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时期的“希腊认同”（Greek identity）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并且在这个问题上存在诸多争议。“identity”一词在中文语境下，有 “身份”“认同”“身份认同”“特性”等多种译法。概言之，“identity”回答的是“我是谁”这一问题。因此，希腊认同研究的是“谁是希腊人”这一问题，拜占庭的希腊认同研究的是拜占庭人对于“希腊人”这一身份的认同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古希腊文化在拜占庭帝国的发展状况，而且有利于理解拜占庭人如何定义自身认同，对于研究近代希腊民族意识的兴起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拜占庭早中期的“希腊人”
在拜占庭帝国早中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希腊人”（Hellen）这一称呼等同于异教徒甚至野蛮人，因此不存在希腊认同。公元330年新都君士坦丁堡的启用标志着拜占庭历史的开始，随着罗马公民权的推广和帝国的基督教化，“希腊人”这一称呼渐渐失去了原来所具有的民族内涵。它首先被用来指称那些固守古代希腊传统宗教的人，即所谓的异教徒，后来发展到被用来指代任何一个非基督徒甚至蛮族（P. Brown, Power and Persuasion in Late Antiquity: Towards a Christian Empire,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2, pp.129-133）。6世纪时，虽然“希腊人”这个称谓中所蕴含的异教色彩开始有所消解，但依旧受到官方的敌视。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就曾说过，要净化“（充斥着）不虔诚和肮脏的希腊人谬论的帝国”，并剥夺那些“践行希腊主义”（Hellenism）的人的公民权利，确保他们的书籍被付之一炬。历史学家普罗柯比也曾提到罗马人使用“Graecus”一词来贬低希腊人。
然而，拜占庭帝国对于古希腊文化的传承却未因此而断裂。帝国早期的教父们就致力于去除古希腊文化中的多神教色彩，将其融合、吸纳到基督教文化中。在拜占庭中期，随着东正教官方地位的确立，基督教和希腊主义之间紧张对立的形势开始有所缓和。7世纪的诗人乔治·比西迪斯就曾将皇帝伊拉克略比作大力士赫拉克勒斯，用希腊神话人物来烘托皇帝作为基督教守卫者的形象。到马其顿王朝时期，随着古希腊文化的全面复兴，尽管希腊人与异教徒的古老等式从未完全失效，但却可以安全地使用这个词及其派生词来指代古希腊的语言和文学。10世纪的拜占庭学者约翰·盖米特利斯在其诗作中，经常提及古典作家的名字，并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哲人给予极高的评价（J. M. Hussey, Church and Learning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867—118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33-36）。11世纪的哲学家米哈伊尔·普塞洛斯从小就熟悉《伊利亚特》，并对古希腊哲学抱有浓厚兴趣。在他的推动下，拜占庭的柏拉图主义哲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拜占庭晚期希腊认同的兴起
拜占庭希腊认同的兴起可以追溯到12世纪的科穆宁王朝时期。“Hellen”一词的含义开始发生变化，它代表着接受过相同古典教育的人。拜占庭的诗人和法学家约翰·茨泽斯骄傲地宣称他是一个纯粹的希腊人。随着拜占庭国势的衰弱和拉丁西方的崛起，单纯的政治和宗教差异已经不能将他们同拉丁人区分开来，拜占庭人只能转向一种更持久的遗产，即古典希腊。带有当代希腊民族内涵的Hellene一词开始被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希腊认同可以将拜占庭学者同拉丁人和那些未受教育的希腊人或半希腊人区分开来。安娜·科穆宁娜不仅用古希腊语撰写《阿莱科休斯传》，在偶尔提到西方蛮族人或罗斯人（斯基泰人）的名字时，她甚至向读者道歉，因为这“有损历史的高尚和主题”。东西方的矛盾冲突在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陷君士坦丁堡时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也加速了希腊认同的演进。
在尼西亚帝国时期，希腊认同开始正式进入官方意识形态。尼西亚皇帝约翰三世在写给教皇的一封书信中认为，“在我们的希腊族群（genos）当中智慧得以流行”。他的儿子狄奥多勒二世也强调与古希腊人存在一种文化和宗谱上的联系。狄奥多勒二世相信，古希腊人和他所在时代的希腊人呼吸着同样的空气，说着同样的语言，流着同样的血（Theodore II Lascaris, Theodori Ducae Lascaris Epistulae, N. Festa, ed., Florence: Istituto di studi superiori pratici e di perfezionamento, 1898, CIX，1.48-49）。这样，以前等同于异教徒的“Hellen”一词，现在成为一个可以用来定义自我身份但偏向文化层面的术语。虽然尼西亚的皇帝们将自己和臣民称为希腊人，但对罗马的政治认同仍然是其身份认同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罗马人的合法皇帝。
