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勇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主任，《诸子学刊》主编，《子藏》总编纂。2006年创建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2007年创办《诸子学刊》，2010年启动《子藏》编纂工程。致力于诸子全面研究，从文献整理、理论创新与学科建设方面践行。文献方面以《子藏》为代表，是古今最全面的诸子学文献集成，体量相当于《四库全书》，是深入研究诸子学的坚实基础。在理论方面以“新子学”为代表，在《光明日报》发表专论。“新子学”的提出是诸子学的理论自觉。出版学术著作近30种，其中《庄子学史》获上海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我国丰富的文献典籍是中华民族创造的重要文明成果，不仅是中华文明赓续数千年的历史见证，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之一。其中诸子文献所承载的思想学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座高峰，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历代校注、研究诸子百家的著作繁多，但多散落各处，《四库全书》也仅收录40多种，研究者往往不易见到。华东师范大学从落实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出发，于2010年正式启动了以整理汇集历代诸子学经典文献为内容的《子藏》编纂工程。经过先秦诸子研究中心十多年的不懈努力，此工程编纂整理工作已基本接近尾声，全藏收录历代诸子学著作部数超过《四库全书》收录经史子集的总部数，出版总册数基本与《四库全书》持平，已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古籍整理的诉求：中华文化发展之源

　　中国历代大规模的典籍整理绝不仅仅是针对图书本身的技术性工作，而是包含了构建知识体系、探索学术方向等文化诉求，从早期刘向父子校书作《别录》《七略》到清朝编纂《四库全书》，这类文化诉求贯穿始终。《子藏》工程亦有这种诉求，其目的在于使子学在中华文化中确立自身的地位。诸子学在之前的文化格局中，常处于较尴尬的境地。学界讨论过孔子、老子、孟子、庄子等先秦诸子在中华文化中分别产生的影响，却很少探讨先秦诸子学整体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学界未能像整理《十三经》一样把先秦诸子的众多典籍整理成一个“成熟的系列”，以至于人们无法对诸子学直接形成整体性认识，诸子学常被古人视为各种“异端”学说的杂烩，隐没于中华文化的底层基质中。

　　尽管古今学人都曾有意识地汇集整合诸子典籍，但这些成果远非笔者所谓“成熟的系列”。汇集诸子文献的活动作为中华文化传统之一，远在南北朝时期，便有庾仲容节录子书而成《子钞》；唐代马总追摹前代以求精简，辑录《意林》。但因技术限制，书籍多以写本传世，自然难以形成大规模的子学文献集成。即便到了版刻兴盛的明代，虽然出现了一大批诸子编，却依然受制于收书规模，不能一展诸子文献之大观。清末民初时期，印刷技术较之以往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囿于不同的子书收录理念，不是因为求大求全而有滥收之弊，就是受当时疑古风气影响，将很多子书视为伪书而予以摒斥。

　　《子藏》团队在总结这些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酝酿宏大的构想。《子藏》项目的宗旨，不只是古籍文献的整理，更是要通过子学边界的重新界定、子学文献的整体梳理与出版，推动子学从两千多年来“隐”的状态重新进入大众视野，积极参与中华文化与文明的再构，以子学精神重塑中华文化自信。

　　《子藏》工程首先明确了诸子学的核心，受民国时人汇编子书时注重凸显诸子思想性的思路启发，我们认为思想性是子学文献有别于其他传统文献的总体特征，这也是我们甄选子部文献的根本标准。《子藏》的编纂正是紧扣诸子思想家这一本质，强调收录思想性强的子书，杜绝古人滥收方技、术数典籍之弊，以展现诸子原貌与诸子学的灵魂为宗旨。我们在收录方法上强调“竭泽而渔”式地搜罗，以保证文献的全面性。这种做法目的有二：一是让古今诸子学研究传统得到全面梳理并显现其清晰的历史脉络；二是为基于《子藏》而生发的理论创设及具体研究提供充分的文献依托。同时，借助历史经验和现代学术理念，从整体性的思维角度出发整理《子藏》，目的是呈现诸子学文献流变的规律和复杂多变的思想成分，并以此缀合出完整的诸子学演进链条，从而加深我们关于传统社会诸子学发展之多面性、鲜活性的历史认知。

　　《子藏》为诸子学的复兴奠定了基础，一种学术的发生、壮大离不开文献基础，《子藏》之于诸子学，正如《道藏》之于道教、《大藏经》之于佛教、敦煌文献之于敦煌学。而更为重要的是，规模庞大的《子藏》亦是子学在中华文化中占据独特地位的标识，我们可沿着《子藏》所收录的历代文献来探寻子学如何参与历代文化的建构。

