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晚年删述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是中国学术文化的渊薮，其中的《礼》，西汉称“士礼”或“礼经”，魏晋以后称《仪礼》，乃是礼的本经，该书所记冠婚丧祭、飨射聘觐等礼，皆为周代的典礼仪式，共十七篇，内容涉及古代宫室、车旗、服饰、饮食、丧葬、礼器、乐器之制，及其形制、组合方式等，堪称周代社会生活的长卷，其价值之高自不待言。
始料未及的是，《仪礼》的传承，迭经坎坷，屡遭排斥与冷遇，传习者寥若晨星。至清初，《仪礼》文本已是百孔千疮，讹脱衍倒，触目皆是，处于濒临灭绝之境。更令人惊讶的是，经由清人校勘，不仅《仪礼》文本焕然一新，返归旧貌，而且借此催生诸多新的学术领域，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总体繁荣。
《仪礼》校勘缘何艰辛？
《仪礼》文古义奥，又为名物度数之学，所记彝、簠、簋、觥、觯、斝、盉、匜等礼器，“行于今者盖寡”；诸多仪式于后世已“无所用”，故虽如韩愈之好古，亦慨叹“《仪礼》难读”。唯其如此，《仪礼》在社会上备受冷落，《礼记》却是广受欢迎。唐人撰《五经正义》，便直接用《礼记》替代了《仪礼》的地位，《仪礼》遂被边缘化。《礼记》原本是《礼经》的“记”，类似后世的“辅导材料”，是依附于《礼经》而传的。如今附庸蔚为大国，两者地位彻底翻转。
北宋熙宁年间，王安石改革科举考试，决定废罢《仪礼》。古时科举分房阅卷，自此至清，再无《仪礼》之房，《仪礼》的地位一落千丈。科举考试科目犹如指挥棒，《仪礼》不在考试科目中，则举国读书人几乎都不再传习此书，其学日衰。
传统的《十三经注疏》，坊间依然在刻印，而各经的校对，书商的用心完全不同。《仪礼》错字满纸，如“尝”误作“常”，“序”误作“席”，“埽”误作“歸”之类触目皆是。《乡射礼》“宾与大夫坐反奠于其所”，脱“坐”字；《既夕》“众主人东即位”，脱“主”字；《有司彻》“受爵酌献侑侑拜受三献北面答拜”，此十四字误重；甚有整句话脱漏而无人发现者，如此等等，已到难以通读的地步。
《仪礼》繁难，不易卒读，当初尚有完本在，而学者已多视为畏途。如今文本断烂如此，可供查核的资料少之又少，要想恢复《仪礼》原貌，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首开以唐石经校勘《仪礼》
清代首开《仪礼》校勘的学者是顾炎武，使用的校本是开成石经，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大事。雕版印刷始于唐代，用于刻佛经、历书与药方。儒家经典则靠传抄，文本互歧，在所难免。唐文宗为了给社会提供标准的文本，按照汉代刻《熹平石经》先例，将《九经》“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此即“开成石经”。据《五代会要》，雕版印行儒家经籍，始于后唐长兴三年（932），乃是按开成石经的文本“句度而成”，一字一句，移录到版本之上。
开成石经的雕刻，政府非常重视，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是中国经学史上的重要事件。不无奇怪的是，学界对此漠不关心，“石经立后数十年，名儒皆不窥之，以为芜累甚矣”。其后数百年依然如此，欧阳修《集古录》、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等都不提及唐石经。
