熟运用这一方法的是司马迁。司马迁《史记》在叙述史事的过程中寓褒贬，或借史料之取舍传心中之隐曲，或在文直事核、美恶必显中意有独至，或托他人之口代自己立言，以达到褒善贬恶的目的。如司马迁记载刘邦逃命，推堕子女于车下，“如是者三”，记载刘邦、项羽对垒，刘邦要“分我一杯羹”等，看似不置一词，实则表明了司马迁对刘邦自私、狠毒、无赖品行的鄙夷和贬斥，寓意深刻。后世史书，仿效者众。
其三，设立传目。纪传体史书通过“类传”的方式，将生平行事具有相同或相似特征的历史人物归并到一起叙述，彰显“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善恶评判。譬如《循吏传》《良吏传》《忠臣传》《忠义传》《死节传》《诚节传》《孝友传》《孝义传》《孝行传》《列女传》《独行传》《卓行传》《逸民传》《隐逸传》等，记载的都是值得褒扬的人物，体现的是“善”；而《酷吏传》《佞幸传》《恩幸传》《奸臣传》《叛臣传》《逆臣传》《贰臣传》《流贼传》之类，记载的都是要贬斥的人物，代表的是“恶”。如此设立传目，一善一恶，一褒一贬，史家态度尽显其中。
其四，论赞、史评和史论。论赞是古代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左传》的“君子曰”，意在发表对史事的评论。《史记》的“太史公曰”，《汉书》的“赞曰”，《三国志》的“评曰”，《后汉书》的“序”“论”“赞”，《后汉纪》的“袁宏曰”，《资治通鉴》的“臣光曰”，等等。“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史家以论赞褒贬予夺，成为传统史学最常见的方式。此外，史评、史论类的著述也都体现着“褒善贬恶”的价值取向。如贾谊的《过秦论》、陆机的《辨亡论》、柳宗元的《封建论》、范祖禹的《唐鉴》、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等，都有褒贬善恶的内容。
引领社会向善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很大一部分要依靠道德的维系，人的善恶会影响社会风气甚至政治秩序的好坏，史学褒善贬恶，“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价值取向是引领社会向善。但是，这样的作史准则遭到近代以来科学主义史学思潮的质疑，其价值和意义一直被遮蔽，没有得到理论上的澄清。
其一，求真与求善的关系。以求真为首要目标的科学主义史学认为，传统史学褒善贬恶，必然掺杂个人好恶，为了某种目的而篡改历史，影响历史的真实。其实，传统史学并不存在“求真”与“求善”的冲突。相反，二者是统一在一起的，古代史家经常将“直书其事”和“惩恶劝善”放在一起讨论。唐代刘知幾说：“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宋人吴缜认为：“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很显然，古代史家认为，史书要做到惩恶劝善，必须“直书其事”。换言之，“直书其事”的目的就是“惩恶劝善”，求真是前提、手段，求善是目的、归宿。
近代科学主义史学最为诟病的是南史、董狐修史行为。他们认为南史、董狐修史按照一定的礼法标准书写历史，体现的是褒贬，而非真正的直书。尽管如此，传统史学惩恶劝善的意义依然无法抹去，因为古代的“礼法”有一整套的社会规则，不管是臣子还是君父，只要违背了这套规则，都在传统史学的劝诫之内，引领人们向善的意义不可忽视。至于史学上“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做法，也要看尊者、贤者、亲者是否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否则就不必为他们隐讳，刘知幾所谓“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就蕴含了这样的思想。因此，理解传统史学求善与求真之间的关系，必须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意蕴，否则就会陷入纯粹客观主义的泥淖中不能自拔。
其二，道德的历史性和合理性问题。传统史学对历史进行褒善贬恶式的道德评判，其标准是儒家伦理纲常。儒家伦理纲常近代以来被认为是“吃人”的道德。因此，传统史学的“道德垂训”就成了人们唾弃的对象。虽然善恶的标准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决定历史道德诉求标准普遍性的，一定是人之为人的基本人性，因为历史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以今日眼光观之，传统史学褒善贬恶，具有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的作用。就消极方面而言，儒家纲常是传统社会有序运转的伦理保障，史学进行节妇烈女、孝子贤孙式的道德审判的确是在“吃人”，宣扬礼法等级名分确实加重了中国人的奴性，看似稳定的社会秩序的背后是人之为人的个性的泯灭。就积极方面而言，传统史学的褒善贬恶，并非“成王败寇”式的功利主义的评价。古代史家不会因功业之“成”而宽恕其中所体现的行为之恶，也不会因为功业之“败”而忽略其中所体现的行为之善。褒善贬恶的核心是完善人的品性，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而非为成功者唱赞歌，为失败者唱挽歌。它有着更长远的考量，那就是要实现完善的道德人，并把它当作人类历史的终极目标。“义”高于“利”，“王道”高于“霸道”，“道统”高于“治统”，道德的正义高于政治的权力，是褒善贬恶的理论根据。
善、恶与历史发展是古今中外史家关注的重要问题。西方史家特别关注“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奥古斯丁、维科、康德、黑格尔等都从不同角度论证“恶”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客观分析了殖民者“卑鄙的利益”这种“恶”对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中国古代史家从来不认为“恶”对历史有推动作用，他们认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是“善”。他们褒扬“善”，贬斥“恶”，目的就是希望人们发扬人性中的善，克服人性中的恶，促进人的道德升华，从而“树之风声”，引领人类社会向善。
英国史家阿克顿告诫说，不要让史学的道德评价力量贬值，“历史有权对作恶行为施加处罚”。如果我们掸去传统史学道德评判中那些时代的浮尘，或许会对褒善贬恶的价值和意义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