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创刊伊始，发表了《莫让绝学成绝响》的学术报道，其中写道：“绝学负载的是文化的基因，绝学中流淌着中华文明的血脉。割裂了文化传统，就丧失了未来。保护绝学，就是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就是保护我们的历史和未来。”同时，列举了梵文、八思巴文、西夏文字、契丹文字、纳西东巴文、因明学、简帛学、甲骨学等冷门“绝学”，并报道了照那斯图先生当时传承八思巴文字的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照那斯图是当今世上屈指可数能解读八思巴文这一‘能译写一切语言文字’的专家。今年已经70多岁的他，近日由于胃病严重住进了医院，病床前出现了刚刚开始跟随他学习八思巴文的学生的身影，这或许给他带来些许安慰。”

　　照那斯图先生是公认的八思巴字和蒙古学的权威专家，在八思巴字理论研究及其文献资料搜集整理、《蒙古字韵》文献校订及蒙、汉语言接触研究中都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八思巴字学科草创之初，门庭冷落，先生身体力行、垂范后学，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文献资料整理，都是亲力亲为，发凡起例，不遗余力，几十年如一日。直到今日，尽管先生早归道山，但八思巴字学科已然是蔚为大国。为了更好地推进八思巴字和《蒙古字韵》研究，使“冷门不冷、绝学不绝”，特撰此文。

　　八思巴字理论的突破 

　　八思巴字是元世祖忽必烈特命国师八思巴创制的一种拼音文字，近代学术界通称“八思巴字”或“八思巴蒙古字”，又称“方体字”。八思巴字的用途是“译写一切文字”。八思巴字是一种蒙古文，它首先是为蒙古语创制的，同时它也是记录其他语言的符号系统。

　　关于八思巴字的类型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以波普教授为代表的八思巴字研究者们一直认为，在八思巴字里每个辅音字母同时含有元音a，表示辅音和元音a构成的音节。因此，得出结论说，八思巴字是音节文字。

　　对于这个问题，照那斯图先生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个看法不能成立。即使说辅音字母带有元音a构成音节，可是单由一个辅音和元音a构成的表音单位能不能代表和决定整个八思巴字的类型呢？更何况在八思巴字里，并非每个辅音字母在任何情况下都含有元音a。首先，事实上辅音字母并不始终含有a。例如，辅音字母与元音字母相拼或辅音字母做韵尾（音节尾）时，辅音字母就不含a；其次，既然把辅音和元音a当作一个表音单位，那么，为什么还用辅音字母和元音字母的概念，而把一个音节单位称作“辅音字母”呢？这不是难以自圆其说吗？至于含元音a的音节，在整个八思巴文字中，与用其他元音字母表示的音节相比，只不过是一部分，不能以偏概全。由此可见，说八思巴字为音节文字是站不住脚的。应该按八思巴字的整个表音体系，把元音a的表示归结为零形式，把八思巴字的类型定为音素文字。这样看才符合八思巴字的实际。

　　照那斯图先生的研究解决了有关八思巴字的文字类型的争论，是八思巴字理论上的重大推进，使得中国学者的观点在国际上占有了重要地位。

　　八思巴字蒙语文献的汇集 

　　照那斯图先生是蒙古学的专家，一直关注蒙古语古代文献的研究，其论文《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的语音系统》（《民族语文》2007年第2期，第44—51页）对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语音系统中的辅音、元音进行了详尽分析。

　　除了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科学研究，先生还非常注重原始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在出访日本期间，他将现存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汇集成书——《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II文献汇集》（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91年版）。

　　先生导夫先路，后来蒙古学专家们接过接力棒，呼格吉勒图、萨如拉编著了《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汇编》，对资料进行了更为系统全面的搜集、整理、研究，使得这方面的工作得到了极大推进。

　　八思巴字官印的集大成 

　　众所周知，官印是权力的象征，元朝八思巴字官印使用也比较普遍。照那斯图先生认为，八思巴字在官印上的运用，是八思巴字作为国书最重要的用途（《元国书官印汇释》序言）。在八思巴字推行之际，便首先宣布“诸省部台印信并用蒙古字”（《元典章》卷三十一礼部四）。因为这种官印都是由中书礼部造发，所以当时统一规定用蒙古字，也较易实行（罗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第15页）。正因为官印代表着官方的权威，所以其用字就反映了国家的规范与标准，从而也可以为元代语音史研究提供参考。

　　照那斯图先生一直关注八思巴字官印的搜集与研究工作。照那斯图、薛磊合著的《元国书官印汇释》（辽宁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是八思巴字官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照那斯图先生终生致力于八思巴字材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其所集材料之宏富，研究之精湛，罕有其匹。在这些材料中，八思巴字官印资料有着更为独特的意义与价值。照那斯图先生收集的官印（有实物也有印文）共210多方，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类部门都有印章使用，如212司籍所印，213集贤院经历司印，214集贤院照磨兼管勾承发架阁库印，224管领本投下怯怜口诸色人匠都总管府经历司印，303海西辽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照磨印。

　　这些特定的文物和文献资料不仅记录了民族语言，而且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宗教和典章制度等方面的一些情况，成为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宗教学等学科极为可贵的研究资料。照那斯图先生对第一手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为后学树立了典范，循此理路，笔者近年来对黑水城文献中的八思巴字官印、签押等文献资料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即将出版）。

