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公共危机管理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兴起以来，博·赫德伯格（Bo L. T. Hedberg）、保罗·塞尔布斯特（Paul L. Selbst）、卡尔·威克（Karl E. Weick）等学者已经注意到，政策和公共行政象征维度的相关研究可以有效地应用于危机分析领域，对于构建公共危机管理理论大有裨益。现代政治象征研究鼻祖默里·埃德尔曼（Murray Edelman）则首次将政治语言引入危机分析，提出了“被语义造出的危机”“被语义掩饰的危机”等概念，以揭示危机的感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的暗示。

　　不断发展的象征维度研究 

　　当然，在社会科学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实证主义压倒性主宰的时代，难以进行定量分析的象征并未引起危机管理学者的广泛关注。直到1993年，公共危机管理专家保罗·特哈特在《象征、仪式与权力：危机研究缺失的维度》一文中，首次明确指出象征和仪式是危机研究的重要维度。在他看来，当前的绝大多数实证主义和功能主义危机研究过度追求对社会现实客观地观察和评估，以至于限制了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范围。他因此提出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以象征政治作为主要的理论资源，将危机定义为“一个象征性框架的崩溃，而这个象征性框架是预先存在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基于这一定义，特哈特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官方”危机管理者对象征性策略的使用上，尤其是分析危机管理的象征性策略如何为权力持有者提供关键的政治功能。他进而区分了三种类型的象征性“危机处理装置”：一是框架（framing），如何利用象征性语言定义和解释危机情境，影响公众对于危机和危机管理的认知；二是仪式（ritual），如何利用仪式回应危机，其中包括团结仪式、安抚和净化仪式以及仇恨仪式；三是掩饰（masking），一种特定的印象管理。特哈特关于危机管理象征性策略的初步分类，对危机管理研究的象征视角转向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使得危机管理研究从侧重于危机应对的技术层面，转向深入探究与危机动态过程密分不可的权威、权力和合法性问题。换言之，权力被重新带回危机管理研究，危机管理的象征政治受到关注。

　　随后十几年里，以特哈特和阿金·伯恩为核心的研究团队对危机管理的象征政治进行了持续探索。2005年，特哈特和伯恩等人基于大量的经验材料，出版了《危机管理政治学——压力下的公共领导能力》一书，将意在减少危机所引发的威胁和不确定性的象征性危机管理称为“意义建构”。紧接着，他们对政治领导人在骚乱、灾难、丑闻等各种公共危机形式中运用象征进行意义建构的能力进行了案例研究和比较研究。2017年，特哈特与马克·本尼斯特等人共同出版了《领导力资本指数：政治领导力的新视角》一书，立足于布迪厄的象征资本理论，将象征作为评估领导力资本的重要指数之一。

　　在公共行政学领域，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了象征在危机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17年，劳里·布萨格（Laurie Boussaguet）等人以法国2015年的恐怖袭击为案例，展示了政治领导人如何通过修辞、象征和表演将公共危机事件塑造成团结全国的时刻。2021年，她们又通过分析欧洲四国（法、德、意、英）政治领导人在新冠疫情中的象征性表现，对危机管理的象征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证明，危机管理中象征与仪式的使用可以显著改善公众对行政精英、行政机构以及公共政策的支持水平。如伊芙琳·拜策克（Evelyn Bytzek）对德国洪涝灾害之后政府支持率变化的实证研究表明，政府象征性的危机管理活动对政府支持率的上升具有积极影响。

　　在危机管理的传播学领域，相关研究者将危机沟通中的象征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危机话语修辞研究，认为危机管理工作的成功部分取决于组织在危机发生后的话语修辞，如对危机中总统、政党、大众媒体的话语修辞分析。二是组织形象修复研究，认为危机可以被视为一种象征性资源，用来修复组织的声誉。三是仪式在归责博弈中的作用研究，认为仪式既可以用来改变公众对危机造成的伤害和危机管理者责任水平的看法，也可以成为危机之后重新与公众建立信任的重要途径。

　　象征研究的政治现象学进路 

　　纵观西方危机象征研究的学术进程，虽然越来越多学者将象征视为危机管理的重要维度。然而，这些研究往往局限于某个特定的政治象征或某一具体危机类型中的政治象征，尤其关注政治领导人如何运用政治象征，并不重视与大众的象征互动过程，缺乏对危机象征维度的整体性考察，未形成一种系统的象征性危机管理理论。对此，政治现象学或许可以提供有意义的启发。

　　政治现象学作为一门朝向公共生活世界的学问，旨在对人类的政治行为进行反思性观察、多重性描述和解释性说明，以把握其意义建构的内容和方式。公共危机管理的象征研究也高度关注社会现实的意义建构。有鉴于此，可以尝试将“多重体验后的描述”“基于定见悬搁的反思”“渐进式还原的分析”“立足生活世界的阐释”等政治现象学方法运用于危机的象征研究，对危机管理进行情境式的查探，构建出一套象征性危机管理的类型学体系，进而对危机管理背后的意义之网进行解码，以增进对公共危机管理的描述精度。

　　首先，政治现象学强调对研究对象的多重体验，这一方法将极大地扩展危机管理象征研究的范畴，进一步发掘出危机管理中各种象征类型的存在。大至“地位显赫”的国家象征，如国旗、国歌以及盛大的纪念仪式等，小至政府领导人的一举一动都将成为危机象征研究的观察对象，尽可能还原象征性危机管理的多重维度。其次，对这些发掘出来的“象征”进行评估与检验，从而遴选出与危机管理相匹配的政治象征。这需要摒弃前见，回到具体的危机情境中，重新确定危机中象征的范畴、内容与形式等。再次，将这些经过评估和检验的象征进行“并置”“对比”和“分类”，将纷繁复杂的材料归为一个体系性的象征性危机管理类型图式。最后，回到生活世界，立足于危机管理主体与大众的互动实践，揭示危机中的各类象征发挥了何种象征意义，产生了何种象征效果。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有效、及时、和平地处理各种类型的危机是公共行政研究者必须高度重视的重大议题。“捕捉危机中的象征”，无疑也是危机管理的题中之义。

　 （作者系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