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河流域的乌尔第三王朝（约公元前2112—前2004年）崩溃后，西亚进入列国争霸时期，绝大多数国家都被绑在了大国争霸的战车之上。有关此时期的外交文献多出土于叙利亚境内的马里古国遗址，故外交史学界将这一时期称为“马里时代”（公元前2000—前1700年）。在马里时代，叙利亚的延哈德、卡特那、马里，伊朗的埃兰，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拉尔萨、埃什嫩那、埃卡拉图等大国，主导了西亚的地区局势与国际秩序。这些大国之间爆发了持续性的争霸战争，他们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往往纠集一些中小国家组成军事同盟。在这种背景下，弱国、小国不得不选边站队。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西亚各国采取会盟等外交活动来消弭战争、维系和平甚至结成攻守同盟，诸王通常以“赢取外交的胜利”这一方式来促成“军事的胜利”。
“刑驴”仪式不可或缺
一般而言，在马里时代的西亚外交活动中，无论结束敌对关系，还是结成友好关系，抑或缔结军事同盟，往往都要举行会盟。在会盟中，通常会有刑牲而盟的仪式。在马里出土的泥板文献（下文简称“马里文献”）中，“刑牲”一词通常用一个西塞姆语词汇来表示，直译为“宰驴、杀驴”。其他文献则使用了不同词汇，如“打击或宰杀驴”“摸驴蹄子”。
彼此交恶的国家在重建和平时，往往要举行刑驴仪式。马里文献记载道，今伊拉克境内的库尔达国与阿达里格国握手言和时，“他们（库尔达人）来到他（阿达里格国王阿塔伦）面前，以便他们和汉谟拉比（库尔达国王）建立和平。他（阿塔伦）听了他们的汇报，也听到了（他们的）和平的请求”，阿塔伦派人对库尔达国王汉谟拉比说：“宰杀驴子，我们之间会建立起和平与良好的关系。”在马里文献中，有时候用“宰杀和平的驴子”一词指代国家之间结成的和平与友好关系。例如，马里国王金瑞林（约公元前1774—前1761年在位）宣称：“我将和穆特巴尔部落宰杀一头和平的驴子。”再如，一份马里文献记载了阿达里格国的另一位国王赫姆迪亚联合盟友对一个未知名的国家作战，其中提及交战双方尚未“宰杀和平的驴子”，没有“建立起友好关系”。有时候，马里文献用“与某某国或部落举行宰杀驴子仪式”来指代会盟。例如，一份马里文献提及达干神要求马里国王金瑞林“不要与雅明人（西亚的一个部落）之子举行宰杀驴子仪式”。
一些小国君王在臣服霸主时，也会举行刑驴仪式。例如，卡拉那国（今伊拉克境内）在臣服于马里时，举行了集会。马里文献对此记载道，卡拉那国的国王“阿斯库尔-阿杜宰杀驴子时，他的国家（的人）在他面前集会，并对他说：‘现在，你抓住了（马里王）金瑞林的衣襟，他是我们的主人和我们的父亲。’”有时候，一些国家集体向某个大国宣誓臣服时，也举行刑驴仪式。马里文献记载了阿达里格国王阿塔伦与其他几位国王商议臣服于马里国王金瑞林的事情，该文献以刑驴为叙事的分界点，记载了宰杀驴子之前与之后的情况。可见，刑驴是会盟仪式中的重要环节。在弱国臣服于强国的结盟仪式上，弱国往往须表达对强国的忠心。卡拉那国的贵族要求他们的国王阿斯库尔-阿杜忠于马里国王金瑞林，“你不要给别的国王写信！ 你也不要再找别的国王了”。阿达里格国王阿塔伦等臣服于马里国王金瑞林时，“在宰杀驴子之前，当他们在交谈时，阿塔伦……面对巴比伦人、埃什嫩那（今伊拉克境内）人、图鲁基人（西亚的一个族群）、在他面前的7位国王和联盟的军队，他说了以下的话：‘除了我们的父亲、我们的兄长和我们的向导金瑞林外，我们不承认其他国王。’”
不同国家之间结成军事同盟，同样会举行刑驴仪式。今土耳其境内的哈兰国曾联合某些国家对德尔国（位于幼发拉底河的支流巴里赫河流域）作战，马里文献对此描述道，哈兰国的国王“阿斯迪-塔基姆，与扎尔马库姆（位于巴里赫河上游地区）的国王，以及雅明人的酋长和长老们在哈兰国的月神辛神庙里宰杀驴子”。该文献也描述了这次会盟的目的：“扎尔马库姆地区的国王们宣布了以下的话：‘我们要去与德尔交战。而我们这些国王都将出征。’”马里国王金瑞林派遣伊巴尔-埃尔主持伊达马拉西地区（位于幼发拉底河的支流哈布尔河流域）的会盟，在举行宰杀驴子仪式时，伊巴尔-埃尔要求会盟者“不要疏忽！让你们所有的部队都出动”，会盟者则表示“我们会去的”。可见，这是一次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会盟。
