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国内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的“中国”观已多有研究，但美国“新清史”一派学者仍然主张以华夏汉族和非华夏汉族作为区分“中国”和“非中国”的标准，认为只有华夏汉族才是中国，不承认少数民族是“中国”。众所周知，古代“中国”一词的涵义很多，不仅具有指称华夏汉族的涵义，而且具有指称京师、中原、文化、国家政权和“继承性中国”等多种涵义。实际上，古代的“中国”一词并非以指称华夏汉族的“华夏中国”“汉族中国”为主要内容，而是以指称王朝国家（即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政权）为主要内容。古代使用“中国”一词指称王朝国家时，不仅指称华夏汉族建立的王朝国家，而且指称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国家。无论是以华夏汉族为统治者的王朝国家，还是以少数民族为统治者的王朝国家，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多民族国家。大量事实证明，中国古代用以指称王朝国家的“中国”，都不是单一民族的“中国”，而是多民族的“中国”。综合来看，古代“中国”观的发展经历了六个时期。
“中国”观念逐渐萌芽并形成
先秦是“中国”观念萌芽与形成的时期。学界普遍认为，记载西周初年史事的《何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和《尚书·周书·梓材》中的“皇天既付中国民”，是目前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中国”一词。文中所说的“中国”，已经具有指称天下中心的洛阳地区（即后来所说的中原地区）、一国之中心的京师以及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政权等多重涵义，而以指称国家政权为主要内容。
最早见诸西周初年文字记载的“中国”一词，应是在社会上流传一段时期之后才会用文字记录下来。这说明“中国”观念的产生，应该在西周初年以前。一些考古工作者根据“中”和“地中”（也称“土中”，指地之中心）等观念的出现，认为最早的“中国”或出现于陶寺文化时期，或出现于庙底沟文化时期，或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等等。如果我们借助文献对“中国”的追述，将“中国”观念最早出现的时间确定在夏王朝时期，应该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最早见诸西周文字记载的“中国”一词和最早出现于夏代的“中国”观念，当时还没有用来指称华夏和华夏文化，并非是一个仅仅指称华夏族的种族概念，也不是一个指称华夏文化的文化概念，而是主要用来指称国家政权的概念。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一词在原来用以指称天下中心的中原、一国中心的京师和国家政权的基础上，出现了用以指称华夏族的种族涵义和指称华夏文化的文化涵义，并在其基础之上产生了“贵中国（华夏）、贱夷狄”“内中国（华夏）、外夷狄”等思想观念。同时，又产生了不以地域和华夏种族区分中国与夷狄而以“礼”区分中国与夷狄的思想观念，认为“中国（华夏）”和“四夷”并非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其中，尤以“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华夷可以互相转化的观念影响最大。
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夷互化”，虽然对华夏和夷狄来说是平等的，只要懂“礼”就是中国华夏，不懂“礼”就是夷狄，但时人所强调的“礼”主要是指称华夏文化之礼，亦即周公制礼作乐时所构建的“礼”，并以此“礼”泛指华夏文化而不包括夷狄文化，实质上仍然是“贵华夏、贱夷狄”的思想观念在其中起到支配作用。受其观念影响，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重视中国华夏文化、崇拜中国华夏文化、向往中国华夏文化的风气，“中国”认同观念随之而萌生。
“中国”观念初步发展