　　《蒙古字韵》研究的奠基 

　　《蒙古字韵》是元代一部既重要又很有特色的韵书，它本质上是一部汉语韵书，但却用八思巴字来拼写汉语音节（给汉字注音）。这部书在中土本来已经失传，唯一的清抄本保存在大英博物馆，后经日本人翻拍，辗转传到于道泉、罗常培先生之手，这才由罗常培先生大力传布，中国学界始知此书并开展研究工作。所以，照那斯图先生称罗常培先生为“八思巴字学科的奠基人”。

　　接下来，《蒙古字韵》的研究历史性地落到了照那斯图先生这一代学人身上。先生发挥自己的八思巴字和蒙古学的专业特长，与汉语音韵学家杨耐思先生一道，展开了《蒙古字韵》的校订和研究工作。《蒙古字韵校本》就是两位先生杰出工作的集中体现，为后来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工作范式，打下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继起的是韵书专家宁继福（忌浮）先生。宁先生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蒙古字韵》的文献来源是金代王文郁著的平水韵韵书《新刊韵略》，同时宁先生还对与《蒙古字韵》有密切关系的元代韵书《古今韵会举要》及其相关韵书进行了深入、系统研究，从文献学、韵书史和音韵学的角度解读《蒙古字韵》及其相关文献的语音奥秘，比如对其语音系统的源头《七音韵》的追索。

　　身在国外的沈钟伟先生也推出了研究《蒙古字韵》的力作——Studies on the Menggu Ziyun（《蒙古字韵研究》，（台湾“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语言暨语言学》专刊甲种之十六），同时还出版了《蒙古字韵》文献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蒙古字韵集校》，将照那斯图先生和杨耐思先生《蒙古字韵校本》之后的工作又推向了一个高峰。

　　近年来，麦耘和刘海阳、陈鑫海、郑伟等都从历史比较语言学角度将历史文献和现实中的汉语方言进行了对比分析，为《蒙古字韵》语音系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途径和思路。

　　还有我国台湾地区的郑再发先生、杨征祥先生、李添富先生也都对《蒙古字韵》或相关韵书进行了系统研究。此外，日本的中野美代子、美国的柯蔚南等学者也都对此有非常深入的研究。

　　蒙、汉语言接触研究的开辟 

　　元代是蒙古族建立的统一封建王朝，当时蒙古族语言对汉族语言形成了很大影响。其实，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语言接触”的充分实践，从而也形成了很有特色的“蒙式汉语”。这在元代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而语音上的影响集中体现于《蒙古字韵》一书中。《蒙古字韵》是元代一部既重要又很有特色的韵书，它本质上是一部汉语韵书，但却用“蒙古字”（即八思巴字）来拼写汉语音节（给汉字注音）。如同当时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元代汉语也深深打上了蒙古民族文化的烙印，这在《蒙古字韵》中有很明确的表现。如书前的“蒙古字韵总括变化之图”就是一幅典型的汉蒙合璧的声韵拼合图。

　　照那斯图《释蒙古字韵总括变化之图》一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部工作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研基金成果汇编（论文、研究报告）》第1卷（1999—2000）上册，第361—370页）对该图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纠正了该图中的一些失误（特别是笔画上的书写错误，指出该图右侧残损了2字，分别是n和w），准确地指出上方六个字母为汉语音节韵尾所用，下方的则是蒙古语音节末尾所用的辅音，由此形成闭音节。这是对该图最准确的解释，是成功破译该图的金钥匙。同时，照那斯图先生也以此给学界树立了从蒙、汉语言接触视角研究《蒙古字韵》的范例。

　　近几年，笔者秉承照那斯图先生遗意，从蒙、汉语言接触视角对《蒙古字韵》进行了一些探索。如《蒙古字韵》中汉语声母匣母为何分为合、匣二母（前者拼洪音，后者拼细音），笔者认为，这些是受到蒙古语中“辅音和谐”规律制约的结果。

　　再如，与蒙古字韵总括变化之图相关的研究。蒙古字韵总括变化之图是展示韵尾的，但一般说来，一个音节的构成除了韵尾或说音节尾的辅音，还要有音节首的辅音和音节中的元音。只有这些都罗列出来，才能完整展示音节的拼合情况。那《蒙古字韵》为什么不做这一工作呢？

　　笔者认为，《蒙古字韵》的编者是一图代三表（八思巴字字母总表、八思巴字拼写系统的元音表、蒙古字韵总括变化之图），是以一种最经济的方式来展示音节的组合情况，即表面上仅展示韵尾，但实际上已经将大家共识默认的音节首的辅音和音节中的元音纳入了其拼写体系中。之所以说音节首的辅音和音节中的元音是大家共识默认的，就是因为这些已经由八思巴字字母总表所限定。如照那斯图先生和杨耐思先生所说，八思巴字首先是用来拼蒙古语的，首先可说是一种蒙古文，所以其辅音和元音的数量及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蒙古语为重要参照的，同时也受到八思巴字所从出的藏文的文字体系方面的制约。我们认为，这更突出表现在八思巴字的元音系统上。这样，一个常见音节的三部分就齐全了。我们再将三表合一看一下整体情形就可以发现，当初照那斯图先生从蒙、汉语言接触视角研究《蒙古字韵》及蒙古字韵总括变化之图确实是独具慧眼的，而且也确如先生所展示的，蒙古字韵总括变化之图的确是蒙、汉语言接触的集中体现。

　　（作者系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