不管会盟的目的是什么，缔约方在参与刑驴仪式时，往往要向神明许下誓言。马里文献常常把刑驴与举誓视为会盟的重要程序，一份马里文献有着这样的语句：“在驴子被宰杀之前，在神圣的誓言被许下之前。”刑驴与举誓在会盟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一斑。一旦参与方将会盟内容商议妥当，“兄弟们（即各国的国王）就许下神圣的誓言”。这样，“一个国家的国王就会受到宰杀的驴子与他所说的话（即誓言）的约束”。可见，马里时代在举行刑牲时，缔约方要在刑驴的同时发下誓言。
驴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
在哈奈人（马里时代西亚的一个游牧族群）与伊达马拉西人会盟时，他们打算刑用母山羊和幼犬，但遭到了马里国王金瑞林的代表伊巴尔-埃尔的反对。一份马里文献对此描述道：“为了宰杀哈奈人和伊达马拉西（人结盟）的驴子，我（伊巴尔-埃尔）去了阿什拉卡（伊达马拉西的王城）。他们带来了一只幼犬和一只母山羊。我敬畏我的主人，我没有接受幼犬，也没有接受母山羊，但我杀了一头驴驹。我建立了哈奈人和伊达马拉西人之间的和平。”另一份马里文献记载了类似情况。伊达马拉西地区结盟者的代表对伊巴尔-埃尔说，“让我们宰杀一只母山羊或幼犬，以便我们发下盟誓”。但是，伊巴尔-埃尔不同意。他说：“古往今来，我们的主人金瑞林从来没有为了举誓而宰杀一只母山羊或幼犬。”最后，伊巴尔-埃尔花钱买了一头驴驹，作为刑用牲畜，从而为“哈奈部落和伊达马拉西人”建立起了“友好和同盟”。
马里国王金瑞林的代表伊巴尔-埃尔与哈奈人、伊达马拉西人在刑用牲畜上的分歧，反映了他们各自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在幼发拉底河的支流哈布尔河流域，生活着游牧族群哈奈人、旱作农耕族群伊达马拉西人，这两个族群之间定期交换物品。其中，哈奈人用山羊、绵羊、奶、奶酪交换伊达马拉西人的谷物。因此，无论对于哈奈人而言，还是对于伊达马拉西人来说，牲畜都有重要意义。在举行会盟时，哈布尔河流域的国家或部落自然会以山羊和狗作为刑用牲畜。而地处幼发拉底河中游干旱区的马里王国，发展起了小规模的灌溉农业。因此，牲畜在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中并非特别重要。马里是西亚地区商道的必经之地，除了依靠河水转运货物外，主要使用驴子运输各种商品。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约公元前1792—前1750年在位）对马里的交通工具有着如下评论：“你们国家（即马里）的（交通工具）是驴子和车，这个国家（即巴比伦）的交通工具是船。”可见，驴子在马里王国的生产和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对于马里人而言，驴子是非常重要的牲畜。因此，在举行刑牲而盟的时候，自然会选用具有重要地位的驴子。
在马匹普及之前，古代西亚人主要使用驴子作为驮兽。古亚述时代（约公元前2000—前1600年），亚述商人用驴子把纺织品和锡运到小亚细亚，然后再把小亚细亚的金银运回亚述城。马里文献提及用驴子运送粮食等货物。例如，“现在有50驴驮的粮食”，“他的一队驴子（去了）拉扎马（今伊拉克境内），在那里留下了粮食”，“伊什美达干（埃卡拉图王）让他的驴子驮着粮食进入拉扎马”，“300个亚述人和300头驴离开了埃卡拉图前往卡拉那”。除此之外，驴子也是使节的代步工具，马里文献常常把使节称为“骑驴人”。例如，“库尔达国的信使——骑驴人”，“库尔达王汉谟拉比的信使——骑驴人”，“埃什嫩那国的信使——骑驴人”。巴比伦与埃兰交恶后，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扣押了埃兰的使节及其驴子。有学者对驴子在各国交往中的作用作出这样的评价：“驴子就是那时的集装箱卡车，它把青铜时代的世界联系在了一起。”
除此之外，驴子还被用于军事战争。在早王朝时代（约公元前 2900—前2350 年），苏美尔人就曾使用驴子拖曳战车。在乌尔国王乌尔帕比尔萨格（约公元前26世纪在位）墓出土的“乌尔军旗”上，描绘了士兵驾驶着驴拉战车作战的场景。伊拉克的阿格拉布丘出土了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铜战车模型，拉车的是4头类似驴子的牲畜。直到公元前2000年，古代两河流域的战车通常由4头家养驴或杂交驴（家养驴与中亚野驴杂交所生）拖曳。2022年，巴黎大学的古遗传学家从叙利亚的乌姆—马拉遗址出土的驴子骨骼提取的DNA证实，这种驴子是家养驴与中亚野驴的杂交品种。由此可见，古代西亚人采用家养驴与野生驴杂交的方式，来获取奔跑速度较快的新品种，以满足使用战车作战之需。
