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暑假，我和两个研一的同学利用假期考察丝绸之路。我们从北京出发，经西安、天水、兰州、永靖、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一路上走走停停，于7月下旬到了莫高窟。当时，敦煌的行政建制是县，还没有机场和火车站。我们在柳园站下火车，转乘公交车至敦煌。县城内基本都是土坯盖的平房，只有县委招待所是三层楼房，显得“鹤立鸡群”，是城内最好的建筑，当然也是最好的宾馆了。在去莫高窟之前，我们在敦煌的县委招待所住了一夜。
一
当时，敦煌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多住在莫高窟前的职工宿舍内，我们一行三人拿着宁可师写给贺世哲和施萍婷两位老师的信到宿舍去拜访他们。两位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令我感到震惊的是，他们宿舍的写字台是用土坯搭的。在和他们聊天中得知，这里冬天三个月都吃不到青菜，而且冬季经常是风沙漫天。我是在北京的乡下长大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虽然我们睡的是土坯搭的炕，家中用的桌椅也比较简陋，有时甚至“缺胳膊少腿”，但至少都是木制的。至于冬天的蔬菜，到了1984年的时候，大白菜总还是有的。所以，当我看到两位老师简陋的生活条件，听他们讲述恶劣的自然条件，心灵确实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但两位老师并不以为苦，而是泰然自若。他们以轻松、平淡的语调向我们讲述以上情况，没有一丝抱怨，使我对他们产生了由衷的敬意。
因为莫高窟的招待所房间不多，一般也不对外开放，而我们希望能住在山上参观，以免天天往返县城耽误时间。施老师就领我们到招待所，帮我们接洽并办好了入住手续，然后带我们到接待部，特意叮嘱他们：这三个研究生是专业考察，不是普通的参观。施老师不但给我们争取到了按专业考察的待遇参观，还给我们争取到了好几个普通参观难得一见的特级洞窟，并嘱咐接待部给我们配一个好一点的讲解员。
当时，宁强兄刚从川大历史系毕业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不久，所里安排他在接待部工作半年，以便熟悉洞窟。接待部就安排有历史专业背景的宁强给我们讲解。其实，我们当时对莫高窟所知不多，说是考察，其实和普通参观者差别不大，听到的基本都是新知识。不过因为宁强本科和我一样是79级的，而且都是历史专业，所以一见面就感觉比较亲近。他在讲解中也有意强调“雨中耕作图”“胡商遇盗图”等和历史有关的图像，以便让我们了解敦煌石窟对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在莫高窟参观期间，我们还遇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2003年并入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孙国璋老师，她是北大考古专业毕业，曾在莫高窟工作过十年，对洞窟十分熟悉。后来，我们就和孙老师一起参观洞窟，宁强主讲，孙老师补充。因为孙老师是敦煌研究院的老人儿，院长批了不少特级洞，我们也都跟着看了。第一次参观莫高窟，就由专业人士讲解，还看了不少特级洞窟，这些都是拜施老师所赐。
二
1999年9月至2000年9月，我在伦敦英国国家图书馆查阅敦煌遗书，工作地点是该馆的东方与印度阅览室。这个阅览室很大，有几排宽大的阅览台和舒适的座椅，每个读者的位置都有电源插头和阅读灯。此外，阅览室里面靠墙的一侧有一排装有透明玻璃的小研究室，每个研究室的面积大约有四至五平方米，里面有两把椅子和一个比较大的桌子。使用者可以把阅览室内开架的书、借的书和自己的书、资料放在里面，不在的时候可以让工作人员把门锁上，不必像在阅览台看书那样每次都要履行借还书手续。因为英国国家图书馆给了我一个Researcher的头衔，所以也给了我一个研究室，编号是36。这个小单间给我的工作带来很多方便，我基本是每天早上一开馆就到阅览室，直到晚上闭馆才离开。
大约是2000年初的一天，我正在研究室工作，英国国家图书馆中文组组长吴芳思和职员秦思源带着樊锦诗院长和施萍婷老师来到了阅览室。他们一行五人，有甘肃省副省长陈绮玲、省文物局局长马文治、副省长秘书张中旭和樊锦诗、施萍婷两位老师。他们是为了考察散失的敦煌文献和敦煌绢画等文物而来伦敦的。英图中文组还给樊院长安排了一次公开讲座，由吴芳思主持。中文组对樊院长和施老师一行的到来十分重视，专门安排小时候在北京长大、能说一口流利汉语的秦思源陪他们游览伦敦。
我当时已在伦敦待了半年多，也经常陪同国内来的学者游览伦敦，所以对伦敦的主要景点都已很熟。外国人到伦敦旅游，博物馆当然是必须看的，除了著名的大英博物馆和国家美术馆，还有很多专业博物馆。博物馆之外，伦敦中心区的地标性景点还有特拉法加广场、白金汉宫、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官邸）、威斯敏斯特教堂、大笨钟、国会会议厅、泰晤士河、海德公园、牛津街和中国城等。
但当我们问起施老师一行都看了哪些景点时，发现除了大英博物馆和国家美术馆外，其他具有地标性的景点多数他们都没去过。他们还告诉我，秦思源虽然汉语流利，但不认识路，总是找错地方。这让我想起了刚来伦敦的时候，中文组的另一位职员葛翰到希思罗机场接我，也同样走错了路。本来从希思罗机场到我住的地方，乘坐始发自机场的地铁就可以直达，虽然中间站很多，但不用换乘。可葛翰带我拖着巨大的行李箱，中间不但换乘了地铁，而且后来又换乘了出租车。我至今也不明白葛翰怎么会把一条直线走成了曲折的路线。和葛翰相比，秦思源常走错路就不算什么了，看来伦敦人在自己居住的城市迷路，也不算稀奇的事情。
