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著名作家孙犁诞辰110周年,许多报刊发表了纪念文章。这么多年来,读书界一直热衷于谈论孙犁,他的作品有一种独特的魅力,而且是常读常新。他的文字有丰富的内涵,耐人寻味,尤其是充满诗意。从某种意义上说,孙犁就是一位诗人,何况他确实写过诗歌。
早在晋察冀时期,孙犁就是从创作新诗正式开始其文学生涯的。但总的来说,孙犁是以小说名家,也以散文脍炙人口,诗歌创作在他的整个创作当中所占的比重很小,甚至为一般读者所忽略不计。不过毫无疑问,诗歌也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先后出过三本诗集,虽然都是薄薄的小册子,却有他的特色。
第一本诗集是《白洋淀之曲》,先于1964年4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第一次出版,后于1983年8月由新蕾出版社再版。新蕾出版社是一个儿童读物出版社,由此可见,诗集所收诗作七首都可算作儿童诗,或带有儿童诗特点:《儿童团长》《梨花湾的故事》《白洋淀之曲》《春耕曲》《大小麦粒》《山海关红绫歌》《小站国旗歌》。前五首写冀中平原人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斗生活,与作者同一时期所写的诸多小说、散文的题材及主题都是一致的,尤其是用作书名的《白洋淀之曲》,与他后来写白洋淀一带人民抗击日寇的小说、散文简直是异曲同工,也可以说是先声。
《白洋淀之曲》的“后记”(这个“后记”未收入新蕾出版社的版本,保存在《孙犁全集》第二卷里)表达了作者对诗歌的一些认识,也介绍了他在抗战期间开始诗歌创作的“缘起”及过程。他说:“我以为诗应该有一种力量:号召的力量,感动的力量,启发的力量,或是陶冶的力量。没有一种力量,能叫作诗吗?”我认为,孙犁的诗作里面的确蕴含这四种力量,这些诗歌题材都是从火热的战斗生活中采撷和提炼而来,是有感而发,言之有物的,非“长歌”不足以抒发出来。
至于诗之得来,作者说得很明白:“我在抗日战争时期,写诗的兴趣比较大。那时行军走在路上,时常涌现一些诗句,在那些年月,诗的句子经常反映到头脑里来,一点也不奇怪。休息了,掏出小本子,放在膝盖上,诗的句子短,抄写方便,很快就记下来了。风里雨里能写,黎明黄昏也能写,那些年容易产生诗人。”孙犁的这段话,也印证了“文章合为时而著”的古训,让人联想到百年新诗史上几次发展高峰都与时代相呼应这一史实。
这本诗集的出版,大约得益于孙犁当年的助手、时任《新港》杂志编辑冉淮舟的提议。冉淮舟发表于《新文学史料》(2014年第2期)的回忆文章《孙犁书事1962》说道:“我知道孙犁是写过一些诗的,1962年7月,我在《冀中导报》上看到他的《翻身十二唱》,便想到协助他编一本诗集。不久,我从晋察冀通讯社编印的《文学通讯》上,看到了孙犁1939年12月20日写于阜平东湾的叙事诗《白洋淀之曲》,立即给他写信说:‘看了《白洋淀之曲》,对于编辑诗集,我是充满信心的。’孙犁在回信中说:‘如果我们真的能编一个诗集,使我也都有诗问世,真是不错。我们是要编一个诗集的。’”“孙犁在看过《白洋淀之曲》抄稿后,又给我写信说:‘《白洋淀之曲》似尚可用,第三部颇为激动,这种调子,在我以后的作品中少见。编辑诗拟用为首篇。’于是我整理好稿本,孙犁订正后,1963年8月10日写了后记,定书名为《白洋淀之曲》。”
1963年7月23日,孙犁致冉淮舟的书信,还有这样一段话:“今天我已将诗集编好交百花。‘十二唱’及鼓词编进——又抽出来。只留七首,以后编书要‘纯’,近来我有姑息旧作之表现,非古人‘责己以严’之道也。”
