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您看我适合考博吗？”近年来，我曾不止一次被问到这个问题。且无一例外，对方都是在读的女硕士。当我反问她们“因何而考博”时，或言“在高校工作轻松又受人尊敬”，或言“暂时不想踏入社会”，或言“做学术研究也挺好”。听到这些，我会诚恳地跟她们聊聊“考博”的真正意义。就目前社会而言，读博深造，唯有专业精进可期，其他只能随缘。是否读博，选择学术人生之路，不妨凝思片刻，涤除杂念，仔细倾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
对于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出生的农家女来说，我能够在小学时拥有自己的大学梦，何其幸哉！我的姨母是一位坚强的女性，热爱学习，却因无人举荐，高中毕业后当了工人。未能步入大学校园，是她此生最大的遗憾。我自幼与姨母相处，她的大学梦，也就成了我的大学梦。姨母希望我学医，认为医生工作最有价值。高中时因接触到一些青春小说，竟对书中引用的古典诗词产生浓厚兴趣，一向懂事听话的我，在离高考仅有三个半月的时候，毅然决然弃理从文。随后几乎用自修的方式，补习了文理分班后落下的历史、政治。为探得“庭院深深深几许”，体味了一把“衣带渐宽终不悔”。闯过黑色七月，我如愿以偿进入大学中文系。直到现在，姨母有时还会开玩笑地唠叨一句：“那时你若学医……”好在，我的博士学位对她算是另一种安慰吧。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在河北师范大学的四年，用“小草”形容自己再合适不过。别无所长的我，每天行走于宿舍、食堂、教室、图书馆之间，与书为友，沉浸于另一种幸福中。大二结束时，图书馆文学架位上的古今中外名著已被我摸索个遍。课堂上，也有不能忘却的记忆。如讲现代文学的马云老师，是一位女学者。有一次，她讲“巴金的花园”，说到动情处突然哽咽，坐在前排的我，眼见泪珠淌过她的脸颊，滴落在讲台地面上。还有一位讲唐代文学的阎福玲老师，妙解《春江花月夜》，令五百多人的大阶梯教室充盈着唐人诗意的追寻。“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有关生命的哲思，绵远悠长。彼时，台下那棵“小草”正默默萌生另一个人生目标：考研，势在必行。于是乎，就有了我与首都师范大学的缘分。
在首都师范大学读书期间，导师吴相洲先生进一步确立了我朝圣般的学术理想。当年，四十岁的吴老师是文学院最年轻的博导，我有幸与他的首届博士生一同受教。那一年，吴老师共招收三名硕士生。我们与博士师兄师姐一起读书，一起分担研究任务。或许在老师的潜意识里，已将我们仨当成了直博生。记得研二学期末，在我们毕业论文开题会上，吴老师指着我们仨对评委们说：“他们三个都是要考博的。”言语间颇有几分自豪。我们相视一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好在我们三个后来果真都考上了博士，目前都在高校或科研院所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不枉老师金口玉言。
相洲师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博士，师从著名学者陈贻焮先生。陈先生于2000年11月去世，我无缘亲见。之前虽拜读过《杜甫评传》，但总觉作者离自己很遥远。后来参加面试，才了解相洲师与陈先生的师生情缘。吴老师提及陈先生时，总会深情地说：“陈先生就是我心中的菩萨。”后来，他给我们看一本书，是由葛晓音、钱志熙二位老师编辑的《陈贻焮先生纪念文集》，里面收有七八十篇纪念陈先生的文章。读完始知，真正有涵养、有境界的学者，往往是最谦逊和善、宽厚待人的。葛、钱两位老师的文章，更细致回忆了陈先生指导学生的细节。那种虽非血缘却情同父子的深情，在传递学术衣钵的同时，也书写了燕园故事中最浪漫动人的篇章。
其实来京后不久，我就造访过北京大学。深秋的午后，听说北大有周末书市，我们便相约同去。跨过北大西门，霎时间呆住。校办主楼前广场南侧华表旁那棵银杏，体格饱满，一树金黄。在其映衬之下，天空也格外明亮起来。搭配古色古香的建筑，构成一幅自然天成的油彩画。顾不得书市，我们直接奔向未名湖、博雅塔一带，然后折向南边图书馆，最后绕到中文系前面的静园草坪。一圈下来，感觉自己像极了《红楼梦》中初入大观园的刘姥姥。但刘姥姥不会有非分之想，而我，在从北大西南门旁边的书摊上购得一本《唐人选唐诗新编》后，暗下决心——到北大来读书，此生无憾！考博，则是最后的机会。为了走进北大的重墙峻宇，首师大白堆子校区小平房内（现已拆除），那个伏案读书的身影愈加勤奋了。
说到首师大的白堆子校区，当年那里并没有教学楼，只有几排老旧的学生宿舍，和几间供学生自习的小平房。条件固然简陋，却也留下了我沉醉书海的人生剪影。相洲师要求我们，按时代顺序读原典，从《诗经》《楚辞》一直到晚唐《温飞卿集》。不仅要速度快，还要求两周交一次读书报告，定期开读书研讨会。这个节奏，我们丝毫不敢松懈。记得首次阅读《陶渊明集》，那是我第一次在读小说之外，面对一本古籍废寝忘食。小平房内，我认真读完《杜诗详注》，真正意识到杜甫“诗圣”之称绝非虚名。之前背诵文学史得来的概念话语，此时通过阅读原典，始有“真知”体验。
后来，我加入相洲师主持的“《乐府诗集》分类研究”课题组各人负责的子课题，这同时也是我毕业论文的选题。课题有研究进度的要求，越到后面时间越紧张，压力也越大，竟无时间好好准备博士考试。现在想来，正是围绕专题研究不断扩大知识面，结合前期原典阅读积累的文学史感悟，助我敲开了北大之门。记得那年北大博士生考题里有“梁鼓角横吹曲”“碧鸡漫志”一类的名词解释，因我毕业论文选题正是乐府方向，故能回答得比较细致。最令我担心的英语，也靠着“瞎蒙大法”勉强过了线。
感谢钱志熙老师圆了我求学路上最后一个心愿。后由于钱师到日本做交换学者，有两年时间，我被拜托给葛晓音老师指导。两位导师除以其个人丰厚的学术著述行不言之教外，钱师的诗人气质，葛师的大家风范，都为学生们敬重景仰。有时与老师们行走在未名湖畔，会刻意绕道至镜春园82号，那是陈贻焮先生当年居住的地方。听老师们讲讲自己的求学故事，或随老师手指的方向，隔墙仰望院内松柏森然，便觉是人生最幸福之事。
毕业后，任职高校，已是最好归宿。然学术人生，永无止境，读博毕业只是又一次离开驿站的远行。作为女性学者，一面从事教学科研，还要兼顾子女家庭，着实不易。作为传道授业的女夫子，亦是悉心育儿的二胎妈妈，不同空间的职能需求，时刻考验着我的耐性和韧性。也时常勉励自己，愿那份朝圣的信念，不被日常琐碎析离。相洲师曾说，在古代文人中唯有陶渊明、白居易、苏东坡三人，真正参悟了人生。此三人中，我最喜陶、苏。渊明曾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东坡亦云：“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解悟此境，人生何惧。
回首来时路，那些人和事，都是一段段深刻隽永、美丽温情的记忆。逐梦的路上，感恩遇见！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