为了不让施老师一行留下遗憾，我提出第二天陪他们参观一天，带他们到尚未去过的主要地标性景点都看看。因为他们就住在英国国家图书馆旁边的旅馆，我就和他们约好第二天早上八点在旅馆大堂见面。
当天晚上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晚上八点多，樊院长和施老师给我打电话，可能是想再确认一下第二天的安排。因我白天要尽量利用图书馆的开馆时间，所以一般早上图书馆一开馆就到了，一直到晚上闭馆才出来。这样锻炼身体就只能安排在晚上了。当时，我是每天晚上要走路锻炼一个多小时。刚好在我出去锻炼的时候，施老师她们打来了电话。我房间里的电话是录音电话，如果响三声以上没人接听，会有英语提示主人不在，听到“嘟”声后可以留言。我锻炼回来，发现电话录音的红灯在闪动，打开录音，就听到了樊院长和施老师的对话。“他怎么不接电话呢？他不会明天不管我们吧……”估计两位老师还不了解录音电话的功能，她们两位的聊天都被录音电话记录了下来。我马上回拨电话，但没人接听。估计她们已经睡了，或者因为在国外不敢贸然接听电话。那时还没有手机、微信等联络方式，电话座机联系不上，也只有第二天早上见面再说了。我想，第二天早上只要她们能准时见到我，误解也就自然冰释了。
三
第二天早上，我吃过早餐后，在八点之前赶到旅馆大堂。八点钟，施老师一行也下楼来到了大堂，我和两位老师解释了昨天晚上因为出去锻炼没接到她们的电话，并告诉她们主要景点都在伦敦中心区（一区）。
伦敦的分区和北京的环线类似，一区是中心区，二区相当于二环到三环间，三区相当于三环到四环间，四区就是四环以外了。根据我们多次游览的经验，参观一区的景点靠走路一天都能看完。没想到，他们要乘坐出租车游览。伦敦出租车的价格非常贵，乘坐一次中等距离的路程至少要30英镑，大约相当于我当时半个月的伙食费。所以，我在伦敦的一年里只乘坐过一次出租车，还是因为有特别紧急的事情。对我们这些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来说，乘坐地铁其实也很贵。当时，我们在伦敦一区活动基本就是靠走路，到二区、三区、四区等比较远的地方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陪同施老师一行游伦敦是我在英国第二次乘坐出租车。
我们首先去了特拉法加广场，那里鸽子成群，游人如果在地上撒一些小米之类的食物，鸽群会立即飞到人的头上、肩上，凡是到广场观光的人都要在鸽群中留影纪念，享受鸽群带来的美妙感觉。所以，这里又被称作鸽子广场。
第二个景点是白金汉宫，这是英国国王在伦敦的主要寝宫及办公地点。白金汉宫一般不对外开放，多数情况下，游客只能在宫殿的围栏外拍照留念。每天上午，身着古典盛装的皇家卫队举行换岗仪式，这是最能体现英国文化的，但除非特意安排好时间，一天要看几个景点的游客很难遇到。我去过多次，也只碰到一次。
第三个景点是威斯敏斯特教堂。这个教堂不是伦敦最大的教堂，但因为是历代国王加冕和王室成员举行婚礼之地，所以被看作英国的圣地和地位最高的教堂。
第四个景点是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官邸，这里也不对外开放，只能在大铁门外往里观望，可以和卫兵合影留念，卫兵会友好地配合。因为唐宁街车辆川流不息，人行道也不宽，再加上游人如织，所以这里不能久留，基本是照过相就得赶紧离开，把位置让给其他游客。
顺着唐宁街10号前行，到十字路口就可以看到伦敦的另一个地标——大笨钟。大笨钟是威斯敏斯特钟塔的昵称，是伦敦市的标志和英国的象征。钟塔上的大笨钟巨大而华丽，重13.5吨，四个钟面的面积有两平方米左右，是伦敦著名的古钟。到大笨钟下再往前走，就是英国的母亲河——泰晤士河了。站在威斯敏斯特桥上，可以欣赏泰晤士河的滚滚波涛和往来的船只。从威斯敏斯特桥折返，不远就是英国国会会议厅。英国国会会议厅可以进去参观，如果遇到国会辩论，也可以旁听。我此前去过几次，都是空荡荡的会议厅。但这次却遇到了国会正在开会辩论，我们一行就坐在旁听席观看辩论。
从国会会议厅出来，我们一行又打车到了海德公园。海德公园是伦敦最著名的公园，面积非常大，转一圈至少得半天时间。伦敦的公园以草地为主，有少量的树木，不像中国的公园，建有很多景观。伦敦多雨，草地也不用浇水，自己就长得很茂盛。其实，多数中国人到海德公园是为了看著名的“演讲者之角”（Speakers’Corner）。那里总有一些人在发表各种演讲，有的会有一些人听，有的甚至没人听。我去过几次，发现有的人是天天在那里“演讲”，据说是精神病患者。
在海德公园转了一圈，我们又乘出租车到了中国城。伦敦的中国城不仅有很多华人餐馆和吃食，还是华人购物的场所。当时的伦敦华人不多，一般的超市和商店很难找到具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和食材。比如豆腐，当时就只有中国城才有。那里不仅有各种特色的餐馆和桌餐，也有花两镑半就可以管饱的快餐，一般是做几样荤素搭配的菜和主食，客人可以随意选择，量腹而食。
我们的最后一站是牛津街，牛津街的两旁是各种商店，既有各种纪念品，也有衣服、鞋、帽等各种商品。我记得，我们到牛津街已经是晚上了，大家都选了一些纪念品或商品。
回到宾馆，施老师一行都对我的“导游”赞赏有加，都说这一天比他们此前几天的收获还大。能让他们满意，我也很开心。
四
施老师学术兴趣广泛，在敦煌学的多个领域都有涉猎。在我看来，在施老师有关敦煌学的成果中，以《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耗时最长、用力最多、贡献也最大，其影响甚至超过了任何一种敦煌学专著，可以看作施老师的代表作。但将一部工具书视为代表作，并作如上评价，难免有人会有疑问，故需略作申说。
