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路过多伦道，看着西北一侧街边的高层社区，脑海里会浮现出另一幅画面：过了福方里，前行十余步，便是我家所在的二层砖楼，再行百余步，便是姥爷家所在的大杂院，院门依旧常开，邻居、小贩、陌生人进进出出，人声此起彼伏嘈嘈杂杂。一种异样的熟悉感涌上来，那已经是四十年前的样子了。
从记事起，我家和姥爷家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碗汤的距离”。
这碗汤，并不是一个比喻。无论是在多伦道还是后来搬去的鞍山西道，我拎起盛着热鸡汤的饭盒，从家里出发，五六分钟准到姥爷家。数九寒天里，我踏进姥爷家门，汤也是冒着热气，打开就能喝的。
想起姥爷家，总忘不掉的，是那一锅香得诱人的鸡汤。
别看姥爷一米八几的高个子，但身子骨却并不甚硬朗。我妈一有时间就搜集各种营养信息，认定食补胜于药补，于是，花大力气寻找各种有益的食材给老父亲。20世纪80年代初，物质尚不丰富，鲍参翅肚于平民百姓是见不到的，努力能搞到的营养生鲜便只有老母鸡。
隔上两三个星期，我妈就炖上一锅鸡汤，算好姥爷吃饭的时间点，装盒裹好，差我送去。
那大杂院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经历了风云变幻，看惯了悲欢离合，早已露出荒芜破败之相。大杂院里的姥爷家与我家是截然不同的。高高的屋顶保留着西洋风格的装饰，兼作客厅、餐厅、卧室的大房间，只有两扇窗，采光并不好，屋子深处总有点儿暮色沉沉。在那个大房间里，时间仿佛调成了慢速播放的模式，任窗外如何喧嚣，这一屋子的空气是静谧的。平时叽叽喳喳蹦蹦跳跳的我也不由得凝神静气，安静下来。走路的时候，轻抬脚、缓落下，踩在老旧的地板上，也不会弄出声响来。
走进小小门厅，并不敢大声喊姥爷打招呼，而是在门口探头看看他在做什么，如果在读书、写字，我就默立一会儿，等他停笔回神时轻唤一声：“姥爷，我来啦！”
妈妈总是提醒我，不可以打断姥爷的工作。久而久之，阅读与写作，成了我心中最神圣的事情，不随意打扰别人成了我坚守最严格的规矩。
每次去，不用提前打招呼，姥爷都在，他好像是不出门的。与院里一些老爷爷不同，一年四季，一个人住的姥爷，穿着总是干净整齐（虽然都是旧衣服），即使随时有客人推门而入，也不会失礼。他从来不会像别人的姥爷那样追着我问长问短，只简单问问“爸妈在干什么呢”“奶奶都好吗”，就让我“去玩吧”。我总觉得，他“不太热情”，是沉默的姥爷。
回到家，锅里剩下的肉和汤，端上了我家的餐桌，我和弟弟大快朵颐。美中不足的是，我家的鸡永远是没有腿和翅膀的。我总惦记着鸡腿的腴美味浓，暗暗打起了小算盘。那鸡汤里的两只鸡腿，姥爷一顿肯定吃不完，留到第二天，保姆玉珍姨应该会加工一下继续吃。
转天，我守着饭点快到了，找个借口，溜去姥爷家。
果不其然，一进屋就闻到了香气。靠近厨房的屋角，玉珍姨守着蜂窝煤炉子上的锅在煮汤，里面翻滚起伏着冻豆腐、大白菜叶、细粉丝，咕嘟嘟，咕嘟嘟，“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鸡汤混合豆腐白菜的味道从那里飘满了整个房间。
姥爷见我来了，笑了，问道：
“璇璇吃饭了吗？”
“没有呢。”
“那留下吃吧。”
饭菜上桌，姥爷把鸡腿夹到我碗里，我略作推辞，便大嚼起来。姥爷自己也吃起来，吃得很慢，时不时看着我吃，温润的眼睛里满是笑意，仿佛我狼吞虎咽的样子感染了他，让他也打开了胃口。
如此这般，一而再，再而三，我用“聪明才智”给自己的童年加了不知多少个鸡腿。
白驹过隙，这碗家常鸡汤烩菜的味道，与幽暗的房间、姥爷的微笑，一直是我的记忆里最温暖的部分。
谁能想到，将近40年后，我才发现了鸡汤的秘密。
去年，姥爷逝世20周年那天，在《上海文学》的公众号上，我读到了百花文艺出版社原副总编辑谢大光老师的文章——《耕堂聊天记往》。其中，有这样一段：“一九八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农历腊月二十九），去孙犁家拜早年。孙犁兴致很好，说得也多：今年春节我又忙了。帮忙的（玉珍）回乡下老家。我一人，要管两个炉子。每天六点起床生炉子，白天时时要注意，搞不好要灭掉。这样活动多了，反而胃口好了，能多吃些饭。中午孩子过来帮忙做点饭。我平常喝粥喝惯了，孩子来了，又赶上过年，当然要弄点肉。今天倒觉得肚子有点不太好。外孙女天天中午来，她爱吃鸡，我平常也不弄鸡，她来了，就弄鸡炖白菜。昨天我把鸡热上，盛好，中午她去奶奶家了，我只好自己吃掉。谁知一不小心，让一小块鸡骨头，把个牙硌掉了。牙已经糟朽了，就这么个小骨头。人老了，真不知会遇到什么事。”
我读了又读，读得五味杂陈、眼眶发热。沉默的姥爷呀，从没告诉我他知道我爱吃鸡腿，从没告诉我鸡汤炖菜是他特意准备的。最让我不能释怀的是，连牙被硌掉了，他也没和我说过。
那碗鸡汤炖菜背后，我以为是我的小聪明，如今才了解是姥爷的大智慧。他的默不作声，给了小小稚童足够的尊重，让我心安理得地接受着美食的馈赠。
再次路过多伦道，眼里莫名蒙上一层水汽，水汽后面，那高高瘦瘦、不太热情的老人带着笑意望向我。
我在心里告诉他，您没说的，我懂了。
（作者系天津海河传媒中心《今晚报》副刊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