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战争形态正加速向信息化战争演变，智能化战争初现端倪。智能化作战脱胎于信息化战争，与其他作战形态相比，智能化作战既有基于其战斗力生成机理所带来的独有特点，也有与其他作战形态本质相通但程度不同的共通特征。这个常与变是研究智能化作战政治工作的逻辑起点。只有超前研究智能化作战对政治工作的影响并积极探索对策举措，才能确保我军在未来战争中始终能打仗、打胜仗，让生命线在智能化作战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从常与变中认识和把握智能化作战
从常的角度看，智能化作战与以往作战形态有着很多共同点。首先，智能化作战并未改变战争是政治继续的本质属性。认知域的作战往往通过对大脑进行直接干扰，影响对手的思想、意识、情绪、判断力等，扰乱对手的认知，或者通过打击对手的政治信仰、战斗精神、心理防线、文化习俗等进行攻心夺志，改变对手的认知。政治军事仗的属性更为凸显。其次，并未改变战争残酷性的本质特征。智能化作战加大了作战双方暴力的不对称性，一旦优势的一方率先实现无人化，优势的一方就能毫无顾忌地屠杀对方。而一些“非致命”武器虽然可以做到杀伤不毙命，却可能引发作战人员更大的痛苦甚至人性沦丧。最后，并未改变人是战争制胜的决定因素。智能化作战虽然表现出无人化的特征，但无人化并非真的无人，机器始终无法替代人对政治的理解、对战争的谋划、对作战进程的调控，人在战争中始终发挥着决定作用。
从变的角度看，智能化作战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作战空间从传统的陆、海、空等战场空间拓展到极地、深海、太空，以及电磁、网络、认知等虚拟空间，呈现出“极限拓展、全维多域”的特点；在力量编成上有人与无人混合编组，人将逐渐退居幕后，由直接操纵武器变为远程操控武器。但从战争伦理及技术发展的可靠性来看，人需要处于系统回路中，呈现出“系统有人、平台无人”的特点；作战单元日益小型化，作战样式将会更加灵活多变，且需要实体空间的作战与虚拟空间的作战密切配合，呈现出“虚实交织、灵活多变”的特点；依靠机器辅助决策将成为战场指挥的主要方式，作战指挥将在以智能算法为支撑的智能化指挥作战体系下运行，指挥方式呈现出“智能决策、体系调度”的特点；智能平台愈发成为战斗力生成的重要引擎，智能将成为主导力量运用的核心，力量运用呈现出“平台赋能、以智驭能”的特点；算法使机器越来越智能，赋予了机器或系统“灵魂”，算法优势愈发能转化为制胜优势，制胜机理呈现出“夺智取胜、算法制胜”的特点。
从战时政工任务中发现作战新趋势
指挥决策方式的改变是党委领导作战面临的新考验。智能化作战要求指挥决策更加快捷高效，传统的党委工作模式或将难以适应智能化作战需求，不得不将一部分属于人的决策权让渡于智能化武器装备。而哪些事情需要党委集体决策，哪些事情可以交由机器自主决策，考验着党委的智慧；由于目前智能辅助的可靠性、可信度还有待加强，智能化武器装备还容易出现误击、误炸和失控问题，导致部队作战很难确保始终按照党委决策的方向进行，决策质量难以保证；同时，智能辅助的大量使用容易使人产生依赖性，使指挥艺术让位于指挥技术，从而可能削弱党委对作战的领导。
打击方式的改变是对军心士气带来的新威胁。相较于摧毁敌方的无人化武器装备，针对作战对手的思想、意志、士气、情感、信仰和价值观等进行精确打击，使其改变思想认知、失去战斗意志将会是未来作战行动的最优选择。通过智能媒介渠道，各种精心设计的智能信息产品将会成为“隐性炮弹”，直击官兵的情感、意志和价值观；通过微型无人平台搭载可以控制人思想的控脑武器，潜入敌方周围，在作战中直接打击、改变甚至控制敌方军人、公众的心理、认知和思想；由智能算法操控的无人武器在与人类模拟对战中已经展现出了压倒性优势，未来一旦发展成熟并走上战场，将有可能成为威胁巨大的杀人机器，直接面对无人武器进行作战可能会对军心士气带来毁灭性打击。
作战样式的创新是政治工作保证部队协同遇到的新情况。智能化作战中，部队协同的内涵将更加丰富，而协同的难度也在不断加大。一方面，人机协同与传统协同交织，无疑加大了部队协同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无人集群协同由于人的参与度更低，集群智能的稳定性偏弱，又加大了部队协同的不确定性。政治工作面临如何确保这些新的协同作战单元能够准确领会党委作战意图，以及如何确保它们能够融入作战体系，与其他各作战单元、各作战要素实现密切配合的问题。
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是进行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需要正视的新问题。智能技术对其影响既具有显著优势，也存在明显弊端。从优势方面看，在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的加持下，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的作战能力进一步加强，使“三战”目标更加精准、攻击更加高效、手段更加隐蔽。从弊端方面来看，智能技术仍不够成熟，容易出现如智能系统失能、机器失控等问题，在战场上造成误伤、误击等，从而面临伦理道德的谴责；同时由于机器在现有法律体系中不具备承担法律责任的“准人格”或“类人格”，又面临着法律责任划定的难题。
