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史传统中的术语，往往会发生内涵的转移以及外延的拓展。随着时日的迁流，其本初的含义，或转为另一义而原义消亡，或衍为多义而数义并存，因此，对此类术语义项的梳理就显得颇为必要。就拿“内学”“外学”来说，两个词在学术史上颇为常见，然其所指却经历过数次衍生，人们今天所习以为常的以“内学”指代佛学，以“外学”指代儒、道等学说，其实只是它们相对固化且较稳定的意指而已。
“内学”“外学”从源头上就是伴生的，言内须有外的比照。就文献的记录来看，“内学”的原初含义指的当是西汉之经术“今学”，与之相对应的“外学”则是诸子学说。《孔丛子》载孔昱对孔季彦说：“今朝廷以下，四海之内，皆为章句内学，而君独治古义。治古义，则不能不非章句内学；非章句内学，则危身之道也。”宋咸注曰：“西汉士论，以经术为内学，以诸子杂说为外学。”
不过，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何为“章句内学”？有的学者认为“章句内学”是一体，将其解释成今文经学，而以“经术”对应于古文经学，此说似稍未达一间。“章句内学”当标点作“章句、内学”，内学可能指的是当时盛行的谶纬之学。《后汉书·方术传序》曰：“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于时矣。”李贤注：“内学谓图谶之书也。其事秘密，故称内。”郝经在论及东汉经学“传之累经”时也说，“援神引谶，以相欺吓，谓灾异谶纬为内学，义理名数为外学”（《续后汉书》卷六五），皆可为证。
在儒家的传统下，内外之学的讨论也会有所迁移，至宋元则多以“内学”指义理之学，而以“外学”指词章之学或为政事功之学。例如，宋儒习惯以“内学”指代性理之学，而元人胡炳文《明复斋记》也说，“古之儒者学焉，惟在乎复。后世记诵词章，非不学焉，而不能复。学而复，是谓内学。学而不能复，是谓外学。内学可达于外，外学无益于内。心有内外之异，而学系之”（《云峰集》卷二）。吴澄《王学心字说》则谓：“政事功业，外学也，非内学也。”（《吴文正集》卷五）后世顾炎武同李顒在书信中讨论宋儒内外学说时，认为其源出于佛家“内了心性”的观念，也就是说宋儒是从佛家因袭而来的。当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又修正了这样的看法，考出内外之学在汉儒那里已经有内部划分，释家实际是因袭儒家。
在儒家言说体系之外，道教先于佛教引入了“内学”“外学”这一组术语。《太平经》曰：“外学多，内学少。外事日兴，内事日衰。故人多病，故多浮华。”其意指虽因无其他文献佐证而稍显隐晦，但根据后文所论“守本者，治若神矣；守中者，少乱而烦矣”诸语，可以判断此处的内学当指心性之学，而外学则指名教事功之学，可能主要针对主张进取的儒学而言。宋人褚伯秀在注《庄子·田子方》“魏真为我累耳”时说：“名所以彰德，外学也；内学则以为累德，故凡学道之人为世所称者，皆未能无迹，非德之全。”（《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六三）关于“内学”“外学”之取义与《太平经》不悖。
佛教东来后，对本教的主体地位颇能守持，不但将梵文经典的传译命名曰“经”，且坚守沙门不敬王者、不拜俗事，并且在思想层级上也称佛经为“内典”，称佛学为“内学”，其余的无论儒家道家，统称为“外典”“外学”。这一趋势虽晚于《太平经》对内外之学的移用，却在六朝声势浩大，《高僧传》《出三藏记集》《弘明集》等佛教典籍中几于指不胜屈。随着佛教影响力的扩展，以内外之学区分佛学与其他学说，已然成了“内学”“外学”的首要义项，以至于顾炎武在考证“东汉儒者则以七纬为内学，六经为外学”后感叹曰：“今之所谓内学，则又不在图谶之书，而移之释氏矣。”（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这一解释权的占有，一直延续至近现代，欧阳竟无曾于南京创办内学院，且办有《内学》杂志，“内学”一词已然成为了佛学的代称。
与佛家“抢”到内外之学解释权相伴随，僧人在集部诗文别集的义例上也不甘拜于下风。自宋代以降，别集常常区分内集、外集，这当然可以认为是受了《庄子》内外杂篇的义例影响。如黄庭坚《题王子飞所编文后》云：
建中靖国元年冬，观此书于沙市舟中。鄙文不足传，世既多传者，因欲取所作诗文为《内篇》，其不合周孔者为《外篇》，然未暇也。它日合平生杂草，搜狝去半，而别为二篇，乃能终此意云。
黄庭坚翻阅王子飞为他编纂的文集后，陈述了自己理想中的文集分帙方法，即分内外篇。洪咨夔敏锐地意识到，黄庭坚实际是受《庄子》的影响，便在《豫章外集诗注序》中点出“其集尝拟《庄子》分内外篇”，所论即针对黄庭坚《题王子飞所编文后》一文而发。实际上，黄庭坚的诗文集确为“手自分内外篇”（楼钥《跋山谷西禅听琴诗》，见楼钥《攻媿集》卷七四），在宋代也是以内集、外集、别集的形式传世的，任渊、史容等人分别作注。陈振孙也持相同的看法，他在《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山谷编年诗集三十卷年谱二卷”条中特意强调，“青城史容仪甫近注《外集》。《外集》者，谓山谷曾欲以前后仿《庄子》为内外也”。
