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学研究近年勃然而兴，相关成果层出叠现，然而对于云冈学学科的讨论文章，目前屈指可数，不免令人遗憾。本文就云冈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些认识，期待更多讨论。

　　云冈石窟由来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区西部武州（周）山南麓，属于大同市云冈区云冈镇。云冈石窟是北魏皇室集中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兴造的大型佛教石窟，集佛教雕刻、建筑和绘画艺术为一体，体系庞大，内容精深，涉及世俗社会诸领域，是中国5—6世纪佛教石窟艺术的代表。

　　386年，鲜卑拓跋部首领拓跋珪自立为代王。398年，迁都平城，定国号为“魏”，为区别三国时期的“曹魏”，史称“北魏”“后魏”“拓跋魏”或“元魏”。拓跋鲜卑是一个从草原丛林走出来的族群，初以游牧狩猎为生，后逐渐学习农耕。北魏皇帝多推崇佛教，拓跋珪初都平城，便下诏：“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踪遗轨，信可依凭。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同年，“始作五级佛图、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缋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太宗践位，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到太武帝拓跋焘时，一度发生灭佛事件。文成帝拓跋濬登基（452）后，随即恢复佛教地位，和平元年（460），他任命高僧昙曜为沙门统，负责“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今称“昙曜五窟”。后又经献文帝、孝文帝和平城信众权贵陆续修建，形成规模巨大、气象万千、内容宏富的石窟寺。至今保存着大小洞窟254个、大小造像59000余尊，具有丰富的佛教内容和犍陀罗佛教艺术风格。《水经注·漯水》描述其“武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祇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迳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该石窟成为佛教东传的历史丰碑，也是西来佛教思想、艺术和本土诸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晶。明代，因山顶设云冈军堡，武周山石窟易名为云冈石窟。

　　云冈学的形成

　　云冈学依据学科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清代和民国，云冈石窟的考察和研究渐次展开。康熙六年（1667），朱彝尊撰写《云冈石佛记》，篇幅不大，是篇游记。明清地方志对云冈记载较细，如明代正德《大同府志》、清顺治《云中郡志》、乾隆《大同府志》和道光《大同县志》等。清代后期，一些外国学者来中国考察，发现云冈石窟。1902年，日本工学博士伊东忠太为研究建筑学考察云冈，撰写了《云冈旅行记》，随后于1906年正式发表了《北清建筑调查报告》和《支那山西云冈石窟寺》，首次在日本学术界公布了云冈石窟。将云冈石窟介绍到欧洲的，是法国汉学家沙畹（E. Chavannes）。1907年，他慕名赴云冈石窟考察，并于两年后出版法文版《华北考古记》（又译《北中国考古图录》《华北考古考察图谱》），以图片为主，将云冈石窟公布于欧洲学术界，云冈石窟步入图像表达的时代。

　　随后，大批学者奔赴云冈石窟，1920年，木下杢太郎调查云冈，以日记体形式配大量图片出版了《大同石佛寺》。1921年，山本赞七郎（山本明）出版云冈石窟的精美照片《云冈石窟》。1925年，中井宗太郎编撰、外村氏摄影的《大同石佛大观》出版。另外，瑞典学者喜龙仁编撰《五至十四世纪的中国雕刻》，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关野贞合著《支那佛教史迹》，小野玄妙的《极东の三大艺术》等，皆关注云冈，对云冈石窟的地位予以充分肯定，掀起云冈研究热潮。1938—1944年，日本学者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等，对云冈石窟做了全面调查、记录和实测工作，同时对部分窟前遗址和窟顶佛寺遗址做了小规模发掘，是该阶段对云冈石窟最详尽的调查测量。