秦汉是“中国”观念初步发展和“中国”认同观念形成的时期。秦汉时期，“中国”一词虽然也具有指称天下之中心的中原地区、一国之中心的京师、秦朝以前的华夏族和两汉形成的汉族、华夏和汉族文化等内涵，但仍然主要用来指称秦、西汉、东汉以及历史上的王朝国家。
秦朝将春秋战国时期的秦、楚、吴、越等戎蛮统一整合为秦朝一国统治之下的臣民，在称其国为“秦”的同时，也称之为“中国”，并获得少数民族的认同。宋末元初，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时就称“秦威服四夷，故夷人率谓中国人为秦人”，等等。这就使从西戎发展而来的秦朝“中国”与华夏“中国”呈现出很大不同。由西戎发展而来的秦朝“中国”，不仅包括华夏和中原地区各族人，也包括受秦朝管辖的黔中、闽中、南海、桂林、象郡等边郡的少数民族，初步建立起一个多民族的“中国”。
西汉和东汉时期使用的“中国”一词，也以指称两汉王朝国家以及历史上的王朝国家为主要内容。两汉虽然是以汉族为统治者建立的“中国”，但与仅指称“汉族”和“中原”的“中国”仍然存在很大差异。两汉时期的“中国”，不仅包括汉族人、中原地区各族人，还包括边地的少数民族，即受汉王朝管辖的犍为、牂柯、越巂、沈黎、汶山、益州、南海、苍梧、郁林、和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乐浪、玄菟、临屯、真番等边郡的少数民族，也是一个多民族的“中国”。
两汉时期，不仅称呼两汉王朝国家为“中国”，而且在先秦时期出现的“华夷同祖”和“九州中国”等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华夷都是炎黄子孙以及用“中国”一词指称“九州”“十二州”“天下”“五服”“四海之内”的观念，又构建了一个比两汉王朝国家管辖范围还大的“中国”，更是一个包括少数民族并体现“中国”共同体意识的“中国”。
秦汉时期，在先秦时期“贵华夏（中国）、贱夷狄”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中国”的优越感，并以其巨大魅力增强了中原和边地各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中国”认同观念正式形成。
“中国”观念多样化发展和演变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观念多样化发展和演变的时期。三国时期，受“中原中国”观念的影响，人们仅称以汉族为统治者的据有中原地区的魏国为“中国”，而没有把同样以汉族为统治者的蜀国和吴国称为“中国”，蜀汉和孙吴两个王朝国家甚至被魏国称为“二虏”“二贼”等。这不仅使原来的“华夏中国”“汉族中国”观念遇到了新挑战，也使原来的“中国”观念进一步复杂化。
受三国时期“中原中国”观念的影响，虽然东晋也称“中原”为“中国”，却没有自称“中国”的强烈愿望，甚至出现了东晋离开中原就是“自弃中华”（《资治通鉴》卷100《晋纪》）的说法。东晋以后，宋、齐、梁、陈出现了断断续续自称“中国”的现象，而且次数逐渐增多。由此可见，南朝时期又出现了由“中原中国”向“汉族中国”转化的趋势。无论是由“中原中国”还是由“汉族中国”指称的王朝国家，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多民族国家。
与东晋和南朝并立的十六国和北朝，虽然多数是由少数民族为统治者的王朝国家，但他们进入中原以后，也拾取“中原中国”和“礼别华夷”的“文化中国”等观念，自称“中国”和“中国正统”。例如，匈奴人刘渊和刘曜建立的汉赵政权、羯族人石勒建立的后赵政权、慕容鲜卑建立的五燕政权、氐人苻坚建立的前秦政权等，都以“中国”自居。十六国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不在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也自称“中国”的现象。例如，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政权并未控制中原，却以炎黄子孙自居，声称自己建立大夏政权是“复大禹之业”，明确标榜自己是夏王朝“中国”的继承者；西凉并未控制中原，也曾自称“中国”；巴氐李寿建立的“成汉”政权，也没有控制中原，同样以两汉和蜀汉“中国”的继承者自居。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纷纷自称“中国”，“华夏中国”“汉族中国”的传统观念受到了少数民族政权的挑战。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族争相自称“中国”。虽然存在南朝和北朝互不认同的情况，但华夷都是“炎黄子孙”的“华夷同祖”观念得到了进一步张扬，并成为后来南北统一的思想基础。当时，偏安一隅的汉族政权自称“中国”的愿望并不强烈，而少数民族则争先恐后地宣称自己是“中国”，在“中原中国”“汉族中国”观念中夹杂着崇尚华夏汉族文化的“文化中国”观念，促使古代“中国”观念进一步多样化。
