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廷式（1856—1904），祖籍江西萍乡，生于广东潮州，是近代著名的政治家、作家、学者。作为政治家，他是帝党中坚人物之一，主张变法改良；作为作家，他擅诗词骈文，其词名尤盛；作为学者，他学贯中西、涉猎广泛，被誉为“有清元儒”。钱仲联曾说：“晚清学者开派标宗者文芸阁（文廷式）、王半塘、朱古微，巍然鼎峙称巨匠，然以词人而为学人并身系政局之垂者则独推芸阁。”（《纯常子枝语序》）文廷式的三重身份环环相扣，是开启文氏研究的管钥所在，然追本溯源，打造此管钥的核心实为文氏的君子品格，即忠君爱国的家国情怀。

　　文廷式的君子品格源自家族传统。据文氏族谱载，江西文氏始祖名翁，为西汉景帝后期的蜀地郡守。他在任期间，勤政爱民，曾大力兴办官学，为改变当地文化落后状况作出了杰出贡献。班固《汉书》载：“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南宋末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又为江西文氏家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忠君爱国、至死不渝的崇高志节深深烙印在文氏后裔的心中。

　　明武宗年间，江西文氏的一支自吉安迁徙至萍乡，即萍乡文氏，文廷式便是其十世子孙。萍乡文氏“仕宦逾百年”，延续了忠君爱国的家族传统，代代相承。文廷式《畅志诗》曾云：“家风重名节，十世清德绍。”对文廷式影响最大的是他祖父和父亲。文廷式的祖父名晟，为官素有廉洁奉公、爱民如子之名，清咸丰年间曾以“广东第一清官”之誉任惠州知府，后在战役中以身殉节，被清廷追谥为“壮烈”，并建专祠予以祭祀。文廷式的父亲名星瑞，曾协助其祖父在地方赈灾济贫，祖父去世之后，其父请兵出征，后官至广东高廉兵备道。祖辈、父辈的言传身教，使得忠君爱国的家国情怀深入文廷式骨髓，成为其一生做人行事的准则。

　　文廷式的君子品格影响了其政治思想。成长于“清德”之家的文廷式，他的君子品格在青年时期即有所展现，当时与他有学术交游的日本人冈千仞就曾评价道：“尤用心家国之事，必为他日伟器。”（《观光纪游》）文廷式“博览强记，文采斐蔚”，曾名列“清流”，“誉噪京师”，加之他曾为瑾、珍二妃未出阁时的业师，故而颇得光绪帝及帝师翁同龢的青睐，仕途一路高升，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兼日讲起居注官，署大理寺卿，成为帝党中坚人物之一。

　　文廷式的君子品格决定了他在毕生的政治生涯中，始终以忠君爱国为思想主旨。甲午战争时期，他曾上书主战，痛斥李鸿章昏庸误国，并要求取消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庆典。战败后，他又积极与康、梁等人组织各种维新活动，并劝导光绪帝变法，终招致后党忌恨，被革职出京，永不叙用。

　　此后，文廷式虽远离庙堂，却仍心系国事，先后撰写了《罗霄山人醉语》《纯常子枝语》等著作阐明其政治思想。他深刻意识到“中国积弊极深”，“变则存，不变则亡”，故而积极倡导“君民共主之政”。他还阐述了政治改良的途径，即“先有学堂而后有人材，有人材而后有政治”。他认为，封建科举制度阻碍了社会进步，必须予以废止，并倡导建立新式学校以开民智，而教育内容不能局限于传统经史典籍，还应“取西人之学，以裨中国之不足”。

　　此外，他还十分重视对妇女儿童的教育，认为“妇学不明，则小儿之幼学已误”，因此女性也应多关注“外事”“以学问为乐”。他还精准预言了改革后效，云：“十年而大变，三十年以后，人才足用，可以不受外侮矣！”文廷式的先进政治思想几乎达到了时代背景下的最高水准，沈曾植盛赞其为“东洲先觉者”（《清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君云阁墓表》）。

　　文廷式的君子品格亦影响了其词创作。近代中国社会险象环生，词坛上“词史”说盛行。文廷式的君子品格决定了他必会自觉地“以史入词”“以词为史”，故记录家国之事、抒发感时忧世之情成为了词集《云起轩词》思想内容上的主旋律，诚如章士钊所言：“云起轩中寸寸愁，山河破碎不堪休。”（《论近代诗家绝句·文道希》）文廷式的君子品格亦决定了他的词风必会宗尚性情相类的苏辛。如《水龙吟·落花飞絮茫茫》《祝英台近·剪鲛绡》等诸多词作，皆神似苏辛之风骨而又愈发兀傲雄郁，这与其君子品格是密切相关的。诚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文廷式的君子品格还决定了他的词风必会宗尚品格际遇相类的屈原，如《屈子祠怀古》就自言：“平生读楚骚，流涕沾绢素。”故《云起轩词》中常有化用楚辞的词句，或是出现与屈原相关的楚地风物，或是亦以“香草美人”意象为喻寄托其忠君爱国之情，如《贺新郎·别拟西洲曲》等便是此类代表作。

　　此外，文廷式还有一些如《菩萨蛮·帘波轻漾屏山悄》《清平乐·春人婀娜》等模拟花间词的作品，词风清艳而又饱含深情，异于历代学习花间之作多有庸俗媚态之弊，皆因至真的家国情怀起了主导作用。故胡先骕评价道：“《云起轩词》之胜于时贤者，以其令词逼肖花间，非他人所能企及。”文廷式以其多元词风及“词史”精神在近代词坛独树一帜，曾被龙榆生推崇为“清季四大词人”之一。朱祖谋誉其“拔戟异军成特起……兀傲故难双”（《望江南·题云起轩词》）。

　　文廷式的君子品格还影响了其词学观。文廷式的词学观散见于《云起轩词序》《纯常子枝语》等著作中。他热爱家国、坚守本心的君子品格决定了词学观的核心注重立意与“写其胸臆”。文廷式的词体观与词史观皆近常州词派，认为“词者，远继风骚，近沿乐府”，并非小道，故作词应注重立意，尤其是抒发家国之情的大题材。他推崇北宋词，认为“词家至南宋而极盛，亦至南宋而渐衰”，“极盛”之因是出现了“写其胸臆”的辛词，“渐衰”之因是姜、张、梦窗等词皆为声律所“囚拘”导致“意旨枯寂”，故“沿及元明，而词遂亡”，待至清代，词体复兴，然推崇姜、张的浙西词派依旧重蹈覆辙。

　　文廷式主张作词应“写其胸臆”，如苏辛般才情豪放、感慨家国，而不必如浙西派囿于声律；读词则“心通比兴足矣”，不必如常州派过于附会，“字字主张道学”。文廷式的词学观有着超越宗派之见的独特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代文人渴望突破传统思想牢笼的时代诉求，正如杨柏岭所言：“文廷式词论与其个性、治学精神、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走向等密切相关，也是中国传统词学向现代词学发展中的重要环节。”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