　　中国有多位学者投身云冈石窟考察和研究。1918年，陈垣首先到云冈石窟考察，发表《记大同武周山石窟寺》一文，开中国学者研究云冈石窟先河。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营造学社同人考察云冈石窟，在合著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刊发了《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1936年，周一良撰写《云冈石佛小记》，文章全面论述了云冈石窟名称、石窟开凿、石窟数目与名称。其他学者的成果有白志谦《云冈石窟寺记》、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该阶段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成为云冈学的前奏，为云冈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云冈石窟研究得到进一步重视。1950年7月21日，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及文物局负责组织成立的雁北文物勘查团，对大同云冈石窟等七地的文物做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调查，内容含石窟、遗址、墓葬、古建、石器、陶器、铜器等多项。勘察团以裴文中为团长，成员16人，有宿白、阎文儒、陈梦家、王逊、傅振伦等。1951年3月，印发了新中国第一个文物调查报告《雁北文物勘察团报告》，其中王逊《云冈一带勘察记》记录了云冈石窟造像、吴官屯造像、云冈山顶北魏遗址、焦山等几处地方的情况。

　　云冈研究成果不断涌现：1951年至1956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陆续刊布了16卷32册考古学报告《云冈石窟——西历五世纪における中国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学的调查报告》。1975年，又编撰了《云冈の石窟：续补·第十八洞实测图》。2013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将原报告翻译为中文，并续补了《云冈石窟》17—20卷，在中日两国正式出版。此外，冈村秀典的《云冈石窟：山西省北部における 新石器·秦汉·北魏·辽金时代の考古学的研究》与《云冈石窟の考古学》、八木春生的《云冈石窟文样论》、衣丽都的《云冈石窟：艺术、历史、考古和仪式》都是研究云冈石窟的专著。

　　以往云冈研究专著多出自外国学者，近几十年来，中国学者后来居上，成果丰硕，如刘汝醴《伟大的雕刻艺术——云冈》（1954），刘玉英《云冈图案》（1959），宿白、李治国《云冈石窟》（1991），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1996），王建舜《云冈石窟艺术审美论》（1998），赵一德《云冈石窟文化》（1998），阎文儒《云冈石窟研究》（2003），张焯《云冈石窟编年史》（2006），王恒《云冈石窟辞典》（2012），彭明浩《云冈石窟的营造工程》（2017）等。2019年，张焯为主编，王恒、赵昆雨为副主编的20卷本《云冈石窟全集》面世。这套浩繁巨著用图12710张，收录造像59265尊，是一套全面反映云冈石窟不同时期、不同洞窟、不同艺术风格与艺术特点的全集性图典，成为迄今为止最完整、最权威的云冈石窟影像谱系资料，体现了“云冈学”研究的成就度。2021年，张庆捷为主编、刘建军和刘雁卿为副主编的《云冈石窟山顶佛教寺院遗址发掘报告》出版，通过五年山顶考古发掘资料，展示了云冈石窟山顶寺院的历史面貌。

　　该时期云冈石窟研究论文不断涌现，最重要的论文是宿白先生于1956年发表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新发现的大同云冈石窟寺历史材料的初步整理》，以及1978年发表的《云冈石窟分期试论》，不仅是对以往研究的重要突破，而且将云冈石窟研究带到一个全新高度，对于云冈学研究具有长远的指导性意义。2005年，云冈石窟研究院召开云冈国际学术会议，会后出版云冈研究专集《2005年云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明确将云冈学作为一个学科建设目标提出来的，是原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他于1984年7月重游云冈石窟时，曾题“努力建立云冈学，继甲骨学、敦煌学，争取创办此学的中坚地位，我党政和社会各界历史艺术学界从各方面予以支援，以示中华民族社会主义伟大的创造力量”。他将云冈学和甲骨学、敦煌学并列提出。之后，多位学者呼吁正式建立云冈学，如韩府《“云冈学”的创建势在必行》、王恒《云冈学：从自发到自觉》。云冈学渐成气候，呼之欲出。

