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一种对人的世界的心灵观照，因其更注重心灵体验而体现出独特的诗性之美。然而，近年来文学批评的技术化与匠气化色彩愈来愈浓，文学研究的知识考古学、社会学色彩蔚然成风，而文学之所以成其为文学的诗性光晕却日渐淡漠。将文学视为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档案资料，做考据式研究和逻辑性推理，似乎成为一种研究风尚，使文学在史料事件中失去了灵性和诗意。文学批评家更像是社会学家、哲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抑或是伦理学家，而唯独失去了文学家独特的审美判断与诗性创造。

 

　　不可否认，文学自诞生以来就包蕴着认识价值、思想价值、伦理道德价值等。但是，如果抛却审美价值而只注重文学反映的思想是否深刻、文学再现的历史是否真实，那么文学便有如博物馆里的一枚标本，徒有文学的样貌而失却了其灵魂和灵性。

 

　　翻开中国文学发展史，不仅有《诗经》《庄子》《离骚》《琵琶行》《西厢记》《红楼梦》等充满心灵观照的诗意与浪漫，刘勰的《文心雕龙》、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金圣叹评“六才子书”、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等著述也在独到的见解中洋溢着诗性的光辉。纵观中国文学批评史，刘勰的“隐秀说”、钟嵘的“滋味说”、司空图的“韵味说”、王昌龄的“诗境论”等，无不在兼具独特的文风格调与理性思辨的同时，洋溢着诗性的光辉与独特的审美趣味。

 

　　从文学的含义角度出发，文学的“文”本意为斑纹或图式，本身就指涉了文学的审美内涵。魏晋南北朝时期，宋文帝建立“四学”，将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分开，文学的审美含义得以从广泛的文化含义中分离出来。曹丕《典论·论文》首次提出“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不仅将文学语言的形式美提到首位，而且十分看重作家的创作个性，加之这一时期陆机的“诗缘情”、钟嵘的“滋味说”、刘勰的“情者文之经”等理论观念的自觉，以及萧统、萧绎、沈约等在音律方面的努力，谢灵运、谢朓、陶渊明等在山水田园诗题材方面的开拓，至此文学的审美属性得到了普遍性的认可，成为区分于哲学、政治、历史、道德、伦理等一般文化形态的特殊审美意识形态。

 

　　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从一开始就“携带”着浓郁的诗性传统。从庄子的“言意之辨”到《礼记·乐记》“物感说”的提出，从钟嵘的“滋味”到严羽的“妙悟”，从李贽的“童心”到袁枚的“性灵”、王士祯的“神韵”，从王昌龄的“诗境”到王国维的“意境”，中国古代文论随处闪现诗性的色彩。批评文体既洋溢着浓郁的诗性光辉，也不乏理论的思辨光芒，真正实现了诗与思的融合。如钟嵘评范云、丘迟之诗便是生动的例证：“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故当浅于江淹，而秀于任昉。”（《诗品》）

 

　　可以说，《文赋》《文心雕龙》《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等传统文学批评著述本身就是富于美感与诗意的文学佳作，而诗话、词话、曲话、小说评点文章，也时刻充盈着批评家因情感的投注而闪耀的诗意光芒。古代文艺理论家的诗性批评善用敏锐的艺术感悟力、细腻的文学表现力，呈现出富于个性化、诗意化的批评格调，并以此来达到与读者心灵世界的共融与沟通。而这也恰恰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诗意传统与“文学化”特征的集中体现。

 

　　维柯在《新科学》中对“诗性”或者“诗性智慧”的论述，为审美思维的起源与特性进行了早期的探索和勾勒。这种“以己度物”的诗性思维方式，集中表现了文学思维的情感性、创造性和具体性。正如波德莱尔在《一八四五年的沙龙》中所呼吁的那样：“我衷心相信，最好的批评既能解人颐，又饶有诗意，而不是冷冰冰的数字式的批评，假解释一切之名，取消了爱，取消了憎，把所有性情的流露都剥夺得点滴不留。”

 

　　然而，遗憾的是，当代文学批评实践中传统文学批评的诗性精神日渐缺席。有些文学奖项的桂冠被授予那些思想性、历史性、社会性极高的作品，文学性、艺术性、审美性的要求越来越居于次位，深刻与否成为我们判断一部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的最高标准，而非可读性、意境美等文学性指标。文学批评在西方现代学术思潮与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下，重视事实演绎、强调理性分析与逻辑论证。有些文学批评家追求学术用语的准确性和客观化，讲究思维逻辑的分析性和科学性，导致文学批评在感性与理想、形象与抽象、艺术与科学、严谨与诗性之间陷入了二元对立的两难境地。现在，我们很难看见焕发着个性色彩与独立思想、闪现主体灵感与诗意蕴藉的批评文字，文学批评在统一模式、统一术语的规约下变得千文一体，没有了传统批评文本的美感与韵致。

 

　　文学批评的目的是对作品进行多角度的解读、分析、鉴别、阐释和判断，给读者以合理的引导。好的文学批评首先应该具备打通读者情感进而实现其价值功能。文学批评发挥“审判官”作用的前提，必须是建立在与作品、作品中的人物、世界的交流与共情的基础上。因此，我们倡导的文学批评是以“美学的历史的”尺度对文学乃至对社会人生的“诗意的裁判”，是批评家“情动而辞发”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对文本做细致的技术观照和社会历史知识的考古，不是从一个抽象概念到另一个理论术语的阐释，从而导致文学批评不能在更大的范围内与读者进行有效对话和沟通。我们希望看到的文学批评，是能够唤起读者对文本的审美感受，是文学批评背后那个有鲜活的思想、丰富的情感与独特魅力的灵魂。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强调的：“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要“形成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文学是人类永恒的精神家园与心灵港湾，当代文学批评应该挣脱实用主义的枷锁，跳出实证主义的怪圈，摆脱历史实证主义、经济分析、精神分析等理论的干扰，把文学还给文学本身，在对话与沟通中抵达文学与生命浑然一体的诗的境界。诚如赖力行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中说的那样，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精神，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文学批评不单单是技巧的展现和解释，还应让读者看到作者的性情和作品中丰富多彩的人生。波德莱尔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最好的文学批评是那种既有趣又有诗意的批评，而不是那种冷冰冰的、代数式的批评，以解释一切为名，既没有恨，也没有爱”。

 

　　我们呼唤诗性的文学批评，并不是否认文学批评的理性分析与哲理思辨，而是在兼具这些品质的同时，呼唤文学批评首先应该同样具备“文学”的品质，振动“诗性”的翅膀。我们呼唤诗性的文学批评，呼唤的是一种建立在“诗性”光辉之上的更有情感、更有思想、更有力量的文学批评。

 

　　当前，我们依然要保持对“诗性”的坚守，还文学以诗性之灵魂，激活文学创作主体的情感个性，坚持批评的真实性与批判性，恢复批评的格调与锋芒，用“心”去体味文学世界里的自然、社会与生命，用心去传达我们所领略到的艺术世界里的美感经验、情感起伏以及抒情意趣。最终，让文学恢复其自身应有的文学价值与美学意义。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