“中国”观念逐渐升华
隋唐五代是“中国”观念进一步升华的时期。隋唐时期，“汉族中国”观念虽然再次回归，但隋唐使用的“中国”一词仍然以指称隋唐王朝国家为主要内容。隋唐是在继承北朝和南朝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他们很注意对北朝和南朝多民族及其文化的整合，对他们直接继承的鲜卑等各个民族有着深入的了解和宽容大度的包容，并视那些少数民族官员以及列入隋唐户籍的少数民族（化内人）为隋唐“中国”的一员。可见，隋唐用以指称王朝国家的“中国”，并非单一民族的“中国”，而是多民族的“中国”。
隋唐时期，在对各个民族充分理解与“爱之如一”思想观念和施政方针的指导下，对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礼别华夷”和“华夷互化”的“中国”观念作了进一步阐释和发挥。韩愈将孔子作《春秋》的主要思想概括为“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全集·原道》）。皇甫湜提出了“所以为中国者，以礼义也，所以为夷狄者，无礼义也，岂系于地哉。杞用夷礼，杞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皇甫持正集·东晋元魏正闰论》）的观点。陈黯著《华心》，称“苟以地言之，则有华夷也。以教言，亦有华夷乎……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程晏作《内夷檄》，也主张“虽身出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矣。中国之民长有倔强王化，忘弃仁义忠信，虽身出于华，反窜心于夷，吾不谓之华矣”，认为少数民族懂礼即是“中国”，而“中国”之民如果忘弃仁义忠信就是夷狄。因此，古代的“中国”观念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隋人和唐人在论述历史上的“中国”时，不仅用“中国”指称华夏汉族建立的政权，也用来指称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形成了为隋唐所继承的各个政权都是“中国”（即“继承性中国”）的思想观念，并遵循其思想观念，以为高句丽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玄菟郡耳”（《旧唐书·高丽传》），也在隋唐继承中国历史遗产的范围之内。隋唐提出的这种“继承性中国”的思想观念，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可见，隋唐时期使用的王朝国家的“中国”观念、“礼别华夷”的“中国”观念和“继承性中国”的观念，都不是单一民族和国家的观念，而是多民族“中国”的观念。
“中国”观念多元一体化
辽、宋、西夏、金是“中国”观念由多元向一体化发展的时期。辽、宋、西夏、金政权并立时期，所使用的“中国”一词也以指称王朝国家为主要内容。这一时期，不仅汉族统治者建立的两宋王朝自称“中国”和“中国正统”，契丹、党项、女真族统治者建立的辽、西夏、金也自称“中国”和“中国正统”，“华夏中国”“汉族中国”观念继续受到少数民族政权的挑战。
辽、西夏、金在自我认同为“中国”的同时，也认同宋朝是“中国”，但在是否认同宋朝为“正统”的问题上则存在不同认识。辽人认同宋朝为“中国”，但不认同宋朝为“正统”；西夏既认同宋朝为“中国”，又认同宋朝为“正统”；金人认同宋朝为“中国”,但只认同北宋为“正统”，不认同南宋为“正统”，后来也有人从多统实际出发，在认同金朝为“正统”的同时，也认同南宋为“正统”。
宋人既不认同辽、西夏、金为“中国”，也不认同辽、西夏、金为“正统”。宋金后期，金人中出现一部分人认同辽、宋、金都是“中国”和“正统”的思想观念，宋人中也出现了个别人依据金人据有中原地区这一历史实际而称金朝为“中国”的思想观念。