　　第三阶段是2020年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云冈至今，云冈学机构相继成立。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云冈石窟时强调，“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云冈石窟，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发展旅游要以保护为前提，不能过度商业化，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此，“云冈学”迈上新的高度，大同市委、市政府迅速组织云冈石窟研究院和有关专家起草《关于加快创立云冈学加强云冈石窟历史文化遗产研究保护的实施意见》。2020年9月9日，山西大同大学成立云冈学学院和云冈文化生态研究院；同年10月30日，山西大学组建成立云冈学研究院暨北京大学—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中心，同时创办了《云冈学研究通讯》。同年11月，大同大学创办全国性学术期刊《云冈研究》。2021年2月19日，云冈石窟研究院规格升级，更名为云冈研究院。以上机构的成立与刊物问世，是云冈学正式建立的标志。

　　云冈学的内涵与定义

　　“云冈学”的内涵是什么？循名责实，“云冈学”的内涵就是云冈石窟本体，具体指云冈石窟遗存至今的所有文物和文献，如云冈石窟的环境布局、窟龛形制、造像样式、建筑纹饰、碑刻题记、山顶佛寺遗址、考古出土资料以及记载云冈人和事的各种古籍志书等，都是云冈学的重要内涵。这些内涵涉及佛教、考古、美术、乐舞、建筑、历史、地理、民族、民俗及文物维修保护等各个学科。

　　云冈石窟位于北魏都城西郊，距平城30里，是直接受朝廷掌控的皇家石窟，具有平城鲜明的区位色彩，鲜卑、汉族和西域各民族交流交融迹象明显，又是新疆以东第一个大型佛教石窟群，受犍陀罗文化影响很大。因此，它是北魏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民族融合、中西交流的文化结晶，对中国石窟寺研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云冈学”因地得名，但其内涵不囿于一地，并非仅指云冈石窟本体的研究，而是意指从云冈石窟研究出发，进一步探讨古代佛教传播的过程、特征和缘由。

　　云冈石窟的地理、政治、文化特点，导致云冈学的内涵非常丰富，至少分为核心内容和外延内容两部分。前者以云冈石窟佛教、历史、艺术、古建园林、保护传承、地理环境等遗存为主。后者的范围更加宽泛，已如前述，云冈石窟是平城政治文化和信仰的产物，其兴建发展与北魏皇室及平城的兴衰同步，它的捐资人和信众香客都来自平城，这就决定了 “云冈学”内涵的外延，不能不包括平城各阶层的文化信仰以及平城各民族生活遗存与交流交融的历史文化遗存。《魏书·释老志》记载了云冈石窟开凿前佛教的传播情形和平城著名佛寺等，对研究云冈石窟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另如《北史》《南齐书·魏虏传》《水经注》《齐民要术》等史籍，也记载很多《魏书》缺载的内容。

　　考古工作者在平城范围发掘了北魏宫殿遗址、寺院遗址和北魏墓葬，出土许多建筑构件、石椁、陶俑和不计其数的器物、佛像、佛塔或墓葬壁画，考古资料中的民族特色非常明显，特别是鲜卑民族的特色很明显，展示了北魏诸民族的生活方式，表现出以鲜卑民族为主的北方少数民族从游牧走向农耕的历程；显示了经历百年之久，北方少数民族主动融入汉文化的历程，对于探索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意义重大。出土伎乐俑手持琵琶、箜篌等乐器，可与云冈所雕乐器媲美，反映出丝路乐舞在平城的传布与影响。平城遗址还存在较大的北魏遗迹，如方山北魏永固陵、吴官屯石窟、鲁班窑石窟、焦山石窟、鹿野苑石窟等，都是参照研究云冈历史内涵的重要物证。

　　有些文学作品也是重要资料，如《乐府诗集》中有许多北魏作品，较著名的如《真人代歌》《簸逻迴歌》《土谷浑》《慕容可汗》《阿干歌》等，最有代表性的是《木兰辞》。即使《隋书·音乐志》《旧唐书·音乐志》和宋代编著的《乐府诗集》，其中记述的乐器来源、用途和流传，对于研究云冈石窟和考古发现的乐舞，都有很大价值。

