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医院吏目沈君传》载于明顾苓的《塔影园集》。塔影园在苏州虎丘，初为文征明之孙文肇祉营构的别墅。文、顾二家有旧，顾苓外祖即为文征明孙婿、文震孟姐夫。明亡后，顾苓从松陵赵氏手中得到此园，苦心经营，成为一时文人雅集之所。应当说，虽同为大明遗民，顾苓既不同于锐志经济之学的顾炎武，也有别于献身光复大业的陈子龙，其行事更多带有晚明江南文士风雅蕴藉的格调，虽然内心不无沉痛悲怆，但是寄意所在，仍在诗文书画等文艺领域——顾苓本以篆刻大师知名于当世。《塔影园集》作为他的一部诗文集，也浸染着这种气质。其中最知名的当属《东涧遗老钱公别传》与《河东君传》两文，也成为研究钱柳故实者经常取资的文献。

 

　　与之相较，《太医院吏目沈君传》无论就内容还是篇幅而言，都是一篇小文。太医院，本非朝中重要机构；吏目，则又是此机构中的低阶人员；至于其传主沈颋，亦非当时很知名的医家。《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之“医术名流列传”载有此人，从《苏州府志》与《吴县志》中辑录了简单的两条，说他“得东垣派，为吴名医”，“品行高雅，士论重之”。沈颋《病机汇论》十八卷传于世，以汇录前人医说为主，现代有点校本。因明代江南医家极多，有新意发明者亦不少，沈颋并不算其中很突出的。

 

　　顾苓此传篇幅也不长，开篇说沈颋自幼喜医，术业高明，并特为叙述明末战乱之时的情状：“居数年，而天下方乱，兵驻苏州，无贵贱主客文武，悉就君及钱塘刘默生所，治病各有騐，精良，两人齐名。”刘默生即《证治百问》的作者刘默，由钱塘迁居苏州。据传文所载，刘默暴病身亡后，沈颋遂独自为苏州人诊病，并著书立说。庚戌年（康熙九年，1670年）十一月，沈颋“受戒于灵岩储和尚，作出世因，明年正月遂卒，年六十有九”。“灵岩储和尚”当为苏州灵岩山寺住持弘储法师，他交游广泛，弟子多东林一系之江南名士。沈颋从其受戒，也反映出内在的心志，虽谓之“出世因”，实应不无“入世”之缘。

 

　　随后，顾苓之笔从行医上转开：“君写字赋诗，画山水小景，皆有法，以治病掩其它长。”沈颋擅长诗书画，正是晚明文人词客的常格，表明他不仅仅是医家，更为雅士。顾苓进一步溯及沈氏之家世：“君始祖孟新，其弟孟渊，生当国家隆盛之时，为吴中风雅之祖。”沈颋的始祖名沈泓（字孟新），其弟沈澄（字孟渊）为明初山水画家。更有名的是沈澄的后代：“孟渊子贞吉、恒吉，恒吉子周，世所称石田先生，代有清操隐德。”贞吉、恒吉为沈澄两个儿子沈贞与沈恒的字，他们也是有名的山水画家，徐沁《明画录》谓之：“两沈并列神品，寿俱大耄。”而沈恒之子乃是赫赫有名的沈周，吴门画派开宗者，明四家之一。沈澄这一支，可谓画家辈出，寓情山水，遁居不仕，即顾苓所言之“代有清操隐德”。

 

　　相较而言，沈泓这一支则更偏于仕进：“孟新之孙铠，中成化壬辰进士，官礼部主事，主事曾孙柱臣，以明经司训滁州，实生公。”主事与教谕都不是什么高级官员，但总算是跻身宦途。不过，“二百年来，幽闺妇女，草野小人皆知石田先生，而学士大夫不能举礼部主事名”。此固然因为主事并非大官，但顾苓更重要的用意在于强调隐逸处士是能够在世间获得更多认可的。而沈颋亦好诗文书画，虽挂了个吏目之名，但并未实际赴任，所以也是不乐进取之士，不大像祖上沈泓一支，倒有沈澄一支的风格，所谓“名士风流，在此不在彼也”。

 

　　可以说，顾苓在沈颋乃至整个沈氏家族那里，获得了一种精神共鸣，因为他自己不但是流连诗画的风雅之士，也是一个毅然抛弃了功名的人。这篇传记一个真正有意味的地方——虽然未必是顾苓本意——在于医家与画家的并列。明代以来，江南文风颇盛，文雅之士济济，但进身仕途的机会毕竟相对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书画和行医就成为文士可能跻身其中的两个领域。一来这两个领域都需要相当的文化素养，二来也都可以体现出一定的精神性内涵。

 

　　就绘画尤其是山水画而言，文人式的情怀、意境、趣味可以充分地投注其中。至于医学，则可与天道相连，更不用说悬壶济世自古就是一种富于道德感的职业。虽然就社会整体层面而言，相较于为官，绘事与医事终究还是在地位上低了一层，但毕竟不失为文士可以从事的领域，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满足其文化尊严与自我认同。

 

　　不过，若从绘画与医学自身的角度来看这个现象，则又多了一个复杂的面向。盖因文人不论对其如何“雅化”，都得面对这个现实：这些领域原本对于技艺有很高要求，需要从业者像匠人一般长期磨砺自己的手艺，而这又是与传统文人清雅高蹈之作风有所抵牾的。现代有研究者批评文人画家的“业余”，认为他们在笔墨基础有欠的情况下率意而作，从而损害甚至遗失了真正的绘画传统。

 

　　至于医学，徐灵胎早就批评“文人墨客及富贵之人，文理本优，偶尔检点医书，自以为已有心得”，旁人见这些人有学问，十分信从，专业医家因学问不够，也辩不过他们。这些文人“遂肆然为人治病，愈则为功，死则无罪”，“更著书立说，贻害后世”，真可谓“涉猎医书而误人”（《医学源流论》）。

 

　　毋庸置疑，文人的关注与参与极大提升了绘画与医学的文化地位，丰富了其文化表达。不过，绘画与医学的技艺性根基同时也可能受到了挑战。在这一进程中，文雅与技艺究竟是兼顾彼此还是顾此失彼，确实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指向这些专门领域本身，同时还关涉传统文化中的“物之序”，此乃更高层面的“在此不在彼也”。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中西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