孙犁的第二本诗集《孙犁诗选》由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于1983年12月出版。既是少儿出版社出的书,自然也可供少年儿童阅读,所以这本书收入了《白洋淀之曲》的全部诗作,另加《翻身十二唱》和1977年以后所写的《寄抗日时期一战友》《悼念小川》《海鸥》《燕雀篇》《猴戏》《蝗虫篇》《吊彭加木》《柳絮篇》《一朵小花》,最后还收了一篇四言的古体《生平自述》。《海鸥》《燕雀篇》《猴戏》《蝗虫篇》《吊彭加木》等篇多为感时纪事、怀人伤世之作。从现存的芸斋书简看,这本诗集也是经与冉淮舟商量出版的。1982年7月2日,孙犁致信冉淮舟云:“……二、近日考虑,诗集还是不编入旧体诗及鼓词。三、雪杉说,诗集可由百花出。我想,河南酝酿在前,如果决定出,还是先叫人家出。”这正是这本书花落河南少儿社的由来。
1991年1月,孙犁出版了第三本诗集《孙犁新诗选》,收入诗篇十七首,其中前七首已见于《孙犁诗选》,其余十首都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作,即《窗口》《印象》《灵魂的拯救》《希望》《眼睛》《老树》《作家之死》《童年》《天使》《海边》,也是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是一本薄薄的诗集,不到一百页,书名大约有两种含义:一是“新诗”区别于旧体诗,二是“近作”的意思。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作者的感情与早年相比已有大变异,他对许多美好背后的丑恶有了深刻的透视与无奈的喟叹,这一切都使他的诗作较之青年时期的歌唱不知深沉几许,读来也令人感慨不已。
在《孙犁新诗选》出版之前,孙犁于1991年6月27日晚致信诗人吕剑,说到出版诗集的事。他说:“我不会写诗,但有时总有些‘诗意’,认为必须以诗的形式出之才好。这样就写了一些近于散文的诗。这一本诗集是别人经手,所以后来写的几首诗,没有编进去。包括《诗刊》上发表的《窗口》(就是你说的那首),《希望》。还有发表在《羊城晚报》上的《印象》《灵魂的拯救》。我出一本诗集,也不容易,如果出版社和我取得联系,我就请他们把以上几首编进去了。很是遗憾。”并告知:“七月份《诗刊》上可能发一首《眼睛》,请你届时看看赐教。”
以上就是孙犁三本诗集的大致情况。孙犁一生所作诗歌当然不止这些,他还作有二十首左右的“旧体”以及诗体性质的“鼓词”;另外《孙犁全集》第十卷,还收有作者发表于1934年4月26日天津《大公报》上的《我决定了》,这大约是作者现存最早的诗作。该诗用数字标为八小节,每节行数不一,表达的是年轻的作者认识世界的欲望:“在这里,/我多知道了些,/比在家里。/我决定了,/就这样流浪下去。”此外还有《冀中抗战学院校歌》,均未收入他出版的单行本诗集。
当年,我正是从《诗刊》上的那首《眼睛》注意到孙犁的新诗的。这首诗开头一段说:“婴儿的眼睛是清澈的/青年人的眼睛是热烈的/中年人的眼睛是惶惑的/老年人的眼睛是呆滞的”,似乎是“每况愈下”,但在分析了之所以有此四种神情的缘由之后,接下来作者道:“这是人生的过程/但不是世界的过程/世界的过程/仍像在婴儿眼里一样/在客观的运动”,我觉得这一段最是悟道之言,最让人感喟与深思。
有意思的是,就在这一期《诗刊》上,还刊有一首诗人公木因“读孙犁兄《眼睛》,心血来潮,率然命笔”写成的《眼睛》。公木似乎与孙犁有不同的看法:“婴儿的眼睛是清澈的/青年人的眼睛是热烈的/中年人的眼睛是严峻的/老年人的眼睛是睿智的。”他告诉我们:“清澈不是从无欲中来/热烈严峻睿智都基于实践/人的过程尽管只是一瞬间/但它必然和世界的过程同步……假如世界只在婴儿的眼睛中/做着纯客观自在的运动/可能人类还与古猿蜥蜴同居/攀援跳跃在原始森林里。”当年,孙犁一定读到了这首“和诗”,不知他作何感想,对此似乎没有文字资料记载。至于观点上的谁“是”谁“非”,读者自可见仁见智。
值得一提的是,孙犁的诗虽然铅华洗尽,老干虬枝,但形式上却是新的,这表现在从1980年的《燕雀篇》开始,他就不用一个标点符号,诗篇看上去更加干净纯粹。这在新时期中国诗坛即便不是最早的,也是得风气之先,颇为新潮的。惜乎,对于读者尤其是诗歌爱好者来说,他的诗歌还是写得太少了。
(作者系新华出版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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