驴被视为王权象征
由于驴子在生产生活和军事中的重要作用，古代两河流域人逐渐把驴子与权力联系在一起。拉伽什（今伊拉克境内）国王古迪亚（约公元前2140—前2120年在位）的滚印铭文记载了修建埃尼努神庙的缘由：古迪亚梦见他的身体右边有一头牡驴在刨地，于是他向南什神询问。南什神为他解梦，说这头牡驴就是古迪亚，驴子刨地象征着古迪亚在建埃尼努神庙。由此可见，当时驴子已经成为统治者的象征。在马里文献中，驴子象征着国王的威仪。例如，马里国总督巴赫迪林提议马里国王金瑞林乘坐驴子驮着的轿子，他说：“我的主人应该尊重他的王权。既然你是哈奈人的国王，当然，你也是阿卡德的国王，我的主人就不应该骑马，而应该乘坐轿子和驴子。他应该尊重他的王权。”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驴子无疑与王权密切相关，被视为王权的象征。
驴子由于与王权联系在一起，因而成为国王进献给神明和死者的供物。在古迪亚国王的滚印铭文中，南什神建议古迪亚制造一辆战车，并给这辆战车套上驴子，然后把这辆战车连同拉车的驴子一起献给宁吉尔苏神。古巴比伦时代（约公元前 2003—前1595 年）的抄本《乌尔那木之死》中，有这样的话语：“他的驴子会被发现与国王在一起，它们被埋在他身边。他的驴子会被发现与乌尔那木（约公元前2112—前2094年在位）在一起，它们与他一起被埋葬。”此处提及的驴子，是国王乌尔那木献给死神宁吉什兹达的供品。此外，在早王朝时代，拉伽什国王恩铁美那的铭文暗示了驴子与神明的关系。恩铁美那修建了一座名为埃杜尔兹雷的神庙，该神庙名可直译为“王家公驴庙”。叙利亚古国乌加里特的神话，同样描述了驴子与神明的关系。在哀悼完巴尔之后，女神阿那图向巴尔献祭，“她宰杀了70头驴子，作为强大的巴尔的祭品”。乌加里特文献还记载了向神明献祭驴子以祈福的情况，“把正直的驴子献给埃尔神和他的儿子们，以便能为乌加里特的人民带来正直和福祉”。马里文献还提及把驴子分配给祭司使用，“把1头驴子分给达干神的先知卢帕胡姆”，间接表明了驴子与神明的联系。在马里、乌加里特、阿勒颇出土的文献中，提及有一种名为“驴子节”的节日。有学者认为，因在宗教节日里向神明献祭驴子，故这些节日被称为“驴子节”。
考古学家在西亚地区发现了众多驴子骨架。在巴拉克土丘的阿卡德时代（约公元前2334—前2154年）地层中，考古学家挖出了8具驴子的骨架，发掘者认为这是献给神庙的祭品。在公元前3—前2千纪的西亚墓葬中，发现了与人埋葬在一起的驴子骨架。这些驴子是为死者的来世生活所准备的，可印证抄本《乌尔那木之死》中关于随葬驴子的描述。除此之外，在城墙地基下也发现了驴子骨架，但由于这些骨架通常不完整，有学者认为这些驴子用于城墙的奠基仪式。在以色列南部哈朗丘的中期青铜时代（公元前1900—前1800年）地层中，在神庙院子中有一个圆顶泥砖墓穴，墓穴中有2具驴子骨架，在墓穴回填物中有许多驴子和其他牲畜的骨头，在该神庙院子附近的一个大坑中，发现了断颈的幼犬骨架。该遗址神庙区埋葬的驴子与狗，让人联想到马里文献中关于刑用牲畜的争端。有学者认为，这些驴子和狗是神庙中举行会盟仪式时刑用的牲畜。
综上所述，驴子在古代两河流域的生产生活和精神世界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马匹普及之前，人们使用驴子运送货物、充当脚力，而驴拉战车的使用则使得人们逐渐把驴子与王权联系在一起。不仅如此，驴子的重要性还进一步延伸到了神圣世界，在来世信仰、宗教崇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古代西亚外交传统中，国家之间的会盟需要神圣力量来保证条约得以履行。驴子因在生产生活、精神世界的崇高地位，成为马里时代会盟中刑用牲畜的不二之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公元前2—1千纪古代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经济契约的整理与研究”（20&ZD23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