　　鉴于云冈石窟的广泛影响，宿白敏锐发现云冈石窟在中国北方的独特地位，专门提出“云冈模式”概念，“云冈石窟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又是当时统治北中国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所兴造……它所创造和不断发展的新模式，很自然地成为魏国领域内兴造石窟所参考的典型。所以，东自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西迄陕、甘、宁各地的北魏石窟，无不有云冈模式的踪迹，甚至远处河西走廊、开窟历史早于云冈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

　　云冈模式概念的提出，指明了中国佛教石窟演变的传承关系，打开了有关研究者的视野，云冈模式自然成为云冈学的重要内容。

　　云冈学的研究内容与敦煌学的大致相同，但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不同而各具特点。杭侃曾指出两者的差异。

　　其一，敦煌学的研究内容是区域性的，云冈学的研究内容是全域性的。敦煌位于边关，而云冈是位于都城的。

　　其二，敦煌学的研究内容侧重微观；云冈学在做微观研究的同时，需要对中国北方地区的早期石窟和宗教遗存做宏观的研究。

　　其三，云冈学和敦煌学都研究石窟，云冈石窟尤其是其迁都洛阳前的第一期和第二期洞窟，是皇家意志的艺术化表现，出资开凿者为皇室和上层统治者；敦煌石窟多为中小型洞窟，其出资开凿者多为地方官员和僧侣。

　　其四，敦煌学研究的特色内容是其出土的文书，云冈学的研究内容除了正史，还有考古发现，以及在云冈模式影响下中国北方地区出现的佛教遗迹和碑刻题记。

　　这些差异是客观存在的，研究者应该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从敦煌学研究中汲取更多营养。

　　在探讨云冈学内涵的基础上，我们尝试推出云冈学的定义，即云冈学是以云冈石窟佛教遗存、艺术题材为核心，以北魏平城历史与文物、云冈模式、北方石窟寺变迁、民族交融、中西文化交流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

　　云冈学的时空范围

　　探讨云冈学的时间范围，上限当和佛教东渐联系起来，也要注意北魏太武帝灭佛前佛教在平城的传播规模和影响。

　　宿白在讨论云冈石窟的重要性时谈过：“云冈石窟影响范围之广和影响延续时间之长，都是任何其他石窟所不能比拟的。这种情况，恰好给我们石窟研究者提供了对我国淮河以北的早期石窟（5世纪后半叶到7世纪前叶）进行排年分期的标准尺度。因此，云冈石窟在东方早期石窟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对它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研究东方早期石窟的关键；对它研究的深入与否，直接影响一大批石窟的研究工作。”这段话不啻点出了云冈学的重要性，而且大致划清了云冈学的时空范围。根据宿白的观点，云冈学研究的时间范围，即“5世纪后半叶到7世纪前叶”，时间跨度不足200年，却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和唐前期（高宗时期）。这个阶段，正是北方政治、军事、宗教、文化、民族由乱到治的大变动时期。

　　佛教石窟寺遗存是云冈学的核心内容，研究云冈石窟，不能不考察佛教初期在中国的流传情况，特别是佛教石窟在中国的传播历史。据文献与考古资料，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是两汉，但作为体现佛教艺术的石窟寺来讲，东传时间晚于两汉。佛教艺术从西向东传播，首先是西域和河西地区，宿白把新疆以东地区的石窟形制和造像组合称为“凉州模式”，时间是北凉时期，这应该是云冈学时间范围的上限。再看它的时间下限，宿白定在“7世纪前叶”，即唐高宗时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该阶段正是佛教石窟在北方建立发展的繁盛时期。当然，以后各时代的有关遗物也不容忽视，如云冈金代碑刻对研究早期云冈就有很大意义。同理，其他地方的石窟碑刻也或多或少涉及各地石窟的建造历史和规模。