人与武器关系的改变对战时人力资源配置提出新要求。智能化无人装备的大量使用，动摇了传统的“人—武器”基本战斗单元结构，力量运用呈现“系统有人、平台无人”的特点，但并未改变“人是战争胜负决定因素”的基本原理。相反，在智能化作战中，人反而愈发成为“关键中的关键”。随着大量无人化武器装备投入战场，直接参与指挥、作战、后装保障的官兵将会越来越少，而这些少数官兵将会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少数”。在智能化作战中要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并确保军队打得赢，就取决于这些“关键少数”有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有没有顽强的革命意志，有没有旺盛的战斗精神，能不能坚决服从党的领导。同时，智能化作战对这些“关键少数”的联合素养、指挥素养、科技素养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保障打赢视角探析政工对策举措
推进智能技术与党委决策有机融合，探索完善党委领导作战的方法手段。展望智能化作战发展，由机器辅助的人机决策将会成为作战指挥决策的必然选择。人机决策所带来的问题隐患，究其本质是由智能技术的缺陷造成的。对此绝不能因噎废食，必须坚持在智能技术发展中破解矛盾问题。重点是将智能技术与党委决策有机融合，坚持党委统揽战斗力各要素，将智能决策置于党委决策之下，依靠党委决策降低人机决策风险；发展可信智能，提升智能辅助的可靠性，从而提高党委决策、指挥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提升班子成员融合运用智能技术、智能手段和民主集中制的能力，从而提升党委决策质量。
发扬以红色基因筑牢思想防线、激发战斗精神、稳固军心士气的独特优势，探索创造抵御智能软杀伤的新范式。运用智能算法传承红色基因，以智能挖掘将红色资源“穿点成线”，以智能展示让红色历史更加鲜活，以智能防御抵御意识形态侵蚀，帮助官兵构筑起思想防线；打造智能平台激励战斗精神；通过智能平台训练迅速提高官兵作战能力、磨炼心理生理承受能力、培养血性胆气；通过智能平台建立及时响应的奖惩机制，调动官兵参战参训热情；研发智能芯片强化战斗意志，为防备军事强国技术突袭，预先研制脑智能芯片，将红色基因以算法的形式内置其中，在必要时运用脑芯片强化官兵战斗意志。
依靠党的领导协同部队作战，探索完善党领导部队的体制机制。从历史经验来看，智能化作战必须依靠党的领导解决部队协同面临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问题。需要适应组织形态智能化演变，灵活设置党组织，加强党组织能力建设，建强党的领导体制；需要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加强军队党的建设，进一步完善人事任免制度，强化党管党员、党管干部、党管人才；需要把监督执纪贯穿在备战打仗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把纪检、巡视、审计、司法为主体的监督执纪机制纳入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基本架构中。
运用非对称战略制衡思维，探索形成政治工作直接作战的新优势。在智能化作战中，智能技术的优势和弊端改变了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的客观条件。必须运用非对称战略制衡思维，找准作战对手的“短板”和“死穴”，发展我方的“撒手锏”武器和技术，使政治工作直接作战形成非对称优势。必须用辩证思维看待智能技术的优势和弊端，在理念认知上建立优势；要主动参与人工智能国际议题设置，共同应对安全、伦理、法律等诸多挑战，利用智能空间主权尚未明确的现实，积极争取我方合法的智能边疆和智能主权，在主动作为中建立优势；应借助智能技术扩大我军在舆论宣传和发动群众上的传统优势，在技术发展中建立优势。
创新人才培养使用思路，探索加强智能化作战人才队伍建设。当前，我军人才队伍建设与实施智能化作战的需求之间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因此，着眼智能化作战对我军人才队伍提出的新要求，一方面要创新融合培养模式，借助军民融合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专业资格培训三个层面加快智能化军事人才储备，采取超常举措精准引进地方智能化高端人才为我所用；另一方面要着眼智能化作战的特点明确人力资源配备使用的原则，即坚持专业性原则，坚持优势互补，坚持监督预警，严格战时人力资源配置标准。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