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格尔》是蒙古族人民的伟大创造，也是举世闻名的中国“三大史诗”之一，叙述了洪古尔等众勇士在圣主江格尔的领导下，同形形色色的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捍卫宝木巴国和平安宁的故事。

　　该史诗最初产生并流传于我国新疆卫拉特蒙古族民间，随着他们的迁徙足迹及各国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传播到了蒙古国、俄罗斯的众多民族民间，成为跨国境流传、多民族共享的文化遗产。但是，从现代学术意义上搜集记录《江格尔》，是从国外开始的。1802—1803年间，德国传教士贝尔格曼从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的卡尔梅克人中，搜集记录了《江格尔》的一部长诗和一则传说，并在1804年出版发表，成为世界上搜集记录出版《江格尔》的第一人，开启了欧洲搜集《江格尔》的序幕。1901年，芬兰学者兰司铁在大库伦（今乌兰巴托）记录了《江格尔》两部长诗。

　　那么，作为《江格尔》的故乡，中国《江格尔》是什么时候、在哪里、由谁第一个记录的呢？答案是：20世纪30—40年代，在新疆乌鲁木齐的一座监狱里，由一位汉族学者第一个记录的。一部在蒙古族民间世代传唱的伟大史诗，怎么会由一位汉族学者记录？原本在大山深处或在草原蒙古包演唱的史诗，又为什么会在监狱黑暗的囚室里演唱？这里有一段动人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得从一本书说起。

　　一

　　195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洪古尔：蒙古民族故事》，著者是边垣。印数不详。小16开，只有86页。封面印有手持长枪策马飞奔的草原勇士彩色画。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萧村并纪念我们一段艰苦生活”字样。主要内容是以诗的形式讲述太康国太康王的一位叫洪古尔的勇士同敌人做英勇斗争保卫家园的故事。

　　洪古尔是史诗《江格尔》里最有名的英雄，“太康国”就是“宝木巴国”的意译，而“太康王”指的就是“圣主江格尔”。因此，这个故事属于《江格尔》，这本书也无疑是中国《江格尔》的第一种出版物。但由于当时国内学界都不知道蒙古族有部著名史诗叫《江格尔》，洪古尔是其中最主要的英雄，以及《江格尔》从未出版过，因此，这本书出版后的很长时间里，在学界未曾引起任何反响。

　　商务印书馆于1957年重印了这本书，这次注明了印数“2001—3000”，说明本次只印了1000册，而1950年版的印数则应为2000册。封面的那幅画由彩色变成了黑白，少了扉页上的纪念文字。或许是因为印数极为有限，这一版同样没有广泛传播，也没能引起国内学界的注意。

　　倒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意识到了这本书的意义和价值，由该研究会主编，195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修订版。这一次，书名改为《洪古尔》，边垣由著者改为编写者，印数6000册。出版目的很明确，是“为了使更多的读者能早日接触这一民族民间文学的宝贵遗产，也为了引起民族民间文学工作者对这部原作的注意和迅速搜集整理”。然而，国内民间文学工作者仍没有重视这本书，更没有迅速搜集整理其原作。甚至在1954年，内蒙古有学者从新疆蒙古族民间搜集到《江格尔》手抄本，1958年转写出版苏联卡尔梅克《江格尔》之后，直到1978年，仍然没有着手抢救记录流传于新疆蒙古族民间的中国《江格尔》。我国也随之错过了抢救记录本国《江格尔》的黄金时期。

　　二

　　对于《洪古尔》的科学研究，是从1978年才开始的。当年，苏联学者李福清在“《江格尔》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江格尔〉的新疆异文》一文，提出了《洪古尔》相比卡尔梅克《江格尔》的独特之处。为揭示《洪古尔》的成书过程，他还呼吁应详细了解边垣的生平事迹。

