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随着儒家思想占据中心地位，明清两朝逐渐确立了推进圣谕宣讲的制度化手段，以实现思想教化的统治目的。从明太祖颁布的“圣谕六言”，到清顺治年间仿其所制的“六谕文”、康熙年间的“圣谕十六条”，直到雍正所制近万字的《圣谕广训》达细致严苛之极。儒家的道德观和统治阶级的价值观随着国家的教化实践不断传播，清代的教化宣谕在教育对象上也愈发全面。在民众教化方面，朝廷以里甲为单位，在民众中以张榜张文、定点集会等方式，广泛进行宣颂宣讲；在精英教化方面，则是通过官学和书院两级学校教育对士子们进行思想教化，将价值观的塑造前置，以培养出符合国家价值标准的官员士绅。

　　学规碑刻的内容

　　在国子监博物馆中，有一通顺治九年（1652）《御制晓示生员》卧碑，从内容上看属于学规的范畴，不仅规定了行为操守，还包含着许多对生员思想道德方面的要求。在其碑文序言中载明，“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门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诸生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可见其规范目的还是在于培养受过儒家正统道德教化的人才。涂尔干曾言，“一个社会若按自身的形象来塑造其成员，最有力的工具便是教育”。对未来国家栋梁的教育和规训传递着以儒家道德观为底色的清代官方意识形态，能够借以了解当时国家实现士绅阶层教化的手段和理念。

　　国子监该碑由于年久失修，内容已不甚清楚，但据《钦定国子监志·金石志·御碑》所言，此类碑刻为了达到宣谕效果，一般先立于孔庙国子监，后颁行于全国府州县学，刊刻的内容是全国统一的。在宁德市蕉城区博物馆展厅就收藏着一通题为“礼部题奉钦依刊立卧碑晓示生员碑”并与此内容一致的卧碑，保存完好。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清代思想教育中自中央到地方的宣传路径。

　　该碑正文共计八条，其中，第一条主要规范了士子的家庭关系，与《圣谕十六条》中敦孝悌、笃宗族的精神一脉相承。第二条则概括了士子的人生理想，即立志为“忠臣清官”和“利国爱民”的职业追求。第三条明确了士子的道德操守，要居心“忠厚正直”，修身自省，这也证明了清代对于人才德行方面的严格要求。第四条则规定士子的交际底线，“不可求于官长，交结势要，希图进身”。第五条则与明清“息讼”“止争”的思想相关，规定“凡有司官衙门，不可轻入”“不许干与他人词讼”。第六条则是关于师生关系，要求士子“尊敬先生”“诚心听授”，学习方面不得怠惰等。第七条是关于言论自由的禁止性条款，不允许士子妄谈国事，“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可知生员议论朝纲，后果是极为严重的。最后一条则是关于限制出版自由的，禁止士子“立盟结社”“妄行刊刻”，违者要听提调官治罪。

　　学规的规训与罚则

　　这八条学规，包含着从家庭关系到师生关系、职场关系，从道德操守、学习习惯到职业追求等多方面内容。其中对于士子行为的限制，包含着从言论自由限制到诉讼权利限制及出版自由限制，可谓十分全面、十分严苛，其根本目的正如碑中所言，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上报国恩，下立人品”。值得一提的是，此碑刻形为卧碑，卧碑的目的即是如有士子违反了碑刻中的八条规定，就要跪在碑前反复诵读碑文，以认清自己的错误，从而求得宽恕，今后改正。在礼部颁行此碑所做序言中，也明确要求全国各府州县学以卧碑形制刊此学规。这就意味此学规本身即包含了除上述违法后果之外的罚则，即跪诵碑文。

　　此外，《学部奏咨辑要·奏编国文必读课本分别试行折》中还记载着士子每年科试要默写学规的内容：“伏维我圣祖仁皇帝御制圣谕十六条，我世宗宪皇帝御制《圣谕广训》，先后颁行天下，凡士子岁科试敬谨默写，著在今甲，久经遵行，而地方官吏敬谨宣讲，以晓军民，亦复垂为故事。”除了严肃学规之外，清代对于士子的要求还体现在国家对于官学的日常管理中，对于士子规范的许多原则和精神也贯穿到了为官之后。可见，当时士子教化的基本理念和具体手段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

　　学规碑刻的历史价值

　　《御制晓示生员》卧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第一，它让我们对于清代的学规和道德教化有了更全面深入的认识和了解，我们亦可以看到汉至唐的“引儒入法”趋势在明清时代得到了延续和发展。这样对士子的教化所体现的清代基本儒家道德观、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的价值观，从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要求。这还意味着儒家思想不仅体现在信仰层面，更是具化到了对日常行为的约束，许多关于人生立志、读书奋进、仁义爱国等思想体现着中国古代教育中德育的智慧。

　　第二，从碑刻中可以看出，国家对人才个人的价值塑造与国家意识形态层面存在着高度的价值一致性。士子教化的重要目的就是要个人认同社会价值，将生员的个人学业、未来职业与国家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促使个人不断提升道德境界，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社会伦理道德的要求，由个人认同发展为社会认同。这样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士子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和责任，将个体人生价值实践融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最终实现之中。

　　第三，通过从士子到民众、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体教化，形成了社会每个成员一致的价值塑造，构成社会共同体价值同质性和行为的一致性。道德教化因而具有了政治意蕴，最终促进社会成员认同、效法，引导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秩序和政治伦理。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高校法治教育体系化的路径和机制研究”（2021MS05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