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地缘政治关系持续紧张，波及范围和影响不断向外延伸，对多边贸易往来和世界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影响。同时，全球金融风险的增加和投资环境的恶化也正逐渐蔓延。为此，我国需积极应对这一复杂外部环境，确保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切实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

　　复杂国际环境带来巨大不确定性

　　当前，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充满不确定性，金融风险和地缘政治冲突相互交织，不仅使得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也对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一是持久的地缘政治冲突牵动多国政治博弈。随着冲突的长期化、扩大化，相关国家摩擦不断升级，使原本就脆弱不堪的地缘政治局势愈发紧张。二是全球大宗商品涨价影响多国财政政策。由于能源成本持续上涨，以及危机蔓延的规模越来越大，一些国家被迫采取一系列财政干预措施以防止经济崩溃。与此同时，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资本市场大幅震荡和全球生产链遭遇逆全球化冲击等因素也进一步影响全球经济金融稳定。三是全球通胀高位运行迫使利率上升。2022年3月以来，美联储已连续11次加息，累计加息幅度达525个基点。为了避免本国货币贬值，许多国家不得不频繁“被动”加息，导致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和失业率居高不下，同时美国银行业接连爆雷也再次为全球金融市场敲响警钟。

　　以上因素的叠加影响使得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严重影响世界金融稳定性，也使我国金融市场面临巨大不确定性。一方面，地缘政治冲突僵持不下，加剧金融市场恐慌情绪蔓延，我国金融市场稳定性承压明显。基于避险需求，国际金融资本加速从新兴市场国家转向发达经济体，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中国家汇率和外部资本账户余额压力。另一方面，全球通胀高企，迫使各国加快加息步伐，这与我国金融政策走向相悖。美元利率的不断提升触发其强势周期，使发展中国家金融货币体系面临较大压力。

　　加快提升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

　　日前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在当前背景下，为了更好适应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我国急需加快提升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切实防范金融风险跨区域、跨市场、跨境传递共振。

　　第一，增强金融监管全球化视角，强化对跨境金融和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一方面，持续完善法律制度建设，保证政策预期的稳定性和区域异质性，积极应对新风险、新挑战。另一方面，深入推动国际金融规则制定和调整，推动多边和双边金融监管合作，积极营造有利于“走出去”的良好外部环境，坚决维护国家金融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第二，完善风险监测预警机制，保证金融体系有效发力。特别是在当前国际环境不确定性较强的形势下，我国更应着力加强宏观监测，动态识别风险点并发布预警方案，完善事前预防、事中化解和事后阻断的全链条式制度流程。另外，我国还应在防范银行流动性风险方面着重发力。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2018年发布的《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中，确立了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框架。但由于2023年以来欧美银行的相继爆雷引起广泛关注，且流动性风险具备外部传染性的特点，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应进一步根据国际金融环境的动态变化趋势，不断调整监管指标和更新监管方法，以保证监管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第三，关注输入性金融风险，促进金融业稳定发展。随着金融业对外开放不断深化，中国金融市场与国外金融市场的联动程度不断提高，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也在不断加大，导致我国经济面临的输入性风险不断增加。因此，我国应高度关注国外经济形势，尤其是其他国家经济政策变动所造成的不确定风险。有效运用和发展金融风险管理工具，增强我国金融政策的前瞻性，削弱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对我国造成的外溢风险。

　　第四，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增强金融体系抗压能力。首先，积极推动与更多国家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为互换双方提供稳定的货币流动性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双方对外支付的保障性。未来，我国还应持续拓展合作范围，提升货币互换便利性水平。其次，稳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水平。在加强银行境外贷款、跨境担保与企业境外投资业务的同时，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形成境外投资者在境内实施投资更便利和境内投资者配置境外金融资产更积极的双赢局面。这将增强国际投资者对于人民币的持有意愿，有助于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最后，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合作平台，提升人民币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的影响力。

　　着力夯实金融发展内生动力

　　就我国金融业本身而言，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应重点做好以下三点。

　　第一，推动打造高效安全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尽管传统的跨境支付体系依赖美欧主导的金融基础设施，但数字货币尤其是央行数字货币的发展将对未来的跨境支付系统变革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我国应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货币跨境支付体系的建设和相关国际标准的制定。同时，通过科技赋能，进一步加强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技术与金融基础设施的相互融合，不断提升国内金融市场的深度、宽度和韧性，助力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第二，加快推进金融业数字化转型。鼓励金融机构对数据资源进行有序开发，加强对金融数据的管理，并推动各机构之间数据开放共享，最终形成一个金融大数据平台。一方面，利用我国银行业、金融业现有的数字化转型优势和成果向国外进行优势输出，增强我国金融输出能力。另一方面，在提高本国数字化程度的同时，推动国内外金融科技良好实践、标准和经验的双向交流。

　　第三，推进巴塞尔协议Ⅲ在我国全面实施。由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会同中国人民银行修订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将于2024年1月1日起实施，这意味着巴塞尔协议Ⅲ在我国的落地进入倒计时。巴塞尔协议Ⅲ对管理精细水平、基础数据质量、模型复杂程度和系统算力性能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国可以此为契机提升自身金融业务管理水平，同时借助巴塞尔委员会在银行监管方面的先进经验，切实推动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投资安全保障体系研究”（19ZDA1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