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自古有之。不过，这些普通到不能再普通、正常到不能再正常的职业活动现在反而被视为“非正规经济”（informal economy）的一部分。从理论的角度出发，所谓“非正规经济”（近似的术语也包括如“非正规就业”“非正规部门”“地下经济”“影子经济”等），按照这个术语最初的发明者基斯·哈特（Keith Hart）的说法，指的是任何没有被直接包含在主流经济学家所设计出来的世界里的东西，一种对照传统经济理论而表现为“奇特”的生活方式。它不规则、不可预测、不稳定，甚至对那些坚信思想和实践永远按照某种既定程序运作的人而言，它可能也是不可理解的。总之，它是真正的通过教科书式的经济理论无法捕捉到的现实。
哈特以后，这个近似于“补集”的概念很快因其自身的复杂性及其指涉对象的异质性引起了学界的争论。直到今天，按照玛莎·陈（Martha Chen）的总结，可以分辨出四种主要的理论流派：二元分离主义、结构关联主义、法律主义和唯意志主义。每一种流派都对非正规经济的本体、功能及其形成的原因有着不同解释。例如，二元分离主义认为，非正规经济来源于人口增长率和现代工业就业率以及人们掌握的技能和现代经济机会之间的不匹配，由于一些人（其实是大多数）被挡在从事现代经济活动的大门之外，不得不从事非正规的经济活动以维持基本生计。换言之，在二元分离主义者看来，非正规经济是一个底层或者说边缘化的“安全网络”，用以接受那些无法进入或者在经济危机中被“踢开”的劳动者。结构关联主义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现代资本主义对生产方式的控制导致了非正规经济，其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将原本生产过程中的一些环节“外包”出去以降低成本、应对劳工组织和政府监管。简言之，非正规经济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控制下的合理产物。法律主义和唯意志主义较为接近，它们都承认非正规经济是该经济活动参与者理性选择的结果，因此也可以较为笼统地归在新自由主义的名义下。对于它们来说，非正规经济不是由那些迫于生计或被剥削的民众组成的，而是富有雄心壮志的“微型企业家”，这些微型企业家在权衡相对于正规经济的成本和收益后选择了从事非正规经济。这两种观点的差别仅在于，前者常常强调繁琐的法律程序和僵化的官僚体制对非正规经济活力的抑制作用，而后者则强调非正规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有意地避开了监管和税收。不难发现，不同理论流派在针对同一个经济现象时的理论阐释方向差别很大。鉴于非正规经济本身的异质性，上述流派都抓住了非正规经济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是非正规经济在某个具体文化条件下的突出方面，只不过作为一个整体的真实的非正规经济远比它在某个理论中的样貌更为复杂，甚至可以说远比这些理论样貌的总和更复杂。
因此，我们并不是要去争辩哪种理论较之于另一种更加出色，因为社会科学中的命题原本就期待着多元化的持续对话，没有哪一种学说可以自负地宣称掌握了通往真理大门的钥匙。不过，一旦将这些理论流派放到经济思想史的背景下加以诠释，我们马上会得到两个结论。第一，上述的每一种理论流派实质上都与一种特定的经济思想传统相对应；第二，这些理论流派在解释非正规经济现象时是否盛行，与其对应的经济思想传统在经济学史中的流行与否相呼应。这两点意味着有一股属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因素的力量将原本属于非正统经济学（heterodox economics）范畴的概念对象（根据哈特最初的表述）推向了正统经济学（orthodox economics）范畴，一种从日常生活中抽象而来的反新古典主义的经济现象在其分析的过程中再一次被新古典化，这显然不是学者关切非正规经济的初衷。
从非正规经济研究理论史来看，各种非正规经济理论流派之间有着明确的沿革关系。简单来说，非正规经济一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来源于应用经济学和经济人类学的经验研究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及现代化理论产生了冲突。理论预测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将从传统部门转移到现代部门（从农村进入城镇），然而学者们在经验研究中发现，在欠发达地区即使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城市的规模也不足以将这些劳动力统统吸收。由于无法进入现代部门，这些劳动力不得不位于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部门，由此导致二元分离主义的形成。此后，马克思主义者通过生产方式“连接”理论和依附理论，修正了二元分离主义不讨论非正规经济和正规经济之间关系的缺陷，进而形成了结构关联主义。随后，法律主义、唯意志主义分析模式所采用的经济理论基础（比如新制度经济学）伴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出现而兴起。特别是在今天，新自由主义已成为诸多国际组织研究非正规经济的主流理论框架，也成为诸多国家制定非正规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
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使用新自由主义（也就是正统经济学）的分析模式损害了分析非正规经济的方法论前提。哈特指出“正规”（formal）是规则，是社会生活中应当具有普遍性的一种思想，之所以说某件事情是“正规”的就因为它符合这样的规则，那么与之相反，某件事情“非正规”的原因就是没有这样一个规则。哈特对于“正规/非正规”这对术语的界定其实暗示了一个更为一般性的学术争论，也就是在经济人类学史中出现的“形式主义—实质主义之争”（the formalism-substantivism debate）。前者强调思想和实践的有序运作，后者则首先关注物质环境的经验性内容，否认其中涌现出来的多样性只通过一种序列就可以充分把握。如果把“形式主义—实质主义之争”出现的背景与同时代的经济思想史放到一起考虑，我们很快就能发现这场辩论之所以会出现，其背后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老制度经济学（old institutionalist economics）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斗争有着莫大的关联。这种跨学科的思想连续性的存在，意味着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以及在当代受到他们影响的非正统经济学家站在了一边，他们把市场视为多种经济制度中的一种；而形式论者、新古典主义者以及在当代受其影响的正统经济学家站在了另一边，他们把所有经济制度都视为市场。明显的是，后者企图证明非正规经济是一个由理性行为驱动的市场，由此表现出一种概念性的背离。
然而，除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外，很少有非正统经济学家真正地对非正规经济的分析框架产生过影响，学界一般不会在“非正规经济”和“非正统经济学”两个术语之间引起联想。这一方面归结于新古典主义霸权下的困难，另一方面则归结于大部分非正统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对非正规经济现象的忽视。当然，有证据表明这种忽视正在逐渐发生逆转，如赵泰熙（Jo Tae-Hee）等人在其2018年编辑出版的《劳特利奇非正统经济学手册》（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Heterodox Economics）中指出，“非正统经济学家对‘经济’持有更广义的界定，即社会供应过程（social provision process），它既包括市场活动也包括非市场活动，既包括有偿的活动也包括无偿的活动，既包括了商品经济也包括了非商品经济，这样的观点同时也意味着‘非正规经济’不应该被排除在外，因为它不仅涉及资本积累也涉及了人们的福祉”。可见，非正规经济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阵地，非正统经济学家有必要进一步从其概念的渊源和解释方向等维度深化研究，而非囿于正统经济学的分析范式。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经济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