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考古学快速发展，大量考古成果的面世，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丰富材料，催生了一批新的学术增长点。其中，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以新出土材料作为文学史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开垦了新的沃土。

　　丰富研究史料

　　在传统的学术视野中，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往往依赖于传世文献，以分朝代的作家作品研究作为学术研究的主流。不断涌现的考古发现成果不但丰富了原有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料，也开拓了学者新的研究视野，甚至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建议。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主任胡可先介绍说，早期简帛和石刻文献的不断出土与公布，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很多古代史料，以这样的史料与传世文献相印证，还原了很多历史事实，订正了许多传世文献的讹误。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立表示，考古发现的相关文学文献资料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

　　据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廖名春观察，现有的出土简帛数量非常庞大，其中文学文献不在少数。李立表示，除了出土的文学文献，青铜器铭文、汉画像图像、画像榜题、简牍帛书中的法律、占卜文献和反映日常生活的各种书信文书等非文学文献材料，也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启迪和发现，从而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走向深入。例如，曹道衡和刘跃进在《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中，将秦汉石刻简帛文献和汉画像引入秦汉文学文献材料，体现了崭新的学术视野。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可以利用的考古发现主要有石刻、写本、遗址和实物四个方面。”胡可先告诉记者，就石刻而言，大宗是碑志，其既是历史遗存的再现，也是文学艺术的表现。就写本而言，它们是在简帛文献之后和印刷术发明之前历史时期的主要文献来源，这些写本不仅提供了文学研究的文本材料，而且涉及文学传播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问题。就遗址而言，其可以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地理方位提供可资对比的立体空间。就实物而言，其被用以研究文学的途径也非常广泛。

　　提升研究水平

　　“出土文献既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新课题，也促使我们思考一些旧问题。”廖名春提出，从文献校勘和训诂的角度，新出土文献可以解决原有的一些字词疑难问题。从文学史的角度，新出土文献可以丰富我们对文学史的认识，填补文学史的一些空白，加深我们对一些文学史或学术史原有问题的认识。

　　胡可先表示，先秦两汉时期的郭店楚简、上博楚简、里耶秦简、尹湾汉简、马王堆帛书的出土，以及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石刻碑志的发现，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例如，《孔子诗论》的发现使得《诗经》的阐释与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李立提出，借助出土文献的传统文学类型和文学范畴的研究持续受到关注，出土文献促使不同文体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产生新的认识。例如，在中国古代神话研究方面，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相关研究将最早记载天地开辟神话的文献由两汉时期提早到战国时期。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方面，放马滩秦简《墓主记》与北大秦简《泰原有死者》为复活类志怪小说起源和早期生成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简牍文献资料。

　　拓宽研究视野

　　考古成果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李立表示，利用考古发现进行文学研究，实际上是物质与精神、物质与思想、物质与情感、物质与艺术的对话。

　　然而，传统学科的分野局限了不少研究者的视野。胡可先提出，当前学术界将考古发现还原于历史的研究较为充分，而还原于文学的研究较为薄弱。具体表现在运用考古文献研究历史的学者很多，考古发现几乎成为历史学者必用的史料，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学者很少充分利用考古成果。以“考古的眼，史学的手，文学的心”来融合考古发现、历史叙述与文学描绘，探寻学术生长点，对考古发现进行史学和文学的双重梳理，从而构建新的学术系统与学术范式，这是文学研究者的使命。

　　李立提出，必须看到借助考古新发现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由于研究对象的跨学科性而势必导致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的复杂化，从而也就在学识积累、学术素养和专业素质等方面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借助简牍帛书铭文文献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可能触及文字释文和内容考释方面的问题，涉及文字学、文献学、简牍学等学科研究方法。

　　基于此，李立认为，要重视考古学、历史学和文献学的关联，以发现考古、历史和文献层面的文学意义上的因果联系与时代信息；探寻促成文学发生、发展、演变的动因与机制；进一步扩展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对象、内容、样式和形态，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