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梓年（1893—1972），别名宰木、定思、弱水、任庵，江苏宜兴人，著名哲学家。1911年起先后就读于上海大同书院和龙门师范学校。1920年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当了三年旁听生。在此期间，他从《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决心把参加革命实践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1927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在上海参加党的左翼文化工作。1937年12月，根据党的指示，他以社长身份筹办《新华日报》。经过他与章汉夫、华岗等人的艰苦努力，《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在武汉创刊。此外，潘梓年还以哲学家特有的智慧和远见，写下了《抗战的现阶段》《投降主义及其各种表现》《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战时图书杂志审查问题》《民众变动问题商榷》等文章，使《新华日报》从内容到版面都呈现出独特的风格。1948年12月，被派往河南郑州筹办中原大学，任校长兼党委书记。1949年5月调往武汉，先后任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部长和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文委副主任兼高教局局长等职。1954年，调到中国科学院，负责筹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哲学研究所，并筹备出版《哲学研究》。1955年11月哲学研究所成立，任所长。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和分党组书记， 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著有《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大家来学点哲学》《逻辑与逻辑学》《文学概论》《辩证法是哲学的核心》等。
潘梓年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逻辑学家和杰出的新闻战士。潘梓年，别名宰木、定思，1893年1月11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1920年赴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哲学、逻辑学和新文学，在《新青年》等进步刊物的影响下，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熏陶。潘梓年于1938年1月在武汉创办《新华日报》，1954年调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任副主任，创办了新中国最高哲学研究机构——哲学研究所，筹备出版了新中国哲学权威刊物《哲学研究》。潘梓年的一生，可谓是谋求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中国共产党先锋战士的一生，也是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以及新中国哲学研究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革命与斗争：不改初心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先锋战士
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洗礼。鸦片战争爆发后，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社会落后问题日渐凸显，现实危机呼唤着国人尤其是先进知识分子的觉醒。潘梓年谈及青年时曾说道，“不论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青年永远是社会上最积极最勇敢的分子”，他本人就是这句话的生动践行者。潘梓年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接受儒家文化熏陶，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面对着国家危亡和民族颓败的旧时代，潘梓年体现出高度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潘梓年投身民族救亡和追求社会进步的意识觉醒，强烈渴望着新思想和新文化的洗礼。他树立起求学救国的伟大志向，毅然选择外出求学，并通过刻苦学习考入上海龙门师范学校。毕业后，他便回到家乡从事教育工作，致力于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改变家乡人民无学可上的困苦境地。1920年，潘梓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修哲学、逻辑学和新文学。作为一个深怀爱国热情的传统知识分子，他在北京大学的学习时光里接触了各种不同的新思想、新文化，在时代洪流中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洗礼。在这一时期，五四运动的革命思潮仍然方兴未艾，而在地处爆发中心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开始迅速传播。潘梓年大量翻阅并认真学习《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在不断接触和学习中体悟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强大力量。马克思主义蕴含的科学真理和强大力量，与潘梓年力图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高度契合。这使得他自觉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为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共产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毅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先锋战士。1926年，在大革命高潮的召唤下，早就有革命意向的潘梓年决心奔赴南方参加革命运动。由于当时交通不便和途中染病，潘梓年困顿旅途，未能如愿及时参加革命，但这并未打消他的战斗意志和革命志向。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身处上海的潘梓年亲眼见证了许多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亲历了白色恐怖的潘梓年意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领导人民革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拯救中国。于是，潘梓年毅然决定在这危难时刻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投身于救国救民的革命运动。入党后不久，潘梓年经党组织安排，前往其家乡宜兴县开展党的活动，随后组建了中共宜兴县特别支部。1927年9月，潘梓年被调到上海，投身于党的左翼文化工作。他在文化战线上积极斗争，口诛笔伐、言辞犀利，揭露了帝国主义、专制军阀等反动势力的阴谋和罪行。1929—1933年，潘梓年按照党的指示，先后作为华南大学创办者、“社联”（社会科学联盟）负责人、“文总”（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真话报》总编辑等，为党的教育和文化工作作出巨大贡献，为创办《新华日报》和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由于叛徒出卖，潘梓年于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在关押拘留期间，国民党反动派试图劝降潘梓年，妄图逼迫他背叛中国共产党。但潘梓年始终坚定共产主义信仰，无论敌人如何诱惑劝降，他自始至终都不屑一顾，反而赋有“前消后继更凶猛，终把河山全改变”的诗句，以坚定乐观的态度鼓励狱中难友坚持斗争。国民党反动派无计可施，就对潘梓年施加了各种惨无人道的严酷刑罚，妄图以身体上的伤痛和折磨击破潘梓年的坚强意志。潘梓年将生死抛之脑后，毫不动摇，彰显了一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先锋战士的英勇气概。直至1937年，在党组织和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潘梓年才被营救出狱。潘梓年从国民党监狱脱困之后，向周恩来同志表达了“自己愿留沪、宁一带做文化工作”的想法，随后便按照党的指示，与章汉夫等人一起于1938年1月创办了《新华日报》。《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的大型机关报，在筹办过程中，潘梓年承受着国民党的恶意阻挠和日军的炮火威胁。但他初心不改，并在《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发表大量文章，充分利用这一舆论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大力宣传呐喊。为此，毛泽东对潘梓年大加赞誉，称他为“中共第一报人”。
立志与践行：知行合一的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者