　　《子藏》作为文献集成的物质形态，某种程度上涵摄了中华文明史所具有的生长线索和内在动力。《子藏》大致由两部分文献构成，一部分是先秦至六朝的子学元典，再有是各个时代对子学元典进行诠释的大量作品。这些文献共同构成我们对不断生长的中华文化的概念性理解。诸子元典构筑我们关于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原则的认识，身处其中的民众有了可以进一步共享的精神性资源和历史。

　　《子藏》收录大量思想性子学文本，如果抽象其中有关诸子的共享性精神资源，那么整体意义下的诸子学所构筑的关乎“治道”的“一致而百虑”的“精神共通性”则是其中亮点。

　　“一体多元”一语正可以用来概括诸子学这种特征：“一体”表现为诸子学共通的价值来源，“多元”则指向不同诸子自身的不同理论创设。《子藏》从文本意义上支撑并反映了中华文明自身的统一性及其在历史上的连续性，文化的主体性价值也由此跃然而出。诸子学的文本意义只有纳入中华文明历史连续性的视野之中，方能凸显诸子元典文化资源整合、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以及后世诸子研究文献传承开新的文化硕果。

　　中华文明的发展从来不是只有儒家一条线索，而是儒、墨、道、法等诸子共同参与的历史进程，博弈之后的各类诸子思想路线呈现动态均衡的互补效果。中华文明的发展因此具备充分的弹性与韧性，中华文化认同也由此具备强大的生命力。

　　综上所述，中华文化传承与开新离不开子学的发展，而子学又依托《子藏》这一物质载体。《子藏》界定了子学的实质与边界，亦是子学复兴的根基，推进中华文化发展的动力之源。

　　　以理论指导古籍整理实践：关于“子藏学”的探讨

　　当今的古籍整理不再仅仅是基于经验的操作，它自身亦需有一套完善的学科理论体系支撑，当代古籍整理界亦是在呼吁“深化古籍整理基础理论研究”“完善我国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范式”（《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子藏》作为历时十余年的工程，其运作过程积累了很多经验，有待理论的升华。所以近两年笔者提出“子藏学”的概念，引出了很多相关的探讨。“子藏学”围绕子学文献整理展开，既涉及古籍整理的普遍规律，又立足于子学文献的编纂、述要、校释等特殊问题，可以说，它是对子学文献整理历代实践的理论深化。

　　《子藏》的编纂工作本身就是理论先行，以明确的价值理念来指导具体实践。《子藏》团队超越汉代以来两千余年的子学框架，去直探先秦诸子学原貌，在其中发现了平等、多元、自由争鸣的子学图景，并以此确立我们的价值理念、形成理论出发点。在这种理论视野观照下，子学包含的是个体智能创造性地吸收和反思王官之学后，对宇宙、社会、人生等重要问题的深邃思考和睿智回答。《子藏》囊括了中华文化最具创造力的子学系统文献，在这个系统中的每一子、每部书都应得到编纂者一视同仁的对待。《子藏》团队对待诸子文献正是基于先秦诸子各派地位平等、充分互动，以保持其思想多样性为原则加以编排，充分展现了对多样性与包容性的坚持。《子藏》基于先秦诸子学坛原貌，将《论》《孟》“离经还子”，恢复孔、孟诸子的身份，又将诸多在后世湮灭无闻的诸子典籍编录进来，恢复他们在当时百家争鸣中的应有地位。这种编纂方式体现了“子藏学”所承载的多元、平等价值观，可视之为子学文献整理的特有原则。这种做法也处理了古籍编纂如何平衡全与精的普遍性问题，《子藏》之“全”是在于有框架有体系的“全面”，而非“照单全收”，在收录过程中考察版本优劣、学术价值高低，在“全”的基础上再来实现“精”。