辽、宋、西夏、金分属于不同的王朝国家，具有多元性质，但他们都自称“中国”，都具有“中国”认同意识，在对“中国”的认同意识方面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在这一时期，“中国”观念呈现出由多元走向一体的发展趋势。
“中国”观念走向定型
元、明、清是“中国”观念走向定型的时期。元、明、清使用的“中国”一词，虽然仍有多重涵义，但都以指称元、明、清以及历史上的王朝国家为主要内容，同样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概念。
元朝时期，不仅汉族称元朝国家为“中国”，蒙古等少数民族也称元朝国家为“中国”。例如，蒙古人完泽和蒙古化的西域康里人不忽木在元世祖欲发兵征伐安南时说“蛮夷小邦，不足以劳中国”（《元史·张立道传》）；成宗时期的蒙古人哈剌哈孙在有人主张出兵征服八百媳妇国时说“山峤小夷，辽绝万里，可谕之使来，不足以烦中国”（《元史·哈剌哈孙传》）。完泽、哈剌哈孙等人所说的“中国”，都指元王朝国家。这说明元朝时期，蒙古人和色目人也认同元朝为“中国”。
元人用“中国”一词指称的元朝国家，主要指元朝本部的国家，即元朝所承袭的辽、宋、西夏、金以及吐蕃的国家，并不包括蒙古西征建立的伊利汗国（又称伊儿汗国、伊尔汗国）和金帐汗国（又称钦察汗国）。
元人还按照辽、宋、金“各与正统”的思想观念，确立了三史修史方案，修成了中国正史《辽史》《宋史》和《金史》，表明元人具有认同辽、宋、金等政权都是中国历史发展谱系成员的思想观念，意欲在承袭辽、宋、金的基础上将元王朝纳入中国历史发展谱系。
明人虽然声称重建汉族国家，但用以指称明朝国家政权的“中国”，也不是仅仅指称汉族一个民族的国家，而是包括明朝境内各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与明朝并立的北元政权，也声称自己是大元“中国”的继承人，甚至以手握元朝传国玺而炫耀自己是比明朝更具正统性的正统政权。
清朝是由满族统治者建立的王朝，也主要用“中国”一词指称清王朝国家政权和历史上的王朝国家。乾隆皇帝不准人们称清朝国家为“汉”，但允许人们称清朝国家为“中国”，对“中国”与“汉”的概念进行了明确区分，认为“汉”仅仅是汉民族、汉文化的称谓，而“中国”一词作为清朝国家的代名词，则成了多民族国家即“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称谓。因此，“中国”与“汉族中国”的概念最终完成了分离，古代的“中国”观念最后走向定型。
明清王朝都非常重视“继承性中国”观念的应用。朱元璋在与高丽和安南进行领土交涉时，均按照“继承性中国”原则，以继承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领土的史实而据理力争。清朝更是按照“继承性中国”的原则，不允许自己所继承的各个政权的领土分离出去，也不强行将原来不属于自己所继承的各个政权的领土纳入进来。清朝按照历史中国的领土管辖情况，将周边非汉民族划分为“内藩”和“外藩”两大部分，视“内藩”为“中国”之内属，视“外藩”为“中国”之外围，明确了“中”“外”的划分，完成了从复数“中国”向单数“中国”的转化，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疆域最终形成并确立下来。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各个民族所形成的“中国”认同意识，在中华民族和中国疆域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正由于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及其所建政权均有自称“炎黄子孙”、自称“中国”的中国认同意识，他们才不愿意走上与“中国”分离的道路。例如，属于北元的漠北喀尔喀蒙古遭遇噶尔丹攻击时，不投俄罗斯而举族内迁；漠西蒙古中的土尔扈特部不远万里，历尽艰辛，从俄国额济勒河（伏尔加河）下游回归中国，就充分体现了这些民族的“中国”认同意识。正由于中国古代各个民族都有“中国”认同意识，才使各个民族逐渐凝聚到“中国”这一共同旗帜之下，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疆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古代的‘中国’认同与中华民族形成研究”（15ZDB027）阶段性成果）（作者系吉林大学历史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