拜占庭末期希腊认同的发展
1261年君士坦丁堡的收复拉开了帕列奥列格末代王朝的序幕，希腊认同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希腊认同不仅包括对古希腊语言和文化的认同，还有对古希腊历史、地理乃至族群的认同。14世纪的学者塞奥多拉·梅托齐特斯曾说“我们是古希腊‘种族’和语言的参与者与继承者”（S. Vryonis, “Greek Identity in the Middle Ages”，Etudes Balkaniques, Vol.6, 1999, pp.34-35）。虽然皇帝们继续持有“罗马人的皇帝（basileus）和专制统治者”这一通常的称号，但是这个时代的一些著名人物开始努力劝说皇帝们接受“希腊人皇帝”这一称呼。密斯特拉的普莱松在写给曼努埃尔二世的信中称：“从种族上来说，我们都是您治下的希腊人，我们的语言和先祖的文化就是最好的证明。”普莱松还强调了希腊人的延续性，他们一直居住在希腊大陆，是一个拥有共同文化、遗产和祖先领地的族群。
在帝国灭亡前后，拜占庭的希腊认同发展到了顶峰，它不仅成为拜占庭族群认同的一部分，甚至等同于他们的族群认同。贝萨里翁在给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一封信中，把希腊人称为我们的族群。他设想的希腊身份是由地理位置和文字的记忆所塑造的，通过古典教育代代相传。米哈伊尔·阿波斯托利斯也称自己和他同时代的人为“希腊人的孩子”，认为古代和当代希腊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特拉比仲德的乔治也认为自己是希腊人，是一个与希腊土地和希腊过去联系在一起的人。他使用“祖国”（patria）一词来强调古代希腊人和生活在拜占庭帝国末期的希腊人之间的联系（H. Lamers, Greece Reinvented: Transformations of Byzantine Hellenism in Renaissance Italy, Leiden: Brill, 2015, p.137）。史家劳尼库斯在作品中一直把拜占庭人称为希腊人，用“Hellene”和它的衍生词来指代拜占庭的所有事物。帝国灭亡后的君士坦丁堡牧首金纳迪乌斯·斯克拉留斯也在某种程度上认为自己和他的拜占庭同胞是希腊人，他们的祖国是希腊（Hellas）。
拜占庭末期希腊认同的差异
虽然在帝国灭亡前后众多学者转向了希腊认同，但他们在希腊认同的具体内容、性质和成因等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些学者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群体：对于以贝萨里翁为代表的流亡意大利的学者而言，他们大多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拥护者，在东西教会联合问题上持肯定态度。他们希望借助于西方的帮助抵抗土耳其人，甚至恢复帝国统治。他们的希腊认同是在拉丁西方影响下一种被动的接受过程。希腊人的身份迎合了当时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可以让他们在意大利地区获得政治和经济上的帮助。
对于以斯克拉留斯为代表的君士坦丁堡学者们，起先他们希望借助经院哲学传统来应对时代危机，因为拉丁人发展了希腊哲学，但在土耳其人允许其保持宗教信仰的前提下，他们也开始反对教会合并，并接受土耳其人的统治。斯克拉留斯的希腊认同流于形式，对于希腊人的具体指代也不明确。宗教认同才是他们身份认同的主要部分，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正教世界。
对于以普莱松为代表的米斯特拉的学者们而言，他们是新柏拉图主义的拥护者，既反对土耳其人的统治，也反对东西教会的联合。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由希腊人所统治的独立自主国家。他们转向希腊认同是为了阻止拜占庭学者们文化上的异化，以保护族群免受土耳其人和拉丁人的威胁。这种认同是完全自发的，并未受西方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是第一批设想一个“新希腊”国家的人，他们的希腊认同不仅等同于族群认同，也是近代希腊民族意识兴起的标志。
综上，拜占庭帝国的希腊认同大约兴起于11—12世纪的科穆宁王朝时期，在1204年之后的尼西亚时期达到一个高潮，随着1261年对君士坦丁堡的收复，希腊认同得到进一步发展，直到15世纪中叶达到顶点。拜占庭帝国的希腊认同并非一成不变的，对古希腊文化的认同是其最重要的内核，后期则上升为对希腊历史、地理乃至族群的认同。拜占庭的希腊认同具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在占主导地位的帝国话语和基督教话语背景下，基于对古典希腊和罗马历史的感知，受到社会内部不同元素、外国文化和民族的相互影响而逐渐形成。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