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潘梓年在党的新闻和教育战线上长期辛勤工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宣传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用实际行动践行马克思主义信仰。潘梓年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钻研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在革命工作中，潘梓年也自觉地把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主要方向，在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造诣的同时，也日益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幸落入国民党监狱之后，潘梓年也孜孜不倦、笔耕不辍，尽力争取到有限的学习条件，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狱中完成了30多万字的《矛盾逻辑》（即《逻辑与逻辑学》）书稿。《论抗战时期的文化运动》《争取抗战胜利》及《学习与实践》等著作，也都是抗战时期潘梓年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分析我国革命条件、提倡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付诸我国革命实践的重要著作。在投身报社日常管理工作的同时，他还坚持撰写、发表哲学专论文章，具体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驳斥误解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谬论，力争为马克思主义正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下，潘梓年逐渐加深了对社会革命的认识。他认为，从氏族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之间，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阶段，从氏族社会的公有制到资本主义社会之间是第一个否定，私有制否定公有制，再到社会主义公有制否定私有制。由此，潘梓年坚信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其理论研究上的成果体现。
在实践工作中，潘梓年也在认真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中时刻践行着马克思主义信仰。在《新华日报》因各种外部因素导致停刊后，潘梓年服从党组织的安排，辗转于郑州、开封、武汉等地，筹办中原大学，先后任副校长、校长兼党委书记，致力于为革命事业培养先进人才；而后潘梓年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前往武汉，任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等职位，认真完成了党的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的接管工作。1954年，潘梓年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后担任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在筹建和领导哲学社会科学部和哲学研究所的工作中，潘梓年勤勤恳恳、认真负责，领导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哲学理论刊物《哲学研究》，为我国哲学理论研究的开创发展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担任哲学研究所所长期间，潘梓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撰写了《辩证法是哲学的核心》等理论著作。潘梓年治学严谨、为学认真，他总是要经过大量调查研究才会着手写作一篇文章，之后又会广泛征求不同学术意见，在实际行动中发扬实践精神和学术民主。1958年，潘梓年为全面了解群众中出现的学哲学、用哲学热潮，不顾年迈体弱，带领助手和研究人员前往郑州、开封、洛阳等市县的郊区开展调查工作。这种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是潘梓年深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生动彰显，也正是这种强大信仰鼓舞着潘梓年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国的建设工作中去。
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具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青年人才。潘梓年不仅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还在理论宣传工作中引导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党的事业输送了年轻的“红色血液”。革命时期，来到延安的潘梓年承担起了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的重要任务。当时延安急需一批既有理论水平又有坚定信仰的青年人才，潘梓年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提议创办了“青训班”。在“青训班”授课期间，青年学员们深受潘梓年等老党员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感染和鼓舞，纷纷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积极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在筹建大学之后，潘梓年还兼顾学校的政治理论课主讲工作。凭借深厚的理论储备和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潘梓年主讲的课程深受学生们的欢迎，使学生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育，为革命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具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进步知识分子。
深研与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积极开拓者
潘梓年是中国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学者之一。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潘梓年不管是在校学习期间还是参加革命工作时期，都没有放松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和开拓探索，而是以高昂的研究热情深研马克思主义哲学，促进了自身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水平的提高，也为我国的哲学研究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潘梓年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充分汲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的科学力量，并有机地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他是中国共产党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锋典范之一。
潘梓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了深入的理论探索，提出了诸多科学创见，主要集中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等方面。
就辩证唯物主义来说，在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上，潘梓年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指出“在精神现象出现以前不知几千万年就已经有生物存在，在有生物存在以前不知几千万年就已经有地球存在、有星云存在”，并进一步认识到“客观规律也要由人们鼓足干劲去发现，去掌握，去运用”；通过运用生活中大量的鲜活实例，潘梓年生动阐释了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问题。例如，潘梓年以细胞的代谢过程为例阐释矛盾问题，指出“每一个细胞都包含着‘在生长同时就在死灭’这两个矛盾部分”，通俗易懂地解释了何为矛盾。再如，潘梓年以蛋与鸡之间的双向互动为例，形象地阐释了否定之否定规律。他指出“从蛋或豆发展到小鸡或豆秧，就把蛋或豆否定了。这是第一个否定。再从小鸡或豆秧发展到老母鸡或豆棵成熟以至下蛋或结豆实，此时鸡或豆棵终于归结到死亡，就把它又否定了。这是第二个否定，即否定之否定。此时发展暂告一段落，因其又走到更高一级的出发处——更多的蛋或豆。此后再开始发展的新阶段”；在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关系问题上，潘梓年指出二者“就像两条腿走路，左脚跨上了一步，就可使右脚提起来，跨出去；右脚跨了出去，又要使左脚再提起，再跨出”；关于真理的检验标准问题，潘梓年指出“一种理论或学说或主义，是真是假，是正确是悖谬，应由实践来考验”。