康熙二年（1663），客居西安的顾炎武，“见唐石壁九经，复得旧时摹本读之”（《九经误字序》），而以开成石经校明北监本《十三经》，乃知《仪礼》“讹脱犹甚于诸经”。顾炎武意识到，开成石经是后世雕版经籍的“祖本”，保存了儒家经典最本真的面貌，学术价值极高。其后，张尔岐的《仪礼监本正误》，以石经正监本讹误及经文误细书、注文误大字混入经文等，几达200处。彭元瑞《石经考文提要》，以石经校正《仪礼》，纠错约160字。严可均《唐石经校文》，以石经参正《仪礼》者，多至352处。如此等等，传世《仪礼》文本中的大量讹误，由此纠正。
顾炎武的卓识，超迈前儒，一举廓清了学界对石经的认识。严可均称之为“古本之终，今本之祖”，“此天地间经本最完最旧者”；丁溶云：后世版本，“句皆石经之句，字皆石经之字，读经而不读石经，饮水而忘其源”；成为清人通识。凡校群经者，无不先取正于石经，而以《仪礼》得益于石经者为最。
石经学的勃兴
顾炎武对石经的关注，引发了石经研究的热潮，取得许多意想不到的成果。严可均用八个月的时间，勘查石经的拓本与刻石，发现诸多磨改、旁增的痕迹，字体亦不同，而知石本屡经改动。严氏稽考《旧唐书》《册府元龟》等文献，确定石经文字杂出四人之手：先由郑覃等勘定刻石的文本；开雕后，由覆定五经字体官唐玄度校改；其后，韩泉奉旨详校经文；僖宗乾符年间，又由张自牧重加勘定。磨改之迹，一一皆在。这一发现，令人耳目一新。
而据朱彝尊的研究，石经还经过两次补刻：天祐元年（904），韩建筑造新城时，“六经石本委弃于野”。至五代朱梁时，刘鄩守长安城，将石经移至城内唐尚书省之西隅。因石经残泐颇多，故朱梁时期曾加重刻，这是第一次。明嘉靖乙卯年（1555），关中大地震，石经复多断损。万历戊子，生员王尧惠等按旧文集其阙字，别刻小字于石，立于碑旁。这是第二次。两次补刻文字，前人闻所未闻。
冯登府等则对石经的拓本做了研究。唐石经总114石、228面，碑石高峻，篇幅浩繁，不易阅读，嘉靖乙卯曾前有摹本，忠于旧貌，然已绝迹。清通行拓本为装潢本，乃是裱匠取村塾中的《九经》本，嵌入王氏补字，王氏补字多谬，原本别刻于小石，现尽数嵌入，冒充完拓，欺蒙世人。顾炎武所据石本正是装潢本，所指讹字，多为王氏所补，石经本身并不误。陈鳣讥顾氏受王尧惠之欺，“是虽校犹不校也”，不为无稽。
上述种种，使“石经学”成为新兴的学科，各种磨改补刻、补刻的文字得以与石经原刻清晰区别，这对于经典校勘的进一步深入，意义重大。
乾隆中，阮元任石经校勘官，为校《仪礼》上石，曾对唐石经磨改补刻之迹再加考察，创获颇丰。如《士昏礼》，全篇“成”字皆缺末笔，阮云此为朱梁避太祖父诚之讳，故推定此卷全为朱梁重刻。又如《丧服经传》之篇题，诸本多作“丧服”，无“经传”二字；是非殊难遽断。阮元指出，石经开成初刻、《释文》皆作“丧服经传”，乾符改刻始磨去“经传”二字，今痕迹犹在；原因是小题“子夏传”与大题重复，故篇名本作“丧服经传”。又如《既夕礼》“摈者出请”，补字石本无“出”而有“须”字。阮云：“石经每行十字，此虽残阙，而‘摈者出请’四字尚存可辨。明人补字，脱一出字，重衍一须字。”至确。
可知凡磨改、重刻、补刻处，每每易误。清人明识于此，再审以字体、行格，屡收奇效，致讹之由，无可隐遁。
版本学的发皇
校勘之役离不开版本，底本与对校本的年代越早、校刻越精，则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清人搜求善本的热情非前贤所能比肩。其中，著名版本学家黄丕烈的成绩足以骄人于世，其所得宋椠《仪礼》宋本单注、单疏各一：
一是嘉定状元王敬铭旧藏《仪礼郑氏注》17卷，每半页8行，行17字，未记刊刻地，然卷末双行记经字数，书末又总记经注字数，为宋版旧式。张淳《仪礼识误》校语所引，有南宋严州本十余条。顾广圻以此本与之对勘，发现无一不合，故判定为严州本。黄丕烈则定为宋严州单注本，但为张淳未见未订之本。
