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因“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而遭致失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主力部队长征前后，南方其他苏区的红军主力，也相继退出原来的根据地，做远距离的战略转移，而被留下的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奉命就地坚持斗争。从这时起至1937年秋，留在南方各红色区域的红军和游击队，在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八省15个地区，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以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坚持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游击战争。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为主力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南方红军游击队打击、消耗了进犯各苏区和游击区的国民党军队，保存了革命骨干力量，保持了党在南方八省的战略支点，并成为抗日战争中新四军的前身，为革命保留了宝贵的火种。其中，政法工作在加强动散条件下的党支部建设、纯洁巩固内部环境、深入贯彻群众路线、反击敌人抹黑渗透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明确政法工作政治站位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政法工作面临的敌情极为残酷。一是国民党采取强迫移民的政策，实行经济封锁。“敌人严禁白区和游击区的商人与苏区人民通商，用各种办法限制群众行动，群众在商店买东西的时候，还受便衣特务的监视”，防止群众给游击队提供生活物资，妄图将游击队困死在根据地。二是实行保甲制度和联防政策。敌人为控制镇压边缘区、游击区及其统治区的人民，实行了严密的保甲制度和联防制度。广泛实行连坐法，所谓一家通匪十家同罪，强迫群众自首自新，常以“通匪、济匪、窝匪”的罪名，镇压和屠杀边区人民，又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对付红军游击队。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敌人一改过去的惯用伎俩，造谣说共产党和朱毛红军投降了，欺骗革命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并企图利用我军信息不畅的劣势，变“改编”为“收编”，变相剿灭革命队伍。三是利用叛徒破坏，进行招抚。国民党在游击区周围大肆设立“招抚机关”，散布各种谣言、张贴反动标语，同时胁迫红军家属，动摇我军意志，如龚楚的叛变行为给当时的南方游击队造成极为严重的打击，一度威胁到项英、陈毅等人的生命安全。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由于编制机构的缩减和革命力量的减少，没有设立专门的政法机关和政法工作队伍，政法工作的任务主要由党组织、指挥员及部分游击队员履行。总体上看，政法工作任务可分为三项，其中，深入贯彻群众路线，依靠群众进行防奸反特是政法工作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保存火种时，党政军所有同志都穿着便衣下乡做群众工作。粟裕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时说，“我们很重视群众的经济利益，因而得到群众的拥护，自觉帮助我们防奸防特、通风报信”，这也是政法工作的一个突出贡献。第二项任务，就是摧毁反动保甲制度和联防政策。当时的保甲制度与地主恶霸势力相结合，已成为国民党直接压迫群众的最反动的工具。因此，政法工作要摧毁、挫败敌人的阴谋，防止同群众的联系被打断，必须打击其保甲制度和联防政策。第三项任务，就是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由于当时的地主、恶霸、土豪长期压迫群众，民怨极深。因此，政法工作人员通过没收地主及土豪家的财物，分给群众，获得了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广大群众积极为我军提供情报，搭桥修路，当向导，有些地区还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和各种革命团体。
多措并举壮大政法队伍