潘梓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拓探索还包括历史唯物主义方面。在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的研究中，潘梓年强调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具有首要作用，尽管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但不能夸大其反作用，因为必须要“依靠着物的客观规律”，不然就对“社会现象做不了主人”。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上，潘梓年以我国过渡时期的社会历史状况为分析对象，指出“上层建筑是要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有怎样的基础，就相应地也有怎样的上层建筑”，并对我国过渡时期的社会发展问题提出了诸多创见。关于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问题，潘梓年通过肯定人民群众自五四运动而始“开辟了人民决心用自己的力量来掌握国家命运的新纪元”，强调了人是历史的创造者。
在乐于独立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潘梓年还经常组织各类学术活动，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整体发展。《哲学研究》创办之后，潘梓年邀请李达、艾思奇、冯友兰、金岳霖等一批国内权威哲学家组成编委会，推进全国的哲学研究工作更好发展。哲学研究所成立后，潘梓年大力支持招收副博士研究生，并指导了3名研究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培养了一批研究骨干。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体现为其正确地反映了世界的物质本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潘梓年在长期的工作中，不仅加深了自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研究工作的认识和理解，同时身为共产党员的他在这一过程中还为广大中国共产党员理解、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切实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寄语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潘梓年学习、革命的一生，无疑是当代青年的楷模。
普及与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辛勤播撒者
潘梓年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还将普及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视为己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工作，以实际行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
潘梓年著作颇丰，出版的多本哲学专著和通俗读物产生了大范围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具有积极作用。例如，潘梓年在狱中完成初稿的著作《逻辑与逻辑学》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唯物主义辩证法勇敢探索的重要学术成果，也是唯物辩证法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代表著作之一。潘梓年在书中系统阐释了他关于辩证法的独特见解，包括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及一系列辩证法范畴。这本书也是继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之后促进唯物辩证法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又一重要著作，毛泽东同志在三天时间里一口气读完了整本书并高度赞扬此书在哲学领域的重要贡献。又如，1958年全国掀起全民学理论、全民学哲学的高潮，潘梓年的《大家来学点哲学》一书以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哲学原理阐释为突出特点，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该书从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出发，讲解抽象而深刻的哲学思想，以生动形象的讲解风格让广大人民群众可以轻松愉快地学习哲学思想。
潘梓年在不同历史时期充分利用报纸和杂志等的不同特点，根据革命和建设需要出色完成了不同的宣传教育工作。在抗战时期，潘梓年负责过《北新》《洪荒》《真话报》等进步刊物的主编工作，还创办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一系列报刊，为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工作开辟了重要的理论阵地和传播渠道。在《北新》杂志上，潘梓年经常发表批判性文章，分析国内社会形势、揭露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丑陋行径，号召青年们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以解放思想、拿起武器，加入救国救民的革命斗争。在创办《新华日报》期间，他带领报社工作人员，以坚定的党性“同国民党在政治上、业务上、编辑上乃至广告上、器材的取得上进行着十分尖锐、紧张和残酷的斗争”。潘梓年坚持以党中央提出的《新华日报》是党的宣传者、组织者这一重要指示为办报指导思想，同国民党反动思想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有力地传播了党的思想路线，推动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新华日报》创办一周年之际，党中央对其给予了充分肯定：“它正确执行了党的路线，坦陈地反映了全中国同胞的意志，坚定地发挥了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的主张，显著执行了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责任。”新中国成立以后，为推动哲学研究发展、团结哲学工作者为新中国建设服务，潘梓年组织创办了《哲学研究》杂志作为主要阵地，在新的历史时期满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和发展的需要。
即使在抗战时期，潘梓年在宣传党的抗战政策的同时也不忘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制定了一系列抗战政策。这些抗战政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中国具体革命任务的有机结合，既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发展。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亡国论”和“速胜论”等错误观点甚嚣尘上，潘梓年随即安排《新华日报》全文转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文，在国统区随即产生热烈反响。潘梓年本人也发表文章着力批驳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强调中国共产党一定可以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赢得抗战胜利。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发言人面对媒体和民众蓄意歪曲事实、隐瞒真相，《新华日报》立即刊登周恩来题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向死者致哀。这期报纸由此销量猛增5倍，影响范围之大可以想见，坚强有力地揭露、批判了国民政府的反动行径。
潘梓年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中，始终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宣传开辟了重要阵地，他的一生是一名优秀共产党员不懈奋斗的一生。他对党忠诚、不畏艰险，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宣传工作奉献了自己的毕生心血，彰显了一名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和责任担当。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寄予了厚望。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当前，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使命摆在面前，哲学工作者要学习好、继承好老一辈革命家、理论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呕心沥血、为党的事业发展鞠躬尽瘁的光荣传统，不忘初心、担当使命，为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境界努力奋斗！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