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期刊是普及科学知识、交流科学信息、推广科技应用、倡导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的主要传播载体之一。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启蒙与发展，是向西方学习借鉴并且与传统文化发生激烈碰撞的动态过程。近代科普期刊的出版发展，与近代中国科学技术传播的历史进程相互交织，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拉开中国科普期刊的序幕。晚清时期，西方近代科学迅速发展并传入中国。一方面，意在进行文化渗透和对外扩张的西方传教士通过创办中文刊物等方式，客观上向国人传播了西方科学技术。另一方面，面对内忧外患的政治局面，清政府内部出现改革势力并产生向西方学习的迫切要求，积极引进西学。随着西方近代科学的广泛传播，拉开了中国近代科普期刊发展的序幕。

　　近代中国科普期刊肇始于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浪潮中。1857年，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在上海主办《六合丛谈》；1872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北京创办《中西闻见录》；1873年，江南机器制造局翻译馆译制《西国近事汇编》。尽管这些刊物介绍了西方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但也刊登许多与科学无关的内容，办刊宗旨并非传播科学知识。故而，学界普遍视其为综合性期刊。

　　1876年，英国人傅兰雅在上海创办的《格致汇编》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第一本自然科学类期刊。该刊与西方教会无涉，徐寿、华蘅芳等我国近代著名科学家也参与了刊物的创办或编辑工作。该刊以介绍西方近代科技知识为宗旨，所刊内容只与“格致之学”相关，通过科学主题译著介绍西方基础性科学知识和实用工艺技术，涉及化学、物理学、气象学、地质学、天文学、生物学等学科知识。该刊开设有“算学奇题”“格物杂说”“互相问答”等栏目，是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媒介。

　　中国人自办的最早科普期刊，则是1900年杜亚泉在上海创办的《亚泉杂志》（1901年改名为《普通学报》）。该刊重点普及理化博物知识，其首创意义不容忽视。在此阶段，还有同在上海的《科学世界》（1903年）、《科学一斑》（1907年）等科普刊物陆续出版，激发了更多爱国知识分子谋求科学救国之路。

　　科学普及既包括科学知识、科学成果带来的影响，也包括科学思维、科学精神引发的变化。这一阶段的科普期刊，多为外国人创办。所刊内容多以引入西方为主，较少涉及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在传播过程中，这些刊物也存在一定的阶层性，读者仅限于少数精英阶层，而与广大普通民众几无关联。当时，这些刊物囫囵吞枣般从西方照搬科学知识，实际传播效果有限。尽管存在诸多不足，近代科普期刊的出现开拓了国人的科学视野，促进了近代中国科学化的进程，也为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开展做好了知识和人才的准备。

　　第二，“科学救国”思潮推动专业科普期刊发展。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递相推动下，科学思潮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潮流之一。不断高涨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浪潮孕育着对新生产力和新文化的内在要求，爱国知识群体积极倡导“科学救国”理念，成为推进近代中国科普期刊出版发展的主动力。新文化运动时期，涌现出大量宣传西方近代科学的刊物，开拓了专业期刊传播科学的新阶段。

　　这一时期，近代中国科学技术传播的主体已经从外国传教士转变为中国知识群体。由海外留学生发起并于1914年成立的中国科学社，遵循传播科学以求振兴中华的办社宗旨，开展了大量科普活动。1915年，在中国科学社的组织下，任鸿隽等人在上海创办《科学》杂志。该杂志与《新青年》并驾齐驱，高扬起科学与民主两大启蒙旗帜，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最重要的两份刊物。

　　《科学》杂志“专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帜志”，开启了在中国传播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新时代。该刊的编者和作者群体以中国科学社社员等学者为主，凝聚了近代一大批以科学共同体为主的传播力量。刊物中对“科学”的宣传与介绍，包括科学应用、科学理论、科学本质、科学思维、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教育等全面的科学内容，呈现了完整意义上的新科学和新思想，为国人进行了系统化的科学启蒙。

　　《科学》杂志在出版实践中，通过栏目体裁和内容编排等形式，凸显其历史革新性。该刊创刊伊始，即采用横排版式，并引进西式标点符号，文章使用白话文表达，图文并茂地进行科学传播编辑，开设有“通论”“论文”“调查”“杂俎”等栏目，以达到更好的学术传播效果。该刊通过科学名词术语的审定和学术交流系统的建设等方式，建构起科学传播的权威性，取得了国际名人和国内贤达对刊物的支持。20世纪40年代中期，李约瑟曾给予《科学》杂志以极高评价，称其可与英国《自然》周刊、美国《科学》周刊相媲美。

　　这一阶段科普期刊的读者群主要是精英知识分子群体，在科学观层面的先导性促使民众对科学思想的认同意识不断增强。这些期刊以科学至上观念为背景，刊发的内容与中国科技实际发展情形紧密结合，直接促进了中国近代科学化运动的发展，对我国本土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

　　第三，科学本土化过程中通俗科普期刊的涌现。20世纪20年代之后，国人对科学的认知更为全面，科学救国思潮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1926年创刊的《自然界》杂志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了“科学的中国化”，后来也被称作“科学的本土化”。所谓“科学本土化”，是指将西方科学技术合理地运用到中国本土社会中，与中国本土文化有机整合，从而使西方科学技术转变为一种积极自觉地促进中国科学发展的力量。值此契机，面向大众的通俗科普期刊大量涌现，开启了近代中国科普期刊的探索阶段，助推近代中国科学进入大众化时期。

　　“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主义高涨，知识界主张将应用科学作为救国捷径，一批以大众科普为办刊宗旨的科学类期刊先后创立。例如，在南京创刊了《科学世界》（1932年）和《科学的中国》（1933年），在上海创刊了《科学图解月刊》（1934年）和《科学大众》（1937年）。这些期刊以普通民众为目标读者，贴近生活。例如，1939年在上海创办的《科学趣味》以“生活科学化，科学趣味化”为办刊宗旨，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

　　《科学画报》是1933年由中国科学社在上海主办的通俗科学杂志，以向全民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为主要目标。刊物既宣传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也介绍本土的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将科学融入民众生活当中，开设有“读者信箱”“家常巧作”等栏目，以加强与读者的联系，启发青年对科学的爱好。该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向民众传递科技信息，扩大了科学技术传播的范围。抗战时期也从未停刊，介绍了现代战争和国防的科学知识，以及民众自卫及医疗救护等知识，充分满足了社会对科学的需求。

　　这一阶段的科普期刊，通常是由专业机构创办的通俗类期刊，旨在“把普通科学智识和新闻输送到民间去”。作者和编辑是各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竺可桢、茅以升等知名科学家都曾为《科学画报》等杂志撰写过科普文章。与学术性较强的刊物相比，通俗科普期刊既注重内容的科学性，也注重语言的通俗性。刊物题材丰富、体裁多样，采用寓科学性与趣味性为一体的科学小品、科幻小说、对口快板等文章形式，广为民众所接受。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时局变化迅速，战争频繁，当时科普期刊呈现出办刊环境复杂、持续期短、发行量小等特征。尽管如此，通俗科普期刊的大量涌现客观上推动了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应用普及，对提高国民科学素养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近代科普期刊既是近代西方科学技术传入中国的重要媒介，也是人们进行科学思想传播与交流的公共平台。近代科普期刊的发展，既映射出我国对科学认知的演进历程，也为新中国科学事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