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机接口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交互与响应技术，可以通过建立人脑与外界设备的信息通路来实现跨越硅碳边界的“心物连接”活动，从而实现人类增强。在人类增强技术体系中，此类增强也被称为脑机增强。脑机增强引发的各种人文风险俨然成为实现“人—技”和谐蓝图的阻力，要推动其沿着人文轨道发展，需要严肃审究。总体而言，脑机增强背景下的人文风险，包括个体层面的尊严贬损风险、集体层面的价值受抑风险和社会整体层面的身份认同风险。
从个体层面而言，脑机增强下的主体在借助技术手段实现机能逾越的同时，往往也伴随着严重的个体尊严贬损风险。而这种尊严贬损，主要体现在“难以自为”与“难以自维”两个方面。一方面，“难以自为”可以被解读为一种脑机增强背景下的主体意向紊乱。比如，有实验表明，利用电极仿真患者大脑，对情绪的稳定可以起到明显的增强效用，但存在着扭曲主体心理常态，左右患者自由意志的危害。换言之，脑机增强下的主体容易在技术裹挟下变成一具“身不由己”的“提线木偶”。另一方面，这种“难以自为”还体现为一种人文矮化现象。比如，脑机增强背景下的主体为达到操纵的精准无误，追求机能上升所带来的绝对效力，被迫放逐原本那一套生动活泼的表述方式，代替以简单冷漠的运算符号和操作指令。这种“唯结果导向”的增强，实则为主体对于机体“野性”的让渡结果。“难以自维”则主要表现在“脑信息泄露”现象中。对此，希尔特（Elisabeth Hildt）重点谈论了脑机接口所诱发的隐私风险问题，并提出“人脑中的芯片是否会成为某种不受控的‘间谍’工具”，“外界是否会在未经携带者允许的情况下擅自对人脑信息进行调查”等问题。换言之，在脑机增强背景下，主体维系自身信息安全的壁垒已出现裂痕。以上种种，都是增强主体尊严贬损的具体表现。
从集体层面而言，脑机增强群体中广泛存在价值受抑的风险。其一，这种价值受抑表现为群体的去多元化趋势，即“同质化”现象。克莱因（Eran Klein）在案例研究中指出，主体在完成脑机接口芯片植入后，产生了行为习惯、心理状态甚至叙事身份上的“麻木感”，而这种麻木感将进一步引导同质化现象的产生。在脑机增强的作用下，个体会理所当然地选择“最优”规划方案、“最理性”行为模式和“最高效”学习路径，进而塑造出高度同质的脑机增强群体，原本多元有机的文化孕育或翻入单一而空洞的“二进制”篇章。其二，价值受抑还表现为脑机增强群体的本体“退化”，即“增强下的削弱”。这首先是主体意志品质的削弱。随着增强主体对设备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后天所形成的正向价值观念与精神品格也将在纯粹的效能洪流中淡化乃至扭曲。在技术异化语境下，“有志者，事竟成”或将被“有智能者，事竟成”所取代。再有就是“原始机能”的萎缩。在脑机接口“代办一切”的时代，同样意味着增强群体的“低智”时代。人们在享受脑机接口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付出了高昂的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用进废退”的机制，或在人类群体智能的极化中得以呈现。
从社会整体层面而言，脑机接口面向社会的增强应用将带来严峻的“身份认同”风险。围绕身份认同，可以衍生出两个更为具体的追问，即“脑机增强群体如何自定义”和“社会其他群体是否再定义”。第一个问题实则指向了增强主体的自我认知风险。碳基与硅基在物理上的组装并不意味着精神上的契合。在现实情况下，人机交互中难以规避的“错位感”和“疏离感”往往会导致增强主体的自我认知障碍，使其无法正常地完成一个连贯的自我叙事。更为严谨地说，在脑机增强背景下，行为主体的自我认知还存在较高的不稳定性。比如，在脑机设备的执行过程与主体指令高度契合的情况下，主体的自我接纳程度较高；当二者出现滞后性乃至差异性时，主体便很难去认知这个“似是而非”的自我。关于第二个问题，实则指向了社会整体的认知风险。一方面，面对脑机增强群体，社会其他群体有可能出现“过敏”症状，出于恐惧和不信任，脑机增强群体则有可能在社会“排异”中被边缘化。另一方面，社会其他群体亦有可能表现出麻痹甚至崇拜的态度，那么原先所构建的社会稳态秩序就会变得岌岌可危，关于“人”的形而上学问题也许会高高悬置于“后人类”上空。
从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历程来看，这类与人本身息息相关的技术可以梳理出一条“具身—离身—再具身”形式的清晰脉络。最初的增强形式，是主体内向维度的身体技能开采；随着技术的发展，进而外化为工具的加持、机械的自运转；而随着“汇聚技术”浪潮的到来，脑机接口又一次将技术拉回到身体框架之内，而这种技术“再具身”的增强模式，也必然在提供技能逾越的同时加剧本体的依附性和从属性。从生命进化路径来看，泰格马克（Max Tegmark）在《生命3.0》中构建出了一种“技术进化”取代“本体进化”的全新阶段。其中，生命3.0版本即“生命体可以重塑自身的软件与硬件，不再等待进化带来的恩赐”。然而，这种纯粹依赖于技术加持的生命进化模式也暴露出“高速而不高质”的困点。综合上述两类视角，脑机增强极有可能在“高度具身”的作用模式和“高速迭代”的演进逻辑中形成“技术有作为，本体不作为”的增强惯性，从而不断被削减固有价值，侵蚀主体地位。到那时，脑机增强下的群体或将在这种隐蔽而充满诱惑的增强惯性下，彻底放弃自我增值，而成为技术的附庸体。可以说，在脑机增强惯性的驱使下，“增强之我”与“本真之我”间不断增大的“势能差”是“本我”跌落“神坛”的风险之源。
随着脑机接口在人类增强领域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其暴露出的人文风险也在一个动态的时空语境中继续异变，这也对其风险抵御和应对机制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强调的是，应对脑机增强所产生的人文风险冲击，不能单纯乐观地还原至技术层面，而是要在这场“人—技”博弈中持续增添人文“筹码”，实现脑机接口在增强向度下的“亲主体”实践。一方面，对于脑机增强的审视与研究工作，不能停滞在一个简单的“正负价值对冲”阶段，而是要将这种审视融入到动态、多元的技术时空中加以锻造，从而搭建起真正具有效力性、稳定性、灵活性、发展性的风险审查与人文规约体系。另一方面，夯实普适的人文文化体系，是应对脑机增强在人文领域异化的“根本之法”。犹如《爱、死亡与机器人》中人造机器人齐马在艺术作品中所追求的那一抹“奇马蓝”一样，技术增强下的人类个体依旧需要坚定秉持那个原初的“本我”。唯有如此，才能在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暗流上扶稳船舵，把准方向。否则，剥离“人性”的脑机增强或将走向福柯在《词与物》的尾声中所描述的末世图景：“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新兴增强技术前沿的人文主义哲学研究”（20&ZD04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长沙理工大学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