二是《仪礼疏》一部，原本为50卷，与清代通行之42卷有别，今残存44卷，缺6卷，但首尾完具，至为难得。此书不录经注，仅有贾公彦疏，当即单疏本。顾广圻以此本与通行本《仪礼注疏》对校，“凡正讹补脱，去衍乙错，无虑数千百处，神明焕然，为之改观”；黄丕烈盛称其为“于宋椠书籍中为奇中之奇、宝中之宝”。
黄丕烈之外，清人访得的善本亦不在少数，最著名的是嘉靖时东吴徐氏翻刻的宋本《仪礼》。此书久逸，至清复出，行格与严本同，每卷末所记经注字数大多与严本同，仅四卷略有出入。全书“敬”字皆阙笔，陈鳣疑其为宋仁宗天圣以前的刻本，年代尚早于严本，弥足珍贵。《仪礼识误》所引严本十余条，验之徐氏本多不误，甚至有众本皆非而徐本独是者，足见徐本犹胜严本一筹。
上述善本的发现，使《仪礼》校本的质量急起直追，其影响不可等闲视之。常熟汲古阁毛氏曾以十数年之力刻《十三经》，用力不可谓不勤，务求成为善本，而学界评价不高。其后，张敦仁刻《仪礼注疏》，摆脱明本，彻底翻新，将宋代佳刻严州本与景德官疏本萃刻为一体，学界号为善本。卢文弨点评其中缘由道：毛氏以万历监刻为底本，讹误校不胜校，不能尽扫落叶，故难成善本，而张敦仁“以宋本易帜，而精校焉孰雠焉，此其所以善也”（《合刻仪礼注疏跋》）。善本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经典释文》研究别开生面
《经典释文》（以下简称《释文》），隋陆德明撰，此书“所采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六十余家，又兼载诸儒之训诂，证各本之异同，后来得以考见古义者，注疏之外，惟赖此书之存”，人称“六朝以前经文之渊海”。全书共30卷，其中《仪礼音义》一卷，所注词目约300条，唐以前部分《仪礼》字形及音义见存于此。
最早用《释文》校《仪礼》者为南宋张淳。张氏将《仪礼音义》逐条验之《仪礼》，发现多有不合。如《士昏礼》“受笲腶脩升”，“腶”《释文》作“段”，开成石经亦作“段”，张氏订作“段”。再如《士丧礼》郑注“将县重者也”，《释文》释“重”字云：“于重同。”是“重”字前有“于”字。案诸文意，有“于”字为“安”，张氏遂据补“于”字。凡此，皆是张氏卓识。
然而，《释文》价值虽高，但问题不少，不可株守于此。清人研究的结果表明，通行的《释文》经过宋人臆改，并非原本。众所周知，经典传抄，来源不一，《仪礼》即有多种传本，陆德明与贾公彦所见《仪礼》文本必然有差异。宋人不假思索，遂妄加窜改，“非强彼以就此，即强此以就彼”。再者，六朝音切，舌上与舌头、轻唇与重唇不分，《释文》音释亦多如此，宋人多疑其不谐而妄改，致失原书之真。
清人超迈宋人处，首先是对《释文》文本下足功夫，夯实基础。清初行世的《释文》，为明末叶林宗的钞本，乃据钱谦益绛云楼藏宋本迻写而来，文字多有脱误，亟须考订。徐乾学曾将叶钞校订后刊印，是为通志堂本。乾隆末年，卢文弨手校重刻叶钞本，是为抱经堂本。此外，惠栋、段玉裁、臧镛堂、顾广圻、孙星衍、袁廷梼、陈奂、王筠等，或据叶钞细为雠校，或案宋刻经传再加刊正，令《释文》文本与宋人所据不可同日而语。
清人在厘正《释文》文本的同时，还发现诸多新问题，正俗字即是其一。六朝人好用俗字。如饭，古音反，读如变，与卞音近，俗作飰。又如《士冠礼》“徹筮席”，徹，《释文》作撤。案《说文》“有徹无撤，撤去之徹，古皆作徹，不从手，撤为俗字”。诸如此类，陆德明多不能辨，而以俗字为正字，张淳则沿袭其误。
隋唐学者于字形异同多不深究，陆德明亦然，如《聘礼》经注，“铏凡六见”，《释文》均作“钘”，二字虽同音刑，然绝非一字。据《说文》，前者为祭器名，后者乃乐器名。《礼记》间有二字混用，乃同音假借，本字仍当作“铏”。凡此种种，清代文字学勃兴，学者治学无不根基于《说文》，故能逐一审夺，还归于正。
校勘成为专门之学
