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法视角重思中世纪英国罚金
2021年11月10日 09: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1月10日总第2284期 作者:高瑞

  罚金(amercements)在英国法律中是一种经济处罚,这种处罚方式在中世纪很常见,英国法学家梅特兰、格兰维尔等多次提到罚金数额和方式,《大宪章》中也有数章专门论述罚金的征缴标准和征缴程序。多数学者将罚金等同于税收,将中世纪英国罚金归入税收财政史。笔者认为,罚金并不同于税收,二者不可混为一谈。罚金是为了终止各种诉讼而出现的,不管是根据法庭当庭判决或者是依据各种法律习惯进行征缴罚金,罚金程序和罚金金额都具有公平正义性。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中世纪英国罚金重新进行解释。

  首先,起源稳定而非随意。威尔曼·布莱克斯顿指出,“中世纪英国法律的存在是一个神话,罚金的起源具有神话性和随意性”。而以梅特兰和布拉克顿为代表的法学家多次提到,中世纪英国罚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时代的赎杀金制度,故罚金起源稳定可靠。

  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一方面,自由民除贵族外,还主要包括克尔(ceorl),他们是农村中的普通居民,以户为单位拥有宅地及耕地。克尔有权出席法庭,参与诉讼审判并处理地方事务;他们同时还要承担义务,包括向国王、教会交纳捐税,随时应召出征作战,若不履行这些义务,会受到处罚。如根据《伊尼法典》第51条,如果克尔不服军役,将被处罚金30先令。身份与克尔相似的有格布尔(gebur)与噶夫格尔达(gafolgelda),根据《伊尼法典》第6条第3款,如果某人在噶夫格尔达或格布尔家里打架,则须交纳120先令罚金。这一规定类似于《阿尔弗雷烈德法典》关于对克尔住宅的保护条款。因此,可以推测,两者身份与克尔大致相同。很显然,罚金成为替代他们履行义务和解决争端的方式。

  另一方面,盎格鲁-撒克逊人因谋杀、盗窃或严重罪行而被提起诉讼,若罪行与王室关联不大,那么如何处置的问题则按照受害者的要求进行。这些违法行为会招致惩罚,但主要是补偿或归还财物。同样,对于谋杀罪的处罚,可以通过金钱(赎杀金)惩罚,而非肉体惩罚或血亲复仇。赎杀金(wer)是罚金最早的形式,违法者缴纳的赎杀金数额取决于罪行严重程度,并非任意征缴。早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一些小过错可以通过罚金进行弥补,也就是说,只要罚金给到位,受害者就会停止诉讼”。违法者通过向受害方支付赔偿金、向国王缴纳罚金,从而免除罪责的方式就是罚金的起源。梅特兰认为,这一经济制裁越来越普遍,并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

  诺曼征服之后,赎杀金逐渐被罚金所取代,由此可见罚金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不是随意形成的,梅特兰更是将亨利一世的罚金制度描述为“回归盎格鲁-撒克逊人指定的古老的赎杀金制度”。

  其次,方式合理而非蛮横。罚金是陪审团对各种非法活动(包括民事和刑事)进行的经济处罚。如果是刑事行为,罚金归国王所有。如果是民事行为,罚金归受害者或受害者家属所有。梅西认为,中世纪英国对罚金的征收方式是蛮横的:“英国法庭滥用权力,随意征收罚金,对违法者和批评王室的人处以毁灭性的罚金。”

  笔者以为事实并非如此。1164年《克拉伦敦宪章》和1215年《大宪章》将罚金的征收方式和原则固定下来。如《大宪章》第20条规定:自由人不能因轻罪而被处罚金,除非根据罪行的轻重程度评定罚金金额;对于严重的罪行也应当依据罪行的严重程度确定罚金数额,但必须为罪犯保留基本生活所需;对于商人犯罪,同样应为其保留基本生活所需;对农奴适用同样的处罚原则,如果他的罪行在可饶恕范围内,应当为其保留耕种工具;如果没有诚实守法之人的誓言,不得进行罚金处罚。因此,《大宪章》主张对违法者给予罚金处罚,但要求罚金与罪行严重程度相一致,并且不能影响违法者的正常生活。