尽管黄庭坚可能有着用文集比子书而“成一家之言”的打算，但文集的部类属性天然地决定了内外之分难以体现出作者立言的思想本位。因此，宋人对内外集的处理方式大都是内集存满意的作品，而外集则存杂著、少作以及公文之类，表现出来的观念即是内重外轻。
耽于吟咏撰文的僧人也会编纂文集，但他们在佛教内典、外典思想的影响下，将文集的内集、外集功能进行了一个转换，即内集收讲经之作及语录，而外集则收诗词文赋。例如，北宋曾著《宋高僧传》的释赞宁，殁后有《内典集》一百五十二卷，《外学集》四十九卷，显然以佛学为内，以诗文为外，故而王禹偁在《左街僧录通惠大师文集序》称“释子谓佛书为内典，谓儒书为外学……览其文，知其道矣”。宋释道璨传世有《柳塘外集》四卷，四库馆臣指出其书名寓意曰：“所著别有语录，故此以外集为名。释氏以佛典为内学，以儒书为外学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五）明僧宗泐自编诗文集为《全室外集》九卷，书名寓意相同，四库馆臣也敏锐地指出：“犹宋释道璨《柳塘外集》例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〇）。
与之相对的，有些士人虽也耽于禅悦黄老，但在编集时却很慎重，他们对内外集的分类恰与僧人相反。例如，金赵秉文本喜佛老，曾自号闲闲居士，然而他晚年“畏士论，又欲得扶教传古之名”，乃“自择其文，凡主张佛老二家者，皆削去，号《滏水集》，首以《中》《和》《诚》诸说冠之，以拟退之《原道》”（刘祁《归潜志》卷九）。然后，他把为佛老二氏所作的诗文“另作一编，号《闲闲外集》”，一并传世。僧人编集之内佛外儒，赵秉文编集之内儒外佛老，其背后隐含的正是孰为内学、孰为外学的范式之争。
陈寅恪先生曾于《支愍度学说考》中揭橥，佛教东传初期为了适应本土化而产生了“格义”的现象。如慧皎所著《高僧传》卷四“晋高邑竺法雅”：“时依门徒，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所谓“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即指取佛经来拟配被佛教认为是外学的儒、道经典。净土宗大德慧远在讲经时，也曾“引《庄子》义为连类”，于是惑者晓然。
无独有偶，在明代也出现过“伊儒会通”的趋势，其中以明末学者王岱舆、刘智尤为用力（马文兵《浅论伊儒会通——以王岱舆、刘智为观察点》）。刘智曾以天方“念、拜、斋、课、朝”五功对拟五行、五伦、五德，其《五功释义》一书也是模拟《孝经》式的撰著体式。刘智为了使人较易理解天方学的体系，便引入了“内学”“外学”的术语，谓天方学“有外学，有内学。外学济已济人，内学通微达主”。并列举外学如“字学、辞学、文学、经学、史学、律例之学”等25种，又列举内学如“认已之学、认主之学、制欲之学、克复之学、清心之学”等46种（《天方至圣实录》卷十五）。观察他所列内外之学的名目，如“经学”援用儒家经学的名目，“克复之学”援用儒家“克己复礼”之典，我们可以看到其格义的倾向是很明显的。刘智并不因重内学而薄外学，而是认为“外学者之九等，其中有与圣人同品者”“内外兼全之学者化焉”（《天方至圣实录》卷十五），“内学”“外学”在《天方至圣实录》中便衍生出一层新的含义体系。
由上文内外之学含义的衍化，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即大凡义项发生改变，都是在不同学说或思想的碰撞下出现的。同样的规律也适用于晚清张之洞借用“内学”“外学”来阐释其对本土故有思想和外来思想的态度。在近代中学受到西学全面冲击的背景下，张之洞主张学习西方器物技术，但在涉及思想文化的核心精神时，他认为“溺于西法者，甚或取中西之学而糅杂之，以为中西无别。如谓《春秋》即是公法，孔教合于耶稣，是自扰也”。最后下一结论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劝学篇》卷下）这当是内外之学在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思想碰撞中产生的最后一次衍化了。然而，这一衍化的论辩在之后展开时并没有沿用“内学”“外学”之术语，而是撷取了“中学”“西学”两个词，张之洞的主张也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格言形式进入了中国思想史的序列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内学”“外学”在比较论说时具有褒贬词彩明晰的特点，因此很容易被日常言谈所移用。刘克庄曾在《跋黄牧四六》中谈到四六文在南宋文格日趋卑下，士人多用来揣摩场屋科举之文，故少有留心“朝廷大典册”之四六体式。偶尔有讲求于此者，“侪辈非笑之曰：是子工外学”。因此，刘克庄不免感慨：“均之为雕虫，乃以其施之于场屋者为内学，施之台阁者为外学，四六之衰也宜矣。”不过，这一类对内外之学的援引并不具有学理上的规律性，且在载籍波澜中只是偶尔溅起的一滴水花，本文就不再将其纳入考察的范围了。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