　　再看云冈学的空间范围。宿白指的是“淮河以北”，具体是“东自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西迄陕、甘、宁各地的北魏石窟，无不有云冈模式的踪迹，甚至远处河西走廊、开窟历史早于云冈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他的研究概括了云冈学的空间范围，可以细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云冈学的核心是云冈石窟，由此出发，首先是云冈石窟及其周围同时期石窟寺院，如吴官屯石窟、鲁班窑石窟、焦山石窟、鹿野苑石窟。

　　第二个层次，云冈学是一个地域特点和文化特点均很明显的学科，与区域文化学密切相关，因此不能不注意到它的地缘关系。由于云冈石窟的出现和发展与平城盛衰息息相关，甚至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平城诸阶层，因此研究云冈学的空间范围，应当涵盖平城。

　　第三个层次，探讨云冈学的空间范围，需要围绕佛教及其艺术在北方的发生发展。北魏迁都洛阳后，云冈模式发挥了很大影响，所以追究来龙去脉，不能没有龙门石窟和北方各地陆续雕凿的石窟。因此，探讨云冈学的空间范围，整个北方与佛教石窟寺有关领域都可以被囊括在内。

　　云冈学的研究对象与目标

　　云冈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内容丰富。云冈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云冈石窟本体，具体如云冈石窟寺院及其佛教艺术、云冈石窟与印度和犍陀罗艺术的关系，以及云冈地区的历史、地理、遗产保护、周边石窟寺考古、相关历史文献和碑志材料等。简言之，有关云冈石窟的人、事、物，均是其研究对象。

　　其次，据云冈学空间范围看，云冈石窟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它的开凿和发展动力不是云冈石窟本身，而是源于东部的平城和平城文化，是北魏皇帝崇佛的产物，平城的佛教信众、物质和技术人才始终是云冈石窟兴建和发展的动力。反过来说，云冈石窟虽然地处平城之外，却是平城佛教寺院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两者有一定因果关系。因此，北魏平城的历史文化和北魏平城遗址的考古资料，对研究云冈石窟的历史和演变非常重要。通过出土器物，可探讨平城与丝绸之路的密切关系，有助于研究云冈石窟中犍陀罗艺术的来龙去脉，也是探索平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的实物资料。平城基建考古如火如荼，每年提供新的出土资料，带来新的问题和研究对象，对于研究平城的社会构成、文明水平、政治生态、民族融合、佛教遗存、文化交流等都有极大价值。

　　云冈模式是云冈学的重要内容，云冈模式的产生及其背景、云冈模式的丰富内涵、云冈模式在北方的形成与发展、云冈模式的深远影响等，都是云冈学未来的重点研究对象。这就要求云冈学的研究对象不能局限于云冈一地，更不能局限于对个别窟像或遗物的微观研究，而是需要放开眼界，对中国北方地区的早期石窟和宗教遗存的现状和演化做系统研究。

　　云冈学的研究对象，还应包括石窟的保护和传承。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云冈石窟和其他石窟的保护技术，在研究领域占据着重要位置。回顾云冈石窟被逐渐破坏的历史，破坏分人为破坏和自然破坏两种，人为破坏原因很多，其中被盗卖是一个原因，展陈在国外各大博物馆的云冈石窟造像，均是控诉盗卖的明证。自然破坏的原因主要是地下水侵蚀和风化，导致石窟许多雕刻悄然消失。因此，石窟保护的环境监测、石窟病害调查防治、防渗水、防风化、石窟保养加固、窟檐修缮、环境整治、温度骤变问题、危岩体问题，都成为传承和展示的大问题。类似石窟监测、保护、维修，包括数字化保护，皆属于云冈学研究领域。举例而言，上海大学联合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云冈研究院、北京原真在线监测技术有限公司获批的山西省重大科技项目“云冈石窟石质文物内部凝结水监测与治理关键技术研究”，就是很好的研究项目。

