鎏金嵌玉龙首银带钩，通长18.7厘米，宽4.9厘米。器身所嵌三枚玉玦直径分别为2.6厘米、3.5厘米、3.5厘米，年代为战国中期，1950年出土于河南辉县固围村5号墓，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带钩为银质琵琶形，器表鎏金嵌玉镶琉璃珠，青白玉龙首钩，背面无钩钮。钩面高浮雕双夔龙缠绕两侧，中间镶嵌3枚白玉谷纹玦，每玦中孔又各嵌入1件蜻蜓眼琉璃珠，中间玦中1珠缺失。腹末端似原亦有镶嵌物，惜已脱落不见。此带钩设计极富巧思，工艺繁复，纹饰繁缛，集鎏金、镶嵌、凿刻等多种工艺于一身，将不同质地、色泽的材料巧妙配合，包金镶玉，又嵌琉璃，五色相宜，精美富丽，可谓带钩中的极品，也是战国复合工艺制作的代表性器物。

　　带钩是古人腰部佩带的重要服饰附件，系用来联结束腰革带的实用器物，兼具装饰效果。一般由钩首、钩身、钩钮三部分组成，基本形制是下端有钩钮钉于皮带的一头，起固定作用，上端曲作钩首，用以钩挂皮带的另一头，中间部分为钩身，常有各种精美纹饰或嵌物。按其形状大致可分水禽形、琵琶形、兽面形、曲棒形、竹节形等，也有个别的异形钩。材质多见金、银、铜、铁、玉，装饰技法有错、镂、鎏、嵌、刻等。玉带钩数量虽然较少，但出现最早，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已有出土，延续时间也比较长，直至清代。金属带钩出现于春秋时期，战国大为盛行，秦至两汉使用都相当普遍，魏晋南北朝之后逐渐消失。带钩的使用地域亦非常广泛，今考古发现，北到长城附近，南至两广，巴蜀云贵，都有出土，但流行的中心范围是在黄河中游的中原、关中地区。

　　《淮南子·说林训》：“满堂之坐，视钩各异。”带钩形制多样，用材精美，工艺精良，是兼具实用性与装饰性于一体的器物，被视为古代贵族腰间的风雅，极尽奢华。其形虽小，却集多种工艺于一身，有鎏金嵌玉、镶绿松石、错金银，也有纹饰精美的玉带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战国是带钩使用的高峰期，以铜质最为常见，铁质次之。尽管当时人们对金、银性能的认识已有了进一步提高，制造工艺亦十分熟练，但由于两者为稀有贵金属，受开采、冶炼及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影响，金、银带钩的数量远比铜、铁的要少。金银相较，银器的数量又比金器要少。自然界中有天然黄金存在，人们可以通过采集获得，考古证明至迟在夏、商时期，我国先民已经完全能用黄金来制作饰品及用品。银却没有自然形成物，必须通过冶炼才能获得，故银器的出现晚于金器，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银器出现于战国时期。又因银器不如金器华美，所以实际上银带钩的数量更少。

　　这件带钩主体即为银质，据发掘者郭宝钧先生讲：“墓经盗掘之后，中心精华已无……余物偶存而已。”此带钩正是历经盗掘后为数不多的幸存之物，虽墓主身份已不可考，但从其工艺繁复及奢华程度来看，应为王者之物。特别是将金属铸造和琢玉工艺结合起来，金光外显与宝玉内敛相得益彰，不仅是战国时期带钩中的极品，也是早期鎏金工艺的杰作。它的出土证明了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能综合运用铸造、焊接、锉磨、抛光、镶嵌、胶粘等极其复杂的工艺流程，创造出精美绝伦的金银器，“确实可代表当时工艺技巧的最高峰，为此墓遗物精品之一”。

　　带钩虽小，却承载了片刻的历史风云，一枚小小的带钩曾经挽救过一位春秋霸主的性命，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改写了历史。《史记·齐太公世家》有关于“使管仲别将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带钩……桓公之中钩，佯死以误管仲”的记载。春秋时期，齐桓公在还是公子小白的时候，曾在莒国避难，其兄弟公子纠在鲁国避难。后齐国出现变故，王位空缺，贵族大臣请二人回国继位，规定先到国都者为君。管仲为了让公子纠抢先即位，在半路截击射杀小白，关键时刻正是腰间带钩替他挡住了箭，佯死骗过管仲，提前到达齐国即位，后来成为了历史上著名的春秋五霸中的第一霸。《史记·晋世家》“管仲射钩，桓公以霸”同样记载了这一历史事件。

　　《庄子·胠箧》：“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庄子将带钩与国家并提，隐喻时事，孟子有钩金舆羽论轻重的典故。古人常借带钩引申比喻，阐述世事生活，如“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殙”（《庄子·达生》）、“不爱江汉之珠，而爱巴蜀之钩”（曹丕《与王朗书》）、“孔子辞廪丘，终不盗刀钩”（《淮南子·汜论训》）等，或以小见大，或贵贱对比，赋予了带钩别样的文化内涵。

　　（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比干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