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史学家李延寿一生屡叨史局，基本以一己之力修成《南史》《北史》两部正史，其贡献之大不可低估。但囿于史料的限制，在大众熟知的二十四史撰写者中，唯有司马迁和李延寿的年岁不详。司马迁的年岁及生卒年受到学界的关注度较高，而李延寿的年岁及生卒年则基本无人问津，现予以考证。

　　现有看法众说纷纭

　　关于李延寿的生平，见载于典籍的不多，主要散见于《北史》卷一〇〇《序传》、《旧唐书》卷七三《李延寿传》、《新唐书》卷一〇二《李延寿传》、《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等。上述记载，除去重复的内容以外，所剩寥寥无几，其中关于李延寿生年的记载完全空白，卒年的记载也是极其模糊。故而，要计算其年岁，只能根据李延寿的生平进行推测。

　　清代学者钱大昕在《疑年录》（中华书局1991年版）中推论道：“李延寿，史不著何年卒，无从得其年纪，考贞观初修齐、周、隋诸史，延寿已预删削，最少亦当二三十岁矣。高宗调露二年，以所撰《政典》进御，诏赐其家帛。其时延寿已亡，殆卒于仪凤之世，其寿当不减八十也。”现代学者高敏、杨耀坤等基本沿袭其说，认为李延寿大约生于隋文帝开皇年间（581—600），卒于唐高宗仪凤年间（676—678），年约八十余岁。

　　李宗邺则在《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中分析说：“他的生卒年月，史无记载，仅知道他的父亲李大师是死于公元六二八年（唐太宗贞观二年），次年史馆成立，他就与敬播同在颜师古、孔颖达手下，任删削史料的工作，这时至少有廿岁以上了。又知道他的《南北史》是公元六五九年（高宗显庆四年）上给皇帝的，这时他已有五十二岁以上了。他死在什么时候？可以据‘尝撰《太宗政典》三十卷表上之，历迁符玺郎，兼修国史，寻卒。调露（公元六七九年）中，高宗尝观其所撰《政典》，叹美久之，令藏于秘阁，赐其家帛五十段’。推测到他是死在高宗显庆（公元六六〇年）以后，调露（公元六七九年）以前，大约年有五十三至七十岁。”他的推论否定了李延寿的年岁有高达“八十多”这一结论。

　　综上，学者们对李延寿的年岁意见不一。虽现有史料不足以支撑准确的生卒年考证，但仍需重新梳理史料圈定其生卒年范围，进而推测其年岁。

　　李延寿生年的圈定

　　关于李延寿的最早记载来自《北史》卷一〇〇《序传》，“延寿与敬播俱在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下删削”，该记载没有指明具体年份和所编修的史书。根据“（李大师）贞观二年五月，终于郑州荥阳县野舍”及下文“至五年，以内忧去职”的记载，可知李延寿此次史馆工作时间大致在贞观二年（628）到五年之间，如执行严格的三年守丧，他的初仕时间应该并不长。

　　当时李延寿和敬播参与了哪部史书的编修呢？据《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记载，武德四年（621），令狐德棻向李渊提出了修撰前代史书的请求并被批准，但历数年竟不能成。贞观三年时，唐太宗成立史馆，再次任命大臣编修史书，这与李延寿的初仕时间范围（贞观二年至五年）相吻合。此次编修的几部史书中，由孔颖达、颜师古、敬播三人同时参与的是《隋书》，由此可推断，李延寿初仕时间大致在贞观三年到五年之间，主要是参与《隋书》的编修。

　　一般说来，中国古代非世袭官位的，要到弱冠之年才可能初仕，如李延寿的祖父李超“弱冠，仕齐为襄城王大司马参军事”，他的父亲李大师“弱冠，州将贺兰宽召补主簿”。那么，李延寿在贞观初年编修《隋书》的时候至少已有二十岁，当然也可能年岁更大，古代三四十岁初仕者也不在少数。鉴于其父李大师的生卒年清晰明确，可以据此推断李延寿初仕年龄的上限。