　　在1950年版、1957年版的《序》中，作者仅透露自己“流落边疆十余年”，“这个故事是一位蒙古朋友唱给我听的，我用短诗的体裁记录下来”。1958年版的《后记》中也仅透露，作者于1935年到新疆工作，后来被军阀盛世才逮捕入狱，在狱中聆听蒙古族人满金演唱《洪古尔》，因狱中没有纸笔之便，只能暗记于心。1942年开始根据记忆写成文字。

　　关于边垣及其搜集记录《洪古尔》的情况，国内外学界掌握的信息也仅限于此。至于边垣是哪里人，生卒年月，教育程度，从事什么工作，为什么去新疆，又为何被捕入狱，会不会蒙古语，出狱后的人生经历之类则一概不知。而这些对《洪古尔》一书科学价值的判断，恰恰是至关重要的。然而，继李福清之后，除了仁钦道尔吉等极少数学者外，国内外学界对这个文本的科学价值一直持怀疑态度。

　　2009年，在《洪古尔》一书出版6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决定写一篇纪念论文，把《洪古尔》同1978年以后从新疆卫拉特蒙古族民间记录出版的《江格尔》进行认真的比较研究。研究发现，《洪古尔》诗歌语言优美，不仅准确抓住了《江格尔》史诗的情节结构、故事内容、主要人物形象以及程式化特点，而且还在细节和用词上保留了《江格尔》的传统特色，对《江格尔》研究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不仅如此，对于文本中出现的有关蒙古族的民俗文化、语言词汇，作者均做了认真科学的民族志注释。没有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很高的文化修养和严格的学术训练，是很难写出如此忠实于传统的《江格尔》文本的，尤其是在仅凭记忆的情况下。这就更加吸引我努力搜寻边垣的人生经历。

　　为此，我从各个地方以多种途径找寻“边垣”的相关信息，均无收获。后来改变思路，利用大数据，假定“边垣”为笔名，从20世纪30—40年代新疆历史人物中查找边姓人，发现有一位叫边燮清的人的经历与“边垣”基本吻合，得知其从燕京大学毕业。顺着这条线索，2019年5月，我在北京大学档案馆看到了边燮清的早期档案。根据档案记载，从唐山市稻地镇边庄子村找到边燮清的近亲，进而找到了生活在秦皇岛的边燮清的大女儿边乃菊。

　　当我从边燮清留给女儿边乃菊的笔记本——20世纪40年代在新疆狱中创作的诗歌集《呻吟集》的目录上看到“洪古尔，长诗已另刊行”字样时，就确定了第一个记录中国《江格尔》的“边垣”，他的真实姓名叫作“边燮清”。紧接着，我又从边燮清原工作单位得到他于1954—1958年间写的《自传》，由此较全面地掌握了边燮清的人生经历，了解到《洪古尔》与边燮清人生经历、思想情感之间的紧密联系。

　　三

　　1904年的农历六月二十四，边燮清出生于直隶省滦县边家庄村（今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稻地镇边庄子村）。在家乡读两年私塾后，他升入北京汇文小学、汇文中学，1924年考入燕京大学，1928年毕业后，在燕大研究院继续读研究生一年。他接受新式教育，主修社会学，兼修历史学，受到了严格的学术训练，还参加京郊社会学调查等多项学术活动，养成了认真严肃、科学规范的田野作业习惯。这为他日后本着科学态度记录编写《洪古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他的青年时代是在国家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中度过的，经历了五四运动及以后的历次学生运动、大革命、北伐战争等中华民族觉醒的高潮，形成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思想。1927年在燕京大学短暂接触和参与中国共产党小组活动的经历，更是对他的人生轨迹产生了深远影响。

　　离开燕京大学后，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边燮清先后在光华中学、开原县高中和定县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积极投入抗日救国运动，并在开原认识的共产党员的领导下，化名田云，参加了东北地下党对伪满和日军的情报搜集工作，至1934年底与上线失去联系为止。