　　《子藏》主体是后世对先秦诸子的研究文献，《子藏》亦为这类书籍撰写提要，介绍其流传情况及学术价值。从这些内容中可提炼出全局性的理论问题，归纳出整体性的理论命题，这也是“子藏学”应展开的工作。比如，后世的子学研究文献都会涉及诠释学的问题，子学元典乃至后世子学诠释作品所具备的丰富的生命动能和不断自我演化的性质，彰显子学文献的内在生命力以及赋予“子藏学”等理念不断更新的发展动力。借鉴诠释学理论，我们如果想从整体思维层面介入具体子学文本或子学问题，首先可以从最基本的课题切入，以了解文本或原思想者实际上说了什么为起点，观察原思想者想要或者可能要表达什么，再讨论原思想者思想课题之价值，最后由研究者回答或者帮助解决原思想者未能完成的思想课题，而凭借着经过甄选的在思想史上较有分量的诠释路径，则有可能激活原思想者内在真实的思想表达。当然，文本与诠释之间是存在距离的，“子藏学”的价值之一是试图在文献与思想诠释之间搭建桥梁，实现某种带有创造性的对谈。

　　以开发促进古籍保护：《中国诸子学通史》、“新子学”与《子藏》

　　保护和开发的关系，是我们对待各类物质文化遗产时都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古籍亦不例外。就古籍而言，保护意味着保存好其原有的物质形态、并使子孙代代传承之，开发则是要发掘其在当下的功用价值。古籍的保护与开发应相互促进，不可偏废。只保护，不开发，则世人与后代不了解其价值，无意支持、传承此事业，古籍保护工作难免成为“绝学”，作为一项文化事业必然难以为继；而乱开发，则会影响到古籍的保护，明代一些人希望开发古籍的经济价值，粗制滥造迎合市场，反而劣币驱逐良币，使原有一些好的版本湮灭于世。

　　我们秉持文化关怀对子学文献进行深入开发，坚持亦“述”亦“作”的原则。“述”意味着用历史的眼光审视这些文献生成与演变的脉络，把它们放置到大的历史背景下来阐发，让人们领略到它们的文化价值，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它们，这方面的探索以我们正在撰写的《中国诸子学通史》为代表。“作”意味着秉持思想创造的心态，以《子藏》文献为根基，在当代展开子学理论的建构，通过理论化使子学文献与现实接轨，吸引更多人来结合现实解读它们，这方面的探索以我们正在展开的“新子学”研讨为代表。无论是“述”《中国诸子学通史》还是“作”新子学，我们都是要让《子藏》与现实有更紧密的互动。通过整理汇集，《子藏》最大程度地保存了子学文献的物质样态，亦可谓是对古籍资源的一种保护，而《中国诸子学通史》与“新子学”这两方面的工作是对《子藏》的开发，使世人与后代认识到《子藏》这座宝库，从而更长久地保护它。

　　具体来看，《子藏》与《中国诸子学通史》及“新子学”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的三角关系中。《中国诸子学通史》以《子藏》文献为依托，以先秦诸子学为中心，研究先秦诸子学从先秦至民国产生、发展、流变、传播、接受的历史。先秦子学是中华文明重要的源头活水，汉以后的诸子学都以先秦子学为根基，演绎、扩展、创新，从而形成了中国诸子学的整体面貌。二十多卷、一千多万字的《中国诸子学通史》正在稳步推进，这部巨著给读者介绍的不仅是历代诸子学文献的基础信息，更重要的是它从先秦出发，发掘诸子学最初的问题意识及相关争论，以此为线索审视历代研究成果，将零散观点串联起来。而这种工作又能帮助我们归纳出诸子学的基本问题域，为当今子学理论开新、探讨“新子学”打下基础。同时，《中国诸子学通史》的价值不仅限于诸子学本身，而是以诸子学的发生、演变及流传为线索，来重新审视中国两千多年来思想与文化的演进历程和自身特质，让我们看到中华文化的多种维度和可能性，从而助力“新子学”参与到未来中华文化的重构事业中。当然这一切也是以《子藏》为基础，《子藏》是这些文化事业的物质根基，而有了《中国诸子学通史》与“新子学”的开发，使《子藏》自身的定位由一种文献成果升华到一种文化标识，其物质形态得以更长久地保存。其中蕴含了古籍整理中保护与开发的深刻辩证关系，笔者在从事《子藏》工程的十余年中对此深有感悟，相信其他古籍工作者亦有更多的理论思考。

　　《子藏》是一个系统的文化工程，在《子藏》基础上孕生的“子藏学”、《中国诸子学通史》、“新子学”等等，分别承担了子学研究中的文献研究、思想研究和理论创发三个层面的任务，共同构建了子学研究的立体大厦，力争为当代诸子思想及文化的研究提供标杆。当然，振兴中华文化是古籍工作者与理论工作者的共同夙愿，所有这些皆有赖于学界同仁的共同参与！

　　（作者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主任、《子藏》总编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