  《大宪章》提供了两种对犯罪者的保护:第一,它确立了相称性规则,要求罚金与犯罪对象相称。其次,它确立了惩罚不应破坏罪犯谋生方式的原则。相称性规则要求罚金与所犯罪行相称。这就要求罚金不但要与罪行一致,而且缴纳的罚金数额不能由国王一人决定,必须经过评定之后方能确定罚金数额。由此可见,罚金的征收方式以及处罚原则都是有据可依的,而非任意进行,罚金也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

  再次,对象多样而非唯一。中世纪英国罚金是法庭针对不同的对象征缴的,斯塔布斯认为罚金是国王治理国家的特殊方式,只向不听话的封臣征收,但《大宪章》第13章和20章中关于罚金征缴有明确的要求:罚金征收对象不仅限于农民,贵族商人等也在此列。格兰维尔和梅特兰认为罚金征缴对象主要为四大类。

  一是封建法庭对封君封臣的罚金。封建法庭规定封臣与领主(国王是全国最大的领主)的关系主要靠土地保有权维系,因此罚金是围绕封建军役和土地保有权展开的,包括封君为提高盾牌钱而征缴的罚金、封君向私自转让土地的封臣征缴的罚金、封君对封臣继承土地征缴的罚金、封君对封臣行使监护权和婚姻权而征缴的罚金。

  二是庄园法庭对农民的罚金。首先是领主按照庄园习惯对农奴以及农民的各种义务所征收的罚金。如继承捐、婚姻捐、磨坊捐、土地转让罚金,以及对使用河流、草地、森林的罚金等。其次是对违法行为所收取的罚金,如对侵犯领主权利之行为以及侵犯他人财产之行为所收取的罚金。

  三是城市法庭对市民的罚金。1150—1250年,英国城市相继兴起,大部分城市共同体很快获得了有利于它们发展的法律特权。从城市结构来看,它们已经获得了相对独立的法律地位,拥有了颇具意义的自由和特殊豁免权。这一时期,城市拥有了独立的司法权,即城市有权成立自己的城市法庭,市民除了受国王的司法权力,以及国王的巡回法庭管辖外,一般不受其他法庭管辖。城市法庭可以说是城市政权机关的核心部分,负责上交国库的罚金评定和征缴、司法管理与城市官员的选拔。

  四是商事法庭对商人的罚金。商事法庭不同于王室法庭和庄园法庭,快速判决是其重要特点。商事法庭主要审理商事案件,为行商之人解决商业纠纷。其判决中的罚金形式多体现为税。如市场税、对侵害之诉所做的惩罚。据此可见,罚金对象是经过中世纪英国司法的多重考量形成的,不同法律体系之下的罚金对象并不相同。

  最后,法律影响深远。中世纪英国罚金是不同法庭依据不同的世俗法律而对不同对象征缴的,罚金的征收在主观上给国王带来了不菲的收入。例如,1493—1494年,亨利七世获得罚金3000英镑。罚金因能给国王带来大量司法收入而在中世纪英国流行,但客观上促进了英国的司法改革之路。约翰为扩大罚金收入,对拒绝服兵役的骑士课征3—10马克罚金,并将这一罚金制度推广至整个封建体系。通过这一办法,财政署征收了大量罚金,却加剧了国王与贵族的矛盾,《大宪章》就是在此推动下出现的。《大宪章》主要是为了限制国王的权力,保护贵族的利益,但也处理了其他阶层的罚金问题,体现了司法公平。如《大宪章》第20—22章对普通自由民、教士、伯爵或男爵分别设定了有区别的罚金规则。至此,罚金的征缴原则得到确认。《大宪章》对罚金原则的确认在司法上是一个进步。此后,国王征缴罚金不能仅凭借王权而是要按照法律规定,这与亨利二世进行司法改革的动机一致。

  通过对中世纪英国罚金的再考察可以看出,罚金作为司法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判决或者按照法律习惯征缴的。罚金在封建法、庄园法、城市法、商法四种世俗法律之下形成,对其认识不能脱离其起源、方式、对象和影响。罚金按照评定进行,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其中包含的公平正义的法治传统对英国民众具有很大的激发性。这种法治传统为英国率先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掀起工业革命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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