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贸易组织（WTO）第12届部长级会议绕不开的议题之一，就是WTO改革。新任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Ngozi Okonjo-Iweala）正式就职后提出的三大优先任务中，有两项与这一改革有关：改革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和实现多边贸易规则现代化。可见，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与区域经济合作将何去何从，不仅事关我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还关系到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未来。
自WTO成立以来，全球贸易治理的两极体系逐步形成。第一极是以WTO为核心、基于传统贸易的多边贸易体制，第二极是涵盖中间品货物和服务贸易、投资和知识产权、资本流动和关键人员流动等的新型区域贸易协定。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时，全球范围内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逐渐增多，进入了增长的快车道。2008年暴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给贸易治理带来一定影响，区域贸易协定增长放缓。而2018年至今，高标准巨型区域贸易协定加速出炉。随着区域贸易协定数量的不断增多和深度的逐渐加深，区域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系成为政商学界研讨的焦点。
但区域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系一直未有定论。伴随协定数量的增多，关于区域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体制之间关系的辩论越发激烈，出现了泾渭分明的两派：怀疑派和乐观派。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教授为代表的怀疑派认为，相较于创造贸易，区域贸易协定更多的是在转移贸易，导致全球贸易整体收益普遍降低。因此，怀疑派认为，区域贸易协定是多边贸易体制的“绊脚石”，区域主义是对多边贸易体系构建的威胁。与之相反的是，以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为代表的乐观派，则对多边贸易体制充满信心。他们基于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区域主义浪潮最后让步于多边动议，尤其是第二次浪潮最终因1995年初WTO的成立而减退的事实，观察到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实验工厂，区域贸易协定发挥了“实验室效应”，形成了更大且更多的贸易协定，因此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垫脚石”。实证研究结果亦显示，尽管区域贸易协定是在转移贸易，但随着与非成员贸易的重要性下降，这些区域贸易协定会促使非成员关税的降低。然而，实证结果存在不太一致的情况：对美国和欧盟的研究表明，它们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对多边贸易体制构成“绊脚石”；而对拉丁美洲国家的研究则显示为“垫脚石”。可能的解释在于，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签订贸易协定的非贸易目标相较贸易目标更为重要，这些贸易协定未能对多边贸易体制起到促进作用。
事实表明，区域贸易协定对多边贸易体制是有益补充而非破坏削弱。20世纪90年代开始，区域贸易协定逐渐成为全球贸易治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体现了制度不断适应生产过程国际化。随着全球规制范围的扩大，企业可以将其生产过程差异化，中间品的产业内贸易成为当代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大大超越了WTO已经和能够涉及范围的区域贸易协定，加固了现有的全球生产网络，满足了WTO成员的不同偏好和利益诉求。与此同时，区域贸易协定的参与方也尽力与WTO要求相符，以从多边自由化中获取最大利益。这种制度间的相互适应过程，确保了区域贸易协定并不会阻碍这些经济体从中受益，而WTO与这些不断增多的区域贸易协定间形成了“松散的挂钩”，有益于自由贸易秩序韧性的形成。
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实践中始终坚持区域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体制相互促进。在积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逐步实施我国自贸区战略的实践中，我国政商学界逐渐达成共识，形成了有别于怀疑派和乐观派的理性派。20多年来，我国积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并在WTO框架下，顺应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高质推进的潮流，积极与贸易伙伴商建自由贸易区，先后与2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9个自贸协定。2020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4.65万亿美元，其中与WTO成员、自贸伙伴的贸易额占比分别达97.9%和近35%。我国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都表明，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协定是驱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两个“轮子”，二者相互促进、缺一不可。
中国一直是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但如何切实推动区域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体制相互促进，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第一，坚定不移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是未来区域经济合作的前提。WTO未能延续关贸总协定时期的贸易自由化，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伴随运转过程中逐渐暴露的问题，包括中国在内的WTO成员逐渐将WTO改革列入工作议程，但各方围绕争端解决机制、“特殊与差别待遇”、透明度等议题的分歧在短期内仍难以弥合。同样，多年来国内外学术界从不同学科的不同视角对WTO问题进行了“诊断”，仍未见共识。在此背景下，一些WTO成员已经将政策改革的需求从WTO谈判转移至区域贸易协定的磋商实践中。因此，为了维护和增强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与有效性，迫切需要改革WTO。
第二，揭示美国的伪多边主义才能有效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就在WTO面临无法自愈的问题，深陷外部环境的根本改变无法适应的困境之时，当初的创建者美国开始从根本上怀疑多边贸易体制对其是否有利。作为该体系主要创建者，美国的“不管”和“不合作”等有悖常理的行为，是其从霸权多边主义转向“竞争性多边主义”的现实体现，以及转向区域贸易协定谈判而建立替代制度的策略取向。美国选择多数自贸伙伴往往出于政治而非经济原因，并通过竞争性的自由化战略达到更大范围的政治目的，同时将利于自己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强加于与之有分歧的国家。这种向“竞争性多边主义”的转向，降低了WTO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威胁到全球贸易体系的既有地位，加剧了全球贸易治理赤字的困境。随着新兴经济体的群体崛起和多元治理时代的到来，全球贸易治理方式需要作出相应变化。全球贸易治理模式只有从竞争性多边主义向包容性多边主义转型，才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第三，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需要确保多边贸易体制国际规则制定的主渠道地位。实践证明，大国竞争供给模式和地区主义的供给模式并不能完全适应当今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无法解决全球性的问题。事关所有WTO成员的切身利益，所有成员理应是全球贸易治理的行为体。但因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规则制定有不同的诉求，就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而是要允许不同成员选择双边、区域、多边等不同商谈方式，允许成员根据自身条件在不同的时期加入不同的协定，但必须确保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制定国际规则的主渠道地位。
第四，持续深化制度型开放是未来我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力。我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正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制度型开放不仅要求中国能够有效对接国际开放制度，还需要中国进一步带来积极影响。基于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自贸协定安排相互促进的共识，中国将进一步以积极的、建设性的方式参与WTO改革，努力破解原有的规则锁定，通过制定新规和强化现有合理规则，实现贸易规则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赢得发展空间。此外，鉴于WTO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更要在区域贸易协定谈判中发挥更多的引领作用，同时在地区和全球两个层面活跃且有效地参与制度供给，推进区域全面经济合作。2021年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都体现了中国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决心。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贸易体系变革的前瞻性研究”（20BJL04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