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至4月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殷商文化学会、重庆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南方文物》杂志社主办，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三峡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中心承办的“比较文明学视野下的中国文明和国家形成的标志暨文明与国家的定义”高峰论坛在重庆师范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与了本次论坛。

　　文明与国家形成标志的理论性探索

　　理论探索一直是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问题的研究关键，也是本次论坛的特色和焦点之一，学者们注重运用中国材料，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震中在泰勒和列维-布留尔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原始思维具有两重性”的观点，并指出这一两重性交叉重叠而共存于原始人头脑中、艺术品、活动和古史传说中。通过对原始人生产和狩猎工具的发明创造及彩陶、雕塑、玉纹等的分析，可以透物见人，解释原始社会中的难解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李红岩从阐释学角度解读了“绝地天通”概念，指出其背后蕴含着人类社会首次政教分离的基本意涵，标识着原始宗教从民神杂糅向民神不杂的转型。此后，人神关系由亲密而转为规训，叙事主体转为人王。“绝地天通”是人神关系的更新，而非创制。从此开始有了天地之间的传话活动。两位学者从历史与逻辑视角的阐释颇具新见。

　　学者们对文明与国家形成标志的理论探索不仅重视反思既有文明判断标准，也重视“中国特色标准”的建立。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沈长云在重申恩格斯国家形成标志的基础上，强调夏应是我国第一个早期国家。在此基础上，他深刻反思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存在的问题。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易建平指出，摩尔根的“文明”至少有三重含义和三种时间，而学界在该问题上长期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摩尔根“文明”界说的简单化理解，要摆脱现在的困境，就必须重新认识与定义“文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彦民就近年来学界关于文明起源“中国特色标准”的研究作出反思，认为学术研究要有共同的前提，肯定了既有文明起源四项标准的重要性。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钱耀鹏认为，探讨中国国家的起源与形成标志问题时，需充分考虑其可行性和适用性，立足于中国古代国家的历史演进特点，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形成标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指出，早期国家概念范畴的精准翻译，是构建中国早期国家考古研究话语体系的重要一环，必须从中国考古资料与实践出发，而非简单套用西方概念。他主张将“古国”译为proto-state、将“邦国”译为initial state、将“王国”译为kingdom。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周广明则从“共祖”意识切入，探讨中华文明特质的历史由来及具体表现。这些学者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了文明与国家形成标志及相关概念的理论探索。

　　文明与国家形成路径考古学观察

　　寻找文明与国家的形成路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必须充分重视中国的考古发现。学者们利用中国材料探寻中国文明源头，反驳西方质疑，致力于建立文明起源研究的中国话语体系。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王子今认为，《五帝本纪》“功”字记述反映出社会管理与政治支配的早期形式。他提出，“功”对社会生活、生产等具有公共性作用，物化形态为工程营造，考察考古发掘中的公共工程对于考察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有着重要意义。三峡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李禹阶教授认为，中国早期区域文化“一体化”进程是在文化交流、过滤与选择、排斥与冲突中完成的，受深浅两层文化元素的影响。4500年前的中国—陶寺时期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经历着“多元”无序—早期国家—史前“中原中心”及具“华夏化”雏形的政治礼乐制度的发展转型。“共识的中原”是“多元”向“一体”转型的契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方辉教授回顾总结“聚落考古”的发展历史和研究现状，指出其对中国考古实践的影响和指导意义，认为我国近40年聚落考古成果丰富且促进了文明起源和聚落考古理论研究。

　　学者们对于文明与国家形成路径的探索，尤其关注对典型考古遗址和区域文化的发掘研究。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霍巍论证了秦汉国家化进程中的创新性治理范式，即通过“二元结构”方略使西南“土著国家”逐渐融入中原文化体系，成为早期国家治理体系中最早的“一国两制”模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副教授黎婉欣将二里头宫城、偃师商城宫城主要宫室建筑并列格局，与洹北商城宫室建筑群前后排列、前朝后寝的格局进行对比，指出其可能预示着夏商统治集团中央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彭邦本探讨了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在中国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意义，认为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群应称为三星堆—金沙文明，是蜀地的一个区域性共主麾下的邦国族群联盟。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葛承雍依据敦煌悬泉汉简，重新审视汉代丝绸之路的驿传设置和行进路线、梳理西域胡人与物品的相关记录，有力驳斥了西方对丝绸之路的质疑，再次强调了汉代丝绸之路的真实性。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波研究员重点考察了海岱地区大汶口、龙山、岳石三文化间的国家演进路径及其特点。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青分析了石峁遗址中兽面神像的纹样与性质，观察早期中国的区域文明交互影响情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明辉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讨论良渚的文化特质，提出了“良渚时代”的三条基本特征。这些学者的研究使我们对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产生的独特道路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文明与国家形成历程的比较研究

　　有效实现中西文明起源研究的平等对话，还要将中国文明置放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背景下，从全球史的角度观察中西文化起源的区别与联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江林昌比较了中华文明与古希腊罗马文明在起源、形态、特质等方面的差别，指出古希腊罗马文明起源中的“突破性”形态特征代表环地中海古代世界的诸文明形态，中华文明起源发展中的“连续性”形态特征代表环太平洋古代世界的诸文明形态。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杜勇将三代君主政体置于中西方文明演进的大背景下，认为三代政体是“贵族君主制”而非“专制政体”，具有特质性，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光辉的地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杨建华从家庭结构、文化传播与扩张模式、分工与交换程度、宗教系统四方面比较了黄河流域与两河流域文明起源的区别，指出两者的演进特点。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刘俊男重新辨析“文明”的含义，并指出了中国与西亚的文明社会出现的标志性事件。

　　本次论坛是一场集思想性、反思性、交叉性、争鸣性于一体的学术盛宴，视域广阔、底蕴深厚。在比较文明学的视野下，不仅从不同角度进一步补充和回答了早期文明与国家形成的标志与定义，而且在延续优秀研究传统、对话中外学界，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方面表现出了新高度与新气象。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