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秘史》是蒙古族首部书面著作，以编年体如实记述蒙古族发源、发展及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建立强大的蒙古汗国的历史文献。以古代传说中的孛儿帖·赤那、豁埃·马阑勒为蒙古族祖先为始，记录至成吉思汗三子窝阔台继承皇位。据书末所述之年，学界推测该典成书于1228年或1240年。然而，此部以记录蒙古黄金家族历史为主的皇家秘典，有元一代，书藏禁中，秘不示人，以致以回鹘式蒙古文写成的完本未能流传至今。明洪武时期，用汉文音写蒙古语，并用汉文翻译其大意的《元朝秘史》，经后人辗转影抄留存到现在，今人通过此汉文本才得以了解该经典。但是，汉文音写蒙古语的正文，对于非通蒙古语的学者而言，带来阅读和理解的极大困惑，成为学界冷门“绝学”。

　　明人学习蒙古语的教材

　　1368年，朱元璋灭元建明。建国之初，明廷为掌握蒙古及周边少数民族诸方情况，编纂《华夷译语》等以汉文对照多种民族文字的字典类文献的同时，用563个汉字对蒙古文《蒙古秘史》逐字标音，其旁附意译，每段内容，即每“节”后附总译，由282节构成的《元秘史》或《元朝秘史》应运而生。相比典型的汉文典籍，此部特殊文献的外观特征有三。

　　其一，文字方面。《元朝秘史》看似为汉文典籍，但其语言为蒙古语，全篇以汉字拼写蒙古语，甚至为准确表达蒙古语及其语法，选用了较多怪癖字，很难从中抽取某字用于某韵中。

　　其二，每行宽度。《元朝秘史》正文与旁译是不可分割的一体，需在一行中处理，故与汉文古籍相比，《元朝秘史》每行较宽，每个词带其旁译和示音字占据双行或三行，其风格与正常的汉文典籍格格不入。

　　其三，每行长度。用汉字拼写蒙古语时每个词拼写所用汉字多寡不一，一行中所收字数不等，为保证行末词的完整性，一行或短或长，参差不齐。

　　明初形成的《元秘史》，洪武年间已有刻本问世，为十二卷，成为文渊阁中之物。此刻本未能完整流传至今，于1933年在故宫内阁大库发现其46叶，为卷三、四、七、八部分内容，斯时藏入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现寄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由此本传抄而成的十二卷本有清顾广圻校本、文廷式抄本、李文田抄本、叶德辉观古堂刻本、《四部丛刊》三编收本。

　　至清代，以学习蒙古语之目的，用汉文音写蒙古语的《元朝秘史》，又回到其原点——史学著作，深受清朝学者关注，钱大昕、阮元、鲍廷博等为其传播均作出不懈努力，王国维、陈垣等学者致力于元史研究，以《元朝秘史》为切入点，习学蒙古语的场景，成为学林佳话。张元济为得到顾广圻校十二卷本，令傅增湘与商贾周旋谈判之情景，亦成书林典故。

　　《永乐大典》的宠儿

　　《永乐大典》是明永乐初年，永乐帝命内阁首辅解缙等人编纂的大型类书，永乐元年（1403）开始编纂，至次年十一月编成，初名《文献大成》。永乐皇帝朱棣认为该书收集典籍过少，不符合采集“百家之书”要求。故于永乐三年命姚广孝等人重修，参与编纂者达三千人，永乐五年十一月完成。此即收录先秦至明初各种典籍七八千种的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全书22877卷、目录60卷，共11095册。

　　《元朝秘史》尽管“未经词人译润”，“词句俚鄙，未经修饰”，但作为“元以前佚文秘典，世所不传者，转赖其全部、全篇收入”，成为《永乐大典》的宠儿，被全文收入。然而，此部用汉文逐字拼写蒙古语、每词旁注意译及标示舌音等字、每段内容后附总译而成的特殊文献，与汉文典籍格格不入，“永乐大典馆”臣对其分卷分册重新考量，以保证与《永乐大典》其余卷册的一致性。《元朝秘史》约30万字，按《永乐大典》每册字数估算，应占据7册有余。如按原12卷收入，以每册收2卷计算，应为6册，比《永乐大典》常见卷册略厚。故，据《永乐大典》目录，《元朝秘史》收于卷5179至卷5193中，计15卷，收于平声十二“先”字“员”字韵 “元”字下。“永乐大典馆”臣的确对原12卷《元朝秘史》卷次进行了调整，分编为15卷，并且因其特殊性，很难与其他“元”字韵内容成一册，应将其独立成册。

　　遗憾的是，《永乐大典》卷5179—5193现尚不见，《元朝秘史》在《永乐大典》中具体如何分布不得而知，我们仅结合现存《永乐大典》，根据对《元朝秘史》12卷本和15卷本进行比对，推测其大致分布，恰可吻合张穆《斋诗文集》卷3中《元朝秘史译文钞本题词》载“《永乐大典》十二‘先’‘元’字韵中载《元朝秘史》一部八册十五卷”。《永乐大典》收15卷本《元朝秘史》为该部经典的后期传播起到了巨大作用，现行15卷本，均为直接或间接抄自《永乐大典》，故其抄写规制完全一致，成为该经典的一大特征。

　　《四库全书》的弃儿

　　《元朝秘史》尽管深受“永乐大典馆”臣的青睐，收入《永乐大典》，但至清乾隆时期编纂中国古代最大丛书《四库全书》时，却将其遗弃。

　　据《四库全书提要》，《四库全书》收入《元朝典故编年考》10卷，提要明示“第九卷为《元朝秘史》”，收入《钦定蒙古源流》8卷，提要述“首尾赅备，颇与《永乐大典》所载《元朝秘史》体例相近”，屡屡提《元朝秘史》，却认为“所记大都琐屑细事，且间涉荒诞。盖亦传闻之辞，辗转失真，未足尽以为据”。终被放弃。为此清著名学者阮元深感可惜，其“在浙时，曾购得四库未收古书进内府，每进一书，必仿四库提要之式奏进提要一篇”。15卷本《元朝秘史》即在其中，阮元为《元朝秘史》所写提要为“记元太祖、太宗两朝事迹最为详备。案：明初宋濂等修撰《元史》，急于藏事，载籍虽存，无暇稽求。如是编所载元初世系孛端叉儿之前尚有一十一世，《太祖本纪》述其先世，仅从孛端叉儿始，诸如此类并足补正史之纰漏。虽词句俚鄙，未经修饰，然有资考证，亦读史者所不废也”。甚赞此书之意义。

　　国家图书馆：《元朝秘史》藏家之首

　　流传至今的《元朝秘史》版本众多：有12卷本，也有15卷本；有正文全本，也有仅为总译的节选本；有刻本，也有抄本、稿本、批校本。国家图书馆300万册件古籍特藏中，《元朝秘史》及相关研究著作存数十种，基本涵盖该典籍所有版本，早起明洪武刻本，间有“永乐二年”12卷总译本、清顾广圻校12卷本、李文田注本、孙星衍、铁琴铜剑楼、翁同书旧藏15卷本，晚至民国时期学界大家批注本，依稀可见李文田、王国维、陈垣等名家手校痕迹。一部经典，其大多版本能够集中存藏于一家机构，实属难得，不负国家图书馆为国家总书库之称谓。其中，翁同书旧藏15卷本收入《中华再造善本》、顾广圻校12卷本收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珍贵抄本6种被内蒙古出版机构集中出版。为《元朝秘史》的保存保护、传承利用，国家图书馆不断努力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国家图书馆藏《元朝秘史》整理与研究”（19VJX01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