　　1935年，在东北认识的朋友对他说，盛世才实行反帝、亲苏等六大政策，并引荐他去新疆工作。边燮清先后任新疆边防督办公署政治训练处（副处长是化名王寿成的共产党人俞秀松）科长兼反帝会组织部部长、新疆学院讲师、乌苏县副县长、中苏合办独山子石油厂厂长等职。在那里，他接触到了许多兄弟民族，尤其是任乌苏县副县长期间，主管文化、教育、群众组织工作，为他提供了接触当地蒙古族群众，了解他们文化的机会（该县为蒙古族聚居区）。

　　但好景不长，七七事变后国内局势发生变化，盛世才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开始迫害思想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1937年10月，边燮清被捕入狱，在黑暗斗室度过了八年漫漫长夜，至1945年3月被释放。中国《江格尔》的第一次记录，就发生在这里。

　　1945年3月，边燮清出狱，在新疆、甘肃等地谋生，1948年入职上海西北影片公司，任编导委员。1949年6月1日，该公司被正式接管，后改为上海电影制片厂。他长期从事工会工作直至退休。1992年3月22日，边燮清与世长辞，享年88岁。遗憾的是，他至死都不知道自己在中国乃至国际《江格尔》搜集记录研究史上曾做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作出了多么伟大的贡献！

　　四

　　边燮清为什么和满金被囚在同一个监舍？他懂不懂蒙古语？在监狱恶劣的条件下，他是如何记录的？《自传》给出了答案：“因为每个监房内所押的人都是各民族的杂居，这也是盛氏监狱政策的一种。因为同房内不通语言，就不能团结，而且人是常常调换的。这几年中我曾向同居的各族人学习俄文、维文、蒙文（后两种中断，前一种坚持到出狱），我也曾利用筷子作钢笔，用纸灰作墨水，用厕所纸抄书，曾抄了十几本俄文书，也曾写了长短诗数百首（其中洪古尔长诗曾以边垣笔名由商务印书馆于上海解放后出版）。”这段文字表明，边燮清学过一点蒙古语，但还不具备独立翻译的能力，《洪古尔》的汉译，应该是他和演唱者共同完成的。

　　至于为什么会在囚室里演唱《洪古尔》，边燮清在1958年版的《后记》中写道：“在这黑暗、残酷、漫长和不自由的日子里，我们困处斗室，既无纸笔，更无书籍，因此，互相传述本民族的故事、笑话、风土人情等，便成为我们很重要的文化生活。当时，我听到很多动人的故事，可惜没有纸笔之便，只好储蓄在记忆中，‘洪古尔’便是其中之一。”

　　既然狱中缺乏纸笔，那么1942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其具备了写成文字的条件？《自传》透露，原来在1942年，也就是作者入狱的第五个年头，他从监房里被提出来，在狱中做“工犯”，“先被提做合作社管账的，不久又改做图书管理”。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利用筷子作钢笔，用纸灰作墨水，用厕所纸抄书”，把《洪古尔》记录了下来。

　　边燮清在狱中听了很多故事，却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凭记忆把《洪古尔》记录编写成文字。个中原因真像他自己轻描淡写地说的那样，仅仅是出于他个人的喜好吗？这当然是一个原因。但似乎有更重要的原因。在直到他出狱前的中国社会、他的人生经历中，抗击外侮、抗日救国是一直不变的主题。他在狱中的创作延续了这种主题。《呻吟集》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热情赞美祖国大好河山，借此表达了对家乡对祖国的爱，另一部分作品则借用历史遗址、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突出表达了反抗侵略的主题。《归去来兮诗集》《圆明园》《居庸关》《苏武》等无不如此。而《洪古尔》自始至终讲的是赤胆英雄洪古尔与来犯他家乡“太康国”的侵略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并取得胜利的故事，符合他抗击侵略、保家卫国的思想。这应该是边燮清记录编写《洪古尔》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