　　与云冈石窟有关的文献资料非常丰富，存在于正史、地方志和历史地理等著作中。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也是云冈学的研究对象。文献研究应从文献整理开始，经过系统梳理，编印云冈的史料丛刊、图录，包括以往研究的各类成果，以期摸清家底，全面认识云冈学术史，夯实云冈学的研究基础。

　　云冈学研究的理论方法，也是未来的研究对象。一是加强实地调查和书斋研析。二是文物研究、文献史学与人类学需互相结合。云冈学是历史时期考古，要充分发挥文献的作用，即所谓两重证据法。三是加强多学科协作，联合攻关。四是从鲜卑文化信仰、丝绸之路、游牧与农耕、民族汇聚融合多方面切入，考察云冈石窟的兴建以及平城的城市建设、人口迁徙等。五是要兼收并蓄国内外优秀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特别注意吸收敦煌学的优点，借助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开拓新的学术研究领域。

　　通过以上排列，大致划出云冈学的研究对象，能够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以云冈为代表的佛教石窟寺院及其宗教思想艺术；二是北魏平城遗址、墓葬及平城史地和北魏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三是石窟的保护技术和科技考古；四是以鲜、汉两民族为主，众多北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情况；五是云冈模式内容及其影响。

　　云冈学研究的目标，是与研究对象紧密相连的。具体看，首先需搞清楚云冈石窟内涵及其开凿前后的社会历史；其次是尽量借助平城留存的建筑遗迹、考古出土资料和北魏文献，搞清楚平城诸阶层生活状态；最后是云冈模式在北方传播发展的途径和阶段，再现北朝到唐代佛教在北方传播的概况。最重要的一点，是要通过研究，做好石窟本体保护工作，解决洞窟的渗水、风化和危岩体问题，竭尽全力保护现状，杜绝损害，以利洞窟留传后世。云冈学研究的总目标是，围绕云冈石窟的开凿、内涵、影响和保护，利用遗迹、遗物与古代文献，发挥科技考古作用，探究北朝至唐代中国北方佛教石窟的传播、社会变革、民族交融等方面的过程。

　　云冈学的学科性质

　　学科的性质决定于该学科的研究领域。顾名思义，云冈学是以云冈石窟为核心研究对象，集宗教、雕刻、美术、音乐、舞蹈、建筑、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民族、民俗、文物保护诸多学科在内的庞大系统。云冈学博大精深，且和多种学科交叉，要求研究者对云冈石窟由浅到深、由纵到横、由宏观到微观、由佛像到供养人、由宗教到民俗等，进行多视角、多层次的综合研究，其中包括云冈学理论、云冈学应用和云冈学发展史等内容。

　　敦煌学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史迹和敦煌学理论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同理，云冈学以云冈石窟艺术、云冈考古成果与平城遗址考古成果、云冈有关历史文献（包括石刻文献，如墓志、碑刻、题记等）、云冈模式在北方的发展、民族交融、文化交流以及云冈学理论为主要研究内容，研究途径主要依靠考古学、艺术史、历史学、佛教史等。与理工科也有联系，如科技考古、石质文物保护、年代测定和数字技术等。依照这个主次关系，云冈学既不属于传统人文学科，更不是纯粹的理工科，而是一门独特的集考古、历史、佛教、建筑等方面在内的特殊学科。因此，云冈学具有综合学科的显著特征，是一门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综合学科。

　　基于这种客观情况，建立云冈学学科体系，应包括云冈考古学、云冈石窟史、云冈学理论、云冈造像学、云冈建筑学、石质文物保护、云冈纹饰学、云冈模式、平城史地、平城考古、平城民族聚合与文化交流等重要内容。

　　云冈学研究已经起步，取得了很多成果，如石窟调查、诸窟分期、造像样式、历史资料归纳整理等。下一步，云冈学理论、云冈学史、云冈模式的影响、云冈与民族文化融合、云冈与凉州石窟比较、云冈石窟寺建筑艺术、北方佛造像艺术等层面，都需进一步拓展和深入探索。

　　（作者系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