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2022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外文出版社外国专家的回信中指出：“翻译是促进人类文明交流的重要工作。”翻译对人类文明新形态产生了积极作用。通过准确传神的翻译介绍，让世界更好认识新时代的中国，对推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很有意义。

　　中医古籍灿若星辰、世代传承，是我国中医药知识赖以保存、记录、交流和传播的根基和载体，是中华民族认识疾病、诊疗疾病的经验总结，是中医药宝库的精华。中医古籍的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译介与传播需要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需要东西方医学的交流与互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体现出党和国家对古籍整理事业的关注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近年来，中医药古籍的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期，中医药古籍的整理与挖掘、考证与传承、保护与利用，以及翻译与传播工作得到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中医古籍的保护与利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加强中医古籍、传统知识和诊疗技术的保护、抢救、整理，推进中医药科技创新，加强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力争在重大疾病预防方面有所突破”。中医药典籍浩如烟海，自汉代以来的四大经典《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到隋唐时期的著名医著《诸病源候论》《千金药方》《证类本草》，宋代的《圣济总录》，金元时期四大医家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和朱丹溪的著作《素问玄机原病式》《儒门事亲》《脾胃论》《丹溪心法》等，到明清之际的《本草纲目》《医门法律》等。这些古籍，版本不一，质量参差不齐。对其版本进行全面考证，对国内图书馆、藏书阁等中医古籍版本进行目次的梳理，同时对海外珍稀版本的整理及其回归，对《中国医籍总目》《宋元明清医籍年表》等大型工具书的修订与再版是古籍保护工作的基础。

　　我有幸参与了国家中医药古籍保护和利用建设项目《伤寒活人指掌图》点校和整理及其上海市科委重点课题“上海地区馆藏清末前未刻中医钞本的提要研究”项目，能够接触到图书馆珍藏的抄本，走访国内中医药图书馆、藏书阁等，当我第一次接触到明清时期珍藏抄本，小心翼翼地翻开斑驳的宣纸，仿佛穿越了历史。由于年代久远、历史变革等原因，有的抄本破损、信息不全，有的被虫蛀。当时才深刻体会到“抢救性”保护的深刻内涵。

　　中医古籍的传承与发展

　　我们要让博物馆的文物活起来，考察中医古籍英译的底本，了解所参考古籍底本的优劣、篇目的分合、内容的残缺、亡佚等情况，可以为中医药典籍英译本的优劣提供参考、研究与阅读的可靠依据。通过版本调查与比勘，确定英译本的底本，是做好中医药典籍英译的基础和前提。

　　中医古籍经过历代的传抄和注解，有不同的版本。对珍稀抄本、刻本的研究，重视优秀版本的影印本出版是传承和发展中医古籍的关键。基于文献研究、医学史、翻译语言学、版本考证等，对中医典籍在域外的英译、出版与传播进行系统的梳理。通过追溯海外中医典籍的翻译历史，分析中医典籍海外翻译家及其主要作品、翻译思想、翻译原则，探索东西方医学文化交流的途径和新模式。中医药典籍的英译及其研究涉及的绝不仅仅是一门单纯的语言学科，而是一门综合的、交叉性的学科。中医典籍的英译既不同于文学作品的翻译，亦有别于科技作品的翻译。这是由中医学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中医学蕴含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哲学理念，作为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治疗疾病实践经验的总结，依旧对现代临床医学具有借鉴意义。

　　中医古籍的译介与传播

　　中医典籍的翻译是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及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中医药的国际传播，中医典籍翻译肩负着重要的使命。近年来，国内学界在中医典籍外译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目前就外译的语种而言，中医典籍除英译本以外，还有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多语种译本；就译介规模而言，不再局限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难经》等医经类典籍，还逐渐扩展到本草学领域，如《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临床类典籍，如《银海精微》《脾胃论》《千金方》《傅青主女科》；诊断学典籍《濒湖脉学》等；就译介形式来看，已不仅是节译，而是作为单行本、全译本出版，甚至还出现了具有译者研究性质的编译本；从发行渠道来看，已经不局限于海外一些小型出版社，如美国Blue Poppy Press， 英国的Monkey Press、Happy Goat Production、Singing Dragon等，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等著名高校出版社也出版了中医药典籍译著。

　　推动中医药典籍的外译事业，需要国内外学者、出版机构等多方协作，从译入语读者的角度，推动中医药典籍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近年来，国内对中医四部经典医籍的域外翻译研究略显现多学科交叉的态势，但仍侧重于语言学、翻译学的融合。

　　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西方学者对中医典籍翻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20世纪之前，从事中医药典籍翻译的主要以传教士为主，而20世纪后，中医药典籍的翻译与研究主要以西方汉学家、医学史学者等为主导力量。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史研究所博士Ilza Veith女士的毕业论文就是对《黄帝内经》的翻译和研究，由此诞生了世界上第一部《黄帝内经》英译本；德国汉学家满晰博（Manfred Porkert）第一个提出用拉丁词翻译中医典籍所载中药名，因中药名最早源于拉丁文，故“以古译古”的原则是翻译中国古代医籍的重要原则；英国学者Nigel Wiseman系统研究了中医术语翻译，认为“以原作为中心”的翻译策略是最好的术语翻译方法；Sonya Pritzker等将中医翻译置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下，认为翻译中医文献的译者需熟悉文本内容、所译文本的医学文化背景、历史背景和当时的文化潮流；德国汉学家、著名中医医史学家文树德（Paul U. Unschuld）翻译了《黄帝内经》《难经》《本草纲目》《银海精微》《医学源流论》等多部经典著作，并提出中医典籍翻译要力求做到“原汁原味”，注重文献考证；英国学者碧悦华（Sabine Wilms）翻译出版了《备急千金要方》《神农本草经》等中医典籍。

　　选择优秀的版本，对其进行多语种的翻译，是传播中医知识、提升中医药国际影响力的有效途径。寻求新的合作模式，如借鉴我国文学作品翻译的译介模式，立足本土，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或许能对中医典籍外译提供可行性的路径。

　　研究中医药典籍在海外的翻译与传播，为中医药的国际传播、中医典籍的国际出版起到促进作用；为中医药正本清源，中医药相关专业术语、疾病谱的转变、疾病名的内涵演变提供研究依据；对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体系的建立、促进东西方医学人文交流、构建我国国家形象、提升国际话语权、助力构建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中医典籍译介研究是推动和实现中医药跨文化传播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对中医经典的翻译研究，不仅具有推动中医典籍外译研究的学术价值，更具有推动中医药对外传播与交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