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用较为模糊的语言提出了“范式”概念：“它们的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它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问题。凡是共有这两个特征的成就，我之后便称之为范式。”范式是科学活动或科学研究的一种模式，是科学共同体所共同遵从的规则、标准，甚至是信念，是一个科学领域成熟的标志，而在范式指导下的科学实践是历史性的。库恩的科学革命观强调范式的先在性，范式之间的转换预示着革命的发生，因而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尽管范式一词在社会科学领域被广泛使用，但范式理论对科学革命的认知遭到了不少科学家、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的批判，其主要原因或在于范式概念的含混性。
范式概念的再审视
马斯特曼（Margaret Masterman）认为，库恩范式的用法有众多歧义，她通过研究发现库恩对范式的定义多达21种，它们主要被归纳为三大类：形而上学范式、社会学范式以及人工范式。她认为，在社会学意义上，范式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理论缺失替代品的功能。另一位批评者沙佩尔（Dudley Shapere）认为，范式涵盖了科学发展中的过多因素。因为很难看出通过诉诸范式这一概念而获得的收益，因此必须质疑范式的概念到底能使我们获得什么，而这些收获能否被它所伴随的混乱抵消。
库恩本人尝试就类似争议做过辩护。比如，他后期使用“学科母体”或“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代替范式，并通过综合和局部的区分再次界定范式的用法。局部指各种类型的范式，综合则指在科学共同体这一框架之下的范式。可是，库恩的科学共同体概念也广受质疑。共同体大而松散，很难发挥因果实体的功能。科学共同体是否享有共同的“范式”，在多大程度上认同共享信念，以及所谓的范式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比如，作为遗传学奠基人的孟德尔，通过多年的豌豆实验发现了遗传分离规律和基因自由组合规律，这在当时并没有受到科学共同体应有的重视。科学共同体共享的“信念”在认知上和时间性上很难达成一致。
或许，库恩想强调的是“历史整体性”，以及科学在理论性和实践性层面的联系。一方面，历史整体性强调社会因素、历史因素甚至科学家的个人因素对科学的影响。就束缚天文学家的想象力而言，非天文学因素和天文学因素同样发挥着作用，所以哥白尼革命不仅是一个关于天文学家和天空的故事。另一方面，实践性因素不容忽视，范式最核心的是实践性范例。劳斯（Joseph Rouse）也关注到库恩理论中的实践维度。他指出，科学不只是一个碰巧用于实验室的命题之网，概念和其物化实现是齐头并进的。这整体上反映出库恩使用范式的动机：其一，他深受法国科学编史学传统的影响；其二，他不满逻辑经验主义所呈现的科学形象。
科学发展的连续性与断裂性
一般认为，范式理论无法接受线性、累积的科学进步观点。如果新范式在某种程度上包含旧范式，那么则会在逻辑上暗示蒙昧主义和相对主义。因此，库恩认为，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历史主义学者的库恩，其最缺乏历史主义精神的理论便是范式概念。这种科学革命观违背了历史主义原则。无疑，新范式无法解决旧范式所能解决的所有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新范式无法完全取代旧范式。库恩的科学革命论有自相矛盾的部分。温伯格（Steven Weinberg）指出，科学革命循环理论本身会令人很不安，它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我们对科学史的了解，是值得怀疑的。
新旧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说明科学家的认知产生了跨越式的结构性变化。常规科学的范式与新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即新范式与旧范式是完全意义上的割裂。库恩指出，“竞争着的范式之间的转换就不可能（借助逻辑和中性经验的推动）逐步地完成。就像格式塔转换一样，它要么必须立即整个地变，要么就根本不变”。这一观点有些极端，它没办法合理解释范式转换中隐含的新旧（理论、方法、信念等）的连续性问题。库恩科学革命观的积极意义在于，科学合理性的讨论被引入另一个阶段，它并不是超越历史的普遍知识原理，而是根植于科学实践和历史条件中的理解。在科学革命发生时，科学家的认知需要获得再训练，理由是环境和常规科学传统的变化。然而，无论从不可通约性概念的提出来看，还是从库恩本人后来对其批评孜孜不倦的解释来看，不可通约性未能解决理论的自洽性问题。推敲不可通约性难以自洽的原因，不难发现，它没能处理好新与旧的关系，或者说为了立住革命概念而走得太过极端。
因此，库恩对待革命的态度自始至终都有些混乱。他晚期修正了对科学革命以及不可通约性的主张，开始更倾向谈论“发展插曲”（developmental episodes），而非革命。简言之，科学专业化过程就是物种形成过程，科学进步加剧了沟通的障碍。显然，库恩晚期所言之不可通约性转向学科分化的精细化，导致了专业之间的壁垒。面对众多对不可通约性的责难，库恩晚期一直尝试对这一部分批判作出回应。遗憾的是，他未能完成这部分工作。不过，从科南特（James Conant）和豪格兰（John Haugeland）对库恩手稿的整理中，可以发现库恩修正不可通约性的强烈意向。库恩所谓革命前科学家眼中的鸭子到革命后科学家眼中的兔子，也许二者给出的图式都不完整，都只是完整图式的一个侧面。而玻尔的互补原理为理解不可通约性带来了新视角。它反映出科学革命中新旧理论的连续性也是一个普遍现象。
当库恩谈论他所谓的科学革命时，通过驯服常规科学体系中的科学理论、方法，使之符合其观念中科学进步模式的策略失败了。其整体性的科学革命模型无法为科学家在某一特定研究领域中的那些绝妙的想法和操作方法给出解释，这反而加剧了库恩本人的困惑。在科学革命的判定中，这种失败某种程度上使如何有效阐释革命性变化背后的新旧之间的连续性和断裂性问题恶化了。比如，广义相对论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经典的物质概念，量子理论保留了经典的时空观。从这一角度看，新旧范式是可通约的或部分可通约的，有些本体论的基本假设仍被新旧理论共享。库恩的科学革命模式，或许是个不那么成功的探索。正如他本人所说：一直关注我的人也许想知道我所描述的那种基于价值的事业如何成为一门科学，并反复产生强大的预测和控制能力。不幸的是，对于这个问题，我根本没有答案。
科学革命：连续性和断裂性的统一
库恩早期就认知到科学革命中的连续性问题。比如，他在《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一书中指出，《天体运行论》既能够作为天文学和宇宙论新传统的出发点，又能作为旧传统之顶峰，“科学的基本概念中的重大变革都是逐渐发生的”。这与他后期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观点有较大区别。无奈的是，他对革命概念的理解较为极端，以至于最终无法自圆其说。库恩的前后不一致，也从另一个层面反映出其革命观所蕴含的变换与矛盾。
总之，对革命的理解不应是单纯、片面的。发生在科学领域的革命，抑或技术、经济、政治、社会、产业等领域的革命，都是连续性和断裂性的统一。其一，革命具有连续性特征，或是循环性、准周期性的运动。新事物的统治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沉淀以积蓄力量。同理，旧事物的失败也不是瞬间发生的。新旧的角力不代表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完全取代，新与旧之间具有连续性。其二，革命具有断裂性特征，是深刻的、正在进行的、变革的力量。用库恩的话说，是前进道路中的“转折点”，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之所以强调它是正在进行的，是由于革命是共时性的而非历时性的，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取代那么简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项目“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当代内涵及其教学应用研究”（20VSZ12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