古人读书，先求诸校勘，有“书不校不读”之说。校勘学起源甚早，至清而成专门之学。清人校勘古代文献，有举国之势，经史子集，靡有勿届。《仪礼》讹误百出，校勘最为不易，而清人居然翻新为完帙，堪称典范。
校勘之术，陈垣先生《元典章校补释例》归纳为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四种。清人稔熟于此，而以理校所得最为突出，顾广圻云：“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仪礼疏五十卷（宋刊本）跋》），每遇词句不伦，而无古本可正；或数本互异，无所适从；或诸本尽同，众口一辞，而义有难安之处；则出以理校，而屡收奇效。兹略举数例。
其一，由注疏而正经注之误。《仪礼》经文，时有郑注窜入，因各本皆同，不易察觉。顾广圻说：“《仪礼》一经，文字特多讹舛，深于此学者，每读注而得经之误，又读疏而得注之误。”（《仪礼疏五十卷（宋刊本）跋》）如《士虞礼》：“尸左执爵，右取肝，擩盐，振祭。”石经及各本皆同，似无可置喙。然此语郑注：“取肝，右手也。”可见经文无“右”字，否则郑氏何必加注？王引之断言“右”字为后人所加，因郑注而窜入正文，当删。再如《士冠礼》“赞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石经及各本均同。然贾疏说：“盥于洗西无正文。”郑注：“盥于水西，由宾阶升也。”揆诸文意，原经当作“赞者盥、升，立于房中”。浦镗、朱大韶认为，郑注“于洗西”意在补明经义，其后被讹入经文，至确。
其二，由名物制度而考见经注之误。《士丧礼》“死于适室”，郑注：“疾时处北墉下。”“墉”，各本同，唯毛本作“牖”。“向墐户”，毛传“向，北出牖也”，此为庶人之室，故有北出之牖，而《士丧礼》所记为宗庙正寝之室，不可混同。《郊特牲》云“薄社北牖”，薄社为亡国之社；“北牖”，孙希旦说：“塞其三面，惟开北牖，使其阴方偏明，所以为通其阴而绝其阳也。阳主生而阴主杀，亡国之社如此”（《仪礼集解》），是亡国之社得有北牖。《丧大记》云“寝东首于北牖下”，牖为误字，当从或本作墉。胡氏遍引文献所记宫室之制，皆前堂后室，“惟室南有牖，北无牖。室内止有一牖，故言牖下，即知其处，不必分别南北”。士大夫以上皆如此（《仪礼正义》），故断定毛本作“牖”为非，至确。
其三，以全书通例校定经文。《特牲馈食礼》：“肝从，左执爵，取肝擩于盐，坐振祭，哜之。”吴澄说：“上文云‘坐捝手’，至此尚未兴，不当复言坐。”（《仪礼考注》）疑“坐”字为衍文。然褚寅亮综合考察《少牢馈食礼》《少仪》等篇的有关仪节，而知古礼就俎取祭品必兴；祭毕，将所祭之物返于俎亦必兴，惟祭时坐。故此文“取肝擩于盐”，必已兴起，“经言坐祭，正见其兴而起也”（《仪礼管见》）。可见，坐字不衍。
综上可知，清人校勘，善于贯通全书，把握义例，绝不就字论字，故虽无古本可参，所校仍坚不可移。此外，注重注疏与经注之验合，务求字字落实，读书之精细，令人钦佩。
清人的《仪礼》校勘，是文献学史上著名的难题，也是成功的范例。清人为求得《仪礼》文本的原貌，而托诸校勘，为此而殚精竭虑，将触角伸向各个方向，动用各种资源为《仪礼》文字的返本归正所用，由此而催生了石经学、版本学、《释文》学、校勘学等学科，不仅为校定《仪礼》文本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推动了有清一代学术的繁荣，功莫大焉。如何在返本中拓展与深化学术研究，开创新局，足启后人深思。
（作者系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兼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