　　《北史·序传》记载李大师“贞观二年五月，终于郑州荥阳县野舍，时年五十九”，可以推断李大师生于570年。李大师乃陇西李氏著姓，少有著述之志，尽管一生坎坷，大半生处于隋炀帝统治时期，晚年还卷入隋末唐初的群雄逐鹿，仍不改高贵品质与鸿鹄之志，基于此推断李大师依礼仪婚配年龄为15—20岁。李大师有五个儿子——庆孙、正礼、利王、延寿、安世，李延寿是第四子，与父亲的年龄差至少有20—25岁，也就是说李延寿最早生于590—595年，那么他的初仕年龄当为34—39岁之间。如此一来，显庆四年（659）完成《南史》《北史》时，李延寿已近70高寿，与《新唐书》称其“年少”不合。故而，李延寿与李大师的年龄差应当扩大至三十多岁。结合父子年龄差、初仕年龄、完成《南史》《北史》的年龄，笔者推断李延寿生于600年之后，但不晚于610年。

　　李延寿卒年的推算

　　据典籍记载，我们可以梳理出李延寿初仕之后的经历。贞观五年，丁母忧去职，然后去蜀地做官；贞观十五年，任东宫典膳丞、崇贤馆学士，修《晋书》；贞观十七年，迁御史台主簿、直国史，修《隋书》十志；显庆元年，以起居郎身份与他人一起修撰国史；显庆四年，表上南北史。另，李延寿撰《太宗政典》三十卷，做过符玺郎，兼修国史，只是这一经历的具体时间不详。调露二年（680），唐高宗赏赐其家帛五十段，此时李延寿已亡。根据上述时间轨迹，李延寿的卒年当在撰写完《太宗政典》之后到调露二年之间。

　　根据《旧唐书》记载，李延寿是表上《太宗政典》之后“迁符玺郎，兼修国史”的，但“寻卒”。也就是说，《太宗政典》是李延寿撰写的最后一部著作，主要记述唐太宗时期的治国典章和制度，“寻”作为时间词，表明李延寿迁符玺郎之后不久就去世了。那么，李延寿是何时上《太宗政典》又被任命为符玺郎呢？杨耀坤推断：“既称《太宗政典》，当在李世民死后所命名，故其表上时间，大约应在唐高宗初年。”（《中国史学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唐会要》记载显庆元年修成国史时李延寿任起居郎，显庆四年表上《南史》《北史》时已为符玺郎，可见他上《太宗政典》是在显庆元年到四年之间这段时间里。李延寿任符玺郎之后“寻卒”，如果按旧说卒于仪凤年间，则有将近二十年之久，称为“寻”不可取。因此，我们认为李延寿亡于显庆四年后，最晚可能到龙朔年间，这种推测可能更接近史实。

　　也许还需要解释一个问题，为何调露二年唐高宗忽然因《太宗政典》一书赏赐李延寿的家人呢？疑与当时的太子李贤有关。上元二年（675），太子李弘猝死，李贤被高宗诏立为太子。李贤初即太子位便组织学者为《后汉书》做注，成书后得到高宗的大力褒奖和赞扬；太子监国期间，做事审慎，言行得体，颇有一些政绩，得到高宗及群臣的认可。武则天为了争夺权势，经常训诫、打击李贤，她命北门学士撰《少阳正范》和《孝子传》给李贤，还“数作书诮让之”。当然，年轻的李贤也颇有一些失德行为，据《旧唐书·韦承庆传》记载，仪凤四年（679）李贤监国期间颇近声色，好兴土功，与户奴等过于亲密，为此韦承庆还上书劝谏。武则天不失时机地向高宗告发李贤的失德行为，高宗为了规劝李贤，希望他能专注于国家治理，认真学习治国的典章和制度，因此调露二年二月一日表彰李延寿撰写的《太宗政典》，并命人抄写了一部赐给太子；为了调和母子二人的矛盾，同月八日还偕同武则天和李贤前往汝州的温泉，后续又一起开展政治性活动，临幸名道士居所，此行长达十余日。可惜的是，唐高宗的一系列努力并未挽救太子李贤的地位，后来李贤私藏甲胄事发，武则天不顾高宗的心意执意要严办李贤，当年李贤被废为庶人。故而，调露二年唐高宗因《太宗政典》表彰李延寿是囿于特殊的政治意图，不能作为李延寿卒年的证据。

　　综上所述，李延寿生于600—610年之间，卒于显庆末年至龙朔年间，年寿大致五六十岁，并没有旧说的八十余岁之多。诚然，要确认李延寿准确的年岁尤其是生卒年，仍有待李延寿墓志或其他新材料的发现。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