项英同志的警卫员丁上淮曾回忆到，项英在极其艰难的三年游击战争期间仍然坚持学习，虽然只有从苏区带来的《红色中华报》《共产国际纲领》，他和陈毅仍不断翻阅。由于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无法获得党中央的真实情况，项英只能通过群众、地下党员、小学老师带来的零碎报纸了解情况，也正是在这样的研究中，逐步改变斗争策略。由于长征时期仅改变了军事斗争的策略，对于政治“左”倾路线问题来不及纠正，当时的政法工作路线一开始仍然执行“左”倾的斗争路线，具体来说就是对待地主、富农、乡绅一律镇压的办法，部分游击队员还出现违反群众纪律的情况，使得游击队一时难以生存。同时，由于错误的“肃反”路线导致干部、战士流失。但是这一情况随着遵义会议的召开得以好转，而项英、陈毅等人正是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到的情报了解中央意图，并做出正确的政治判断，才转危为安。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国民党除了军事上跟踪、追堵、合围外，还派遣一批特务，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手段企图搞垮红军，这些特务通常化装成逃兵或小商小贩，利用保甲长和其他反动社会关系潜入红军的活动地区，趁着红军扩大和吸收新战士的机会，报名当红军，企图从我军的内部搞情报，暗杀我军首长，瓦解我军的队伍。由于没有专门的侦察审讯机构，如何同国民党的特务奸细作斗争，从政治上保卫根据地的建立，成为政法工作的一个难题。其解决的方案，就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是阶级教育工作，提高游击队员的政治觉悟，坚定无产阶级政治信仰，同时提高所有人员的警觉性。游击队侦察员除了军事侦察外，也兼顾情报侦察和盘问审讯工作。因此，有的国民党特务没有来得及混入部队，经过群众检举就被抓住；有的特务分子虽然一时钻了进来，也被及时清查出来了；有的坐探用甜言蜜语同红军战士打招呼，但接触一两次后，就被看了出来，再经过调查，就原形毕露。同时，为了及时肃清叛徒，游击区的党政军首长和政法工作人员在游击队内开展反动摇、反叛徒的斗争，进一步巩固了队伍的纯洁性。
秘密工作是政法工作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开展秘密工作的关键是及时了解上级的相关情况。由于通信不畅，许多游击队无法与中央取得联系，也无法得知中央的精神，陈毅前往游击区根据地时，因为缺少相关证明材料，就曾差点被当成叛徒予以处决。建立地下交通站，及时取得同党中央的联系成为政法工作人员的重要工作之一。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地下交通站的建立至关重要，许多物资依靠地下交通站运往根据地，中央的文件、指示、情报也依靠交通站传递。依靠这些秘密工作，党委的各项决议能够得到有效贯彻，特别是南方根据地中各省委、县委、区委、特委之间能够坚决落实党中央的指示和上级的要求，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为军事斗争提供有力支撑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虽然有敌人的重重封锁，并强迫群众组织参与反共活动，但是我军在其间也开展了反渗透、反破坏活动。发展革命两面政权就是一例。具体的做法是，依靠群众把联保主任、保甲长的底子摸清楚，利用他们之间的相互矛盾，争取多数，把掌握实权的人孤立起来，然后突然对他进行访问，讲清党的政策，并约法三章，并要他们代购粮食、物品，照价付款，谈判达成后，要他们签字盖章。此外，各地党组织派一些没有暴露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开明绅士去担任保甲长，对有悔改表现的保甲长，逐步争取他们挂着国民党的牌子，为共产党办事；在一些地方，当敌人强迫群众建立反共守望队等反动组织时，红军就通过秘密党员和基本群众在其中起核心作用，把反动组织变成白皮红心的组织，明里替敌人站岗放哨，暗里却替红军监视敌人，秘密传递消息，或提供掩护、提供情报，使红军顺利通过敌人封锁线。同时，红军游击队还通过部分军政要员的直系亲属，获取情报。有些负责“剿匪”的敌军高官，其子女是我党的秘密党员，通过他们，红军游击队获得许多重要情报，避免了很多损失。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部队没有条件设立专门的司法机关。相关的法律问题，以公审大会的形式解决。龙跃回忆说，“我们政治保卫工作人员行军时，总是随前卫部队走，每到一处在侦察员和前卫尖兵的配合下，依靠群众，捕捉地主恶霸及乡保长，根据党的政策，区别不同情况进行处理，对罪大恶极者，召开公审大会后处决之……，有的因为环境或行军关系没有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在处决后也张贴布告历数其反革命罪行，使群众周知，对于民愤不大，能低头认罪的保长，给予严重警告后交保释放”。由于没有刑事侦查机构作为支撑，当时的审判工作主要是通过审讯和群众公议，有些反动分子情况无法完全掌握，则主要靠群众公议。这样的临时做法既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惩罚的作用，避免错信错杀，同时也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而对于叛徒，有条件的游击区成立了“打狗队”专门狙杀，以达到杀一儆百的作用。此外，闽西游击区还出现了现代程序法的雏形。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