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7年的十月革命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启蒙，而1919年的五四运动推动这一传播在前期积累的基础上实现了质的飞跃，升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使之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笔者主要以李大钊、李达两位马克思主义启蒙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为例，分析五四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播之间的内在历史关联。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在1917年以前主要宣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1917年以后进入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而1919年“五四”运动更是着重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当时的进步青年提供了重要的精神食粮。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方面，《新青年》也起到了引领作用。延续1918年纪念马克思诞辰100周年、各国马克思研究之风复兴之势，李大钊在1919年依托《新青年》编辑了“马克思研究号”（李大钊还曾协助陈溥贤于1919年5月5日在《晨报》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将相关研究成果资料结集出版。他本人当年在《新青年》第6卷5、6号连载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是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传播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文献。

　　李大钊亦是“五四”后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杰出先驱。《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实则通篇围绕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展开，文章开宗明义便称在评述马克思主义之前，“先把‘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占若何的地位，略说一说”。李大钊将经济思想史上的经济学派别分为三类：亚当·斯密为鼻祖的“个人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为鼻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和主张“以爱他的动机代那利己的动机”的“人道主义经济学”。他认为，其时“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个人主义经济学“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不足取，“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往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经济学发展。在随后的论述中，李大钊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要点总结为两大块：一是属于“经济静学”的余工余值说，二是属于“经济动学”的资本集中说，并用数学公式推演了与剩余价值说相关的“平均利润率论”。

　　1920年3月31日，在李大钊的倡导下，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斯（今译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于1921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启事招募会员，明确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斯派的著述为目的”。该研究会的成立和运行在校内不是没有反对之声，且反对声音不可谓不大，但还是得到了时任校长蔡元培的支持。1922年2月19日，李大钊在该研究会第一次公开讲演会上发表演讲，演讲记录稿由黄绍谷记录，后以《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为题刊载于《晨报》。在演讲中，李大钊沿着“何为马克思剩余价值说”—“剩余价值之来源”—“资本集中”与“阶级自觉”—“社会主义发生”的逻辑链条，其间夹杂马克思相关学说与亚当·斯密的比较阐述，并倡言“马克思的大著作是《资本论》。……我们要去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只仅仅地读过一遍就不容易”。

　　对于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一职人们比较熟悉，然而对他同时兼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却很少知悉。通过前面的介绍可以发现，李大钊有着深厚的政治经济学功底，并且他不独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门，而是将其放置到整个经济思想史谱系中去考察。尽管“五四”之前梁启超、马君武、朱执信等对于马克思及其学说也曾附带提及，但无疑李大钊依托北京大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说所做的宣传介绍最为系统，对当时青年的影响也最为广泛、深远。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的19位发起人均为北京大学的学生，专业覆盖了法学院、文学院、中文系、英文系、德文班、物理系等。

　　李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

　　近代西方经济科学知识传入中国，大多取径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也是如此，国内学者的著述引源中来自日本的撰述占很大比重，且逐渐集中到若干研究马克思主义名家，尤以京都帝国大学河上肇教授为代表的著作。河上肇对于《资本论》的研究也是从1919年开始的。在此过程中，他发现只有掌握唯物辩证法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真髓，转而精研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对中国形成重要影响。据李大钊研究专家、日本信州大学后藤延子教授考证，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即以河上肇1919年初在日本《社会问题研究》杂志连载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文为蓝本而作。河上肇之影响可见一斑，而师从河上肇的李达因其所接受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训练，成为“五四”之后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杰出代表。

　　在日读书期间，李达深入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五四运动使李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奉者和积极宣传者，他在日学习期间即积极投书国内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开始尝试翻译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1919年6月18日、19日，李达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的》两篇文章，从经济史观的层面阐述了自己对社会主义的初步认识，对社会生产、分配和财产所有制关系作了简要说明。李达认为，马克思社会主义“可分为历史观、经济论、政治论三部分。历史观与经济论属于理论的方面，政治论属于实际政策的方面。历史观之根柢为唯物史观说，经济论之根柢为剩余价值说，政治论之根柢为劳工专政说”。

　　1920年李达回到国内，同年《新青年》即从第8卷第1号开始变为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机关刊物，马克思主义成为刊物宣传的主体内容，李达与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等人一道参与编辑部工作。自此，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又上了一个新台阶。1921年1月，李达在《新青年》第8卷第5号发表《马克思还原》，该文所要“还原”的是被修正主义误解或歪曲了的“马克思的真面目”，以把握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和统一思想认识。他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归纳为五个重要原则，即“唯物史观”“资本集中说”“资本主义崩坏说”“剩余价值说”和“阶级斗争说”，并强调“马克思的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均详备于此五原则之中”。同年9月，李达主持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先后组织出版了包括《工钱劳动与资本》《〈资本论〉入门》等经济学类书目在内的10余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成为许多共产主义者的启蒙读物。

　　李达认为，“社会革命不是在哲学中探求而得的，乃是发生于现社会的经济状态之变动”。或许正是基于此认识，李达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和研究。一方面，他翻译了大量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论著，如德国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920年被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列为阅读文献之一）、日本河上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1930）、苏联拉比拉斯等《政治经济学教程》（1936，与熊得山合译）等。另一方面，他撰写的《经济学大纲》（1935年作为讲义由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刊印）及《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1935）、《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1935）等，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经济学向度及将其应用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作了深入的探索。李达的经济学研究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力求建立能够指导中国经济改造的“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有民族特色的具体理论。这在“五四”后的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并不多见。

　　与李大钊一样，李达也有在大学从事经济学教学的经历。1932年，他即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经济系主任讲授经济学，《经济学大纲》是其讲课时编撰的讲义。在该书中，李达敏锐地对1932年才首次全文公开发表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国民经济学批判》予以关注，认为该手稿阐明了唯物辩证法的劳动—实践概念，完成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论基础，准备了《资本论》的“雏形”。李达的这一研究再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过程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该过程中的历史地位。

　　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中国与时俱进破解发展难题提供了重要的行动指南。李大钊、李达等“五四”先贤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传播方面所作出的探索，至今依然闪烁着耀眼的思想光芒。

　　（本文系上海财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近代学术中国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学构建研究”（201711072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