先说耗时最长。施老师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订正《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在定名、题记和释文方面存在的问题，至1999年才在助手协助下完成《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耗时近40年。我们常说十年磨一剑，板凳甘坐十年冷，而施老师则是数十年如一日，兀兀穷年，足为后辈之楷模。近40年这样的时间概念，不仅在施老师的著作中耗时最长，在敦煌学的所有论著中，应该也可列入最长之列了。
再说用力最多。从《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前言”中可知，施老师自60年代至90年代末，从事《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的修订一直是“日常工作”。如果关注施老师的学术履历和学术成果，我们会发现，编目工作始终是施老师耗费心血最多的工作。比如，1989年访日期间，施老师利用东洋文库独有的资料条件，每天所做的工作就是修订《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的“斯坦因劫经录”部分，工作记录写满了六大册记事本，可谓积稿盈尺。
关于《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的贡献，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订正了很多《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定名的错误。其中包括施老师自己检索《大正藏》考订出的佛经名称和学术界陆续考订出的文书名称。二是增加了很多新条目。由于敦煌遗书多为写本，很多写卷同一编号包含很多性质完全不同的内容，但在编纂《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时，很多文书的性质和名称未能确定，这类文书的名称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就被忽略了。而《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则增加了很多《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出版后被学术界考明性质和名称的文书。三是对《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所附的“说明”和部分文书的“释文”做了订正和增补。四是在著录体例方面，增加了“首题”“原题”“首尾俱全”“中有品题”等著录项，为读者了解文书提供了更多的参考信息。由于以上几个方面涉及的都是海量的工作，所以《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也应是施老师对学术界贡献最大的成果。我想，每个使用过该书的学者都会同意施老师是《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之功臣，对敦煌遗书编目而言，说“有史必有斯人”，应不为过。
在中外的学术评价体系中，编纂工具书都是不被人看重的工作，不仅很少有人把工具书当作代表作，在晋升职称和评奖活动中，工具书也难以占有一席之地。但在敦煌遗书和其他出土文献领域，很多工具书其实具有很高的学术含量。在敦煌学领域，至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敦煌学大辞典》和《敦煌俗字典》三种工具书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就敦煌遗书的编目而言，因为对文书的定名涉及对文书内容和性质的认识，所以编纂的过程也是艰苦的研究过程。又由于编目需要处理所遇到的每件文书的名称，所以其编纂的难度要大于撰写专题论著。因为做专题研究遇到不懂的文书可以绕开，但编目不行，必须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这也是很多人对编目工作望而却步的原因之一。
敦煌学的编目工作由于极其繁难，是一项吃力未必讨好的工作，但其影响却远远大于任何一本学术专著。像《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它不仅是业内人士的案头必备之书，也是业外人士了解这一学科的必读之书，所以其读者群和覆盖面是远远大于任何一种敦煌学专著的。作为敦煌学的从业者，有此一书，足以成为国际知名的敦煌学家。以上就是我把《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看作施老师代表作的理由，不知道施老师是否同意？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已经问世20多年了，该书自出版后就成为《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的升级版并取而代之。我想，在新的敦煌遗书总目问世之前，它仍将是敦煌学业内学者的案头必备之书、业外学者了解敦煌学的必读之书。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