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叶言材老师相识相交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这位心宽体胖满面红光声若洪钟、总是身着中式装、总是在热心地帮各路朋友或大或小或公或私的事情忙前忙后、总是不知疲倦地为中日文化交流奔走的老朋友，其实和我父亲同龄。

　　初识叶老师是在2013年的夏天。当时，报社（笔者时任光明日报社驻东京记者）策划刊发一组关于海外汉学家的系列稿件，考虑到日本是海外汉学重镇，于是安排我采写几篇介绍日本汉学家的稿件。彼时，我刚驻日工作不久，人生地不熟，并没有采访线索，只好向曾经常驻日本七年之久的前任记者求助。“这事儿好办，找叶老师，有他在，你的采访肯定没问题。”前任记者信心满满地甩过来这么一句话和一个电话号码。

　　电话拨通，说明来意后，听筒那头一口地道的京腔传来，“汉学家我来帮你联系。福冈这几天搞一年一度的‘博多祇园山笠祭’（福冈当地有着近800年历史的祭祀活动），全日本都很有名，你赶紧过来，正好赶趟儿。酒店早就被订满了，你就甭费劲了，直接住我家吧”。

　　那次的系列采访果然很顺利，在叶老师的陪同下，我采访了日本汉学界泰斗冈村繁和町田三郎两位老先生。回想当时，冈村繁先生已年逾九旬，町田三郎先生更是插着氧气管接受了采访。如果不是叶老师出面联络，我恐怕是无缘当面请教的。

　　记得在采访结束的归途中，叶老师曾对我说：“日本现在还有一批这样的老先生，一辈子不图名、不求利，埋头在中国古代典籍里做学问。他们是真心热爱中国文化的人。你们报社策划的这个选题，很有眼光。不过，他们都年事已高，你可要抓紧采访啊。”如今，冈村繁和町田三郎二位先生均已仙逝，回头看看当年自己写的稿件，虽然谈不上什么文采，但至少也算是为这两位毕生致力于汉学研究的日本学问大家留下了些许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吧。

　　在那次系列采访中，我还有幸结识了当时已在日本汉学界崭露头角的东英寿教授。此前，经过十年苦心孤诣的研究，他发现了96封在中国早已散佚的欧阳修书信，在中日两国学界一鸣惊人。东英寿教授既是冈村繁先生的高足，也是叶老师的挚友。2019年夏天，已经成长为当今日本汉学界中生代领军人物的东英寿，为了新的研究课题再次来到北京，前往国家图书馆查阅古籍善本。我得知叶老师恰好也在北京探亲休假，于是便约东英寿教授和叶老师小聚。席间，两位学贯中日的学者畅谈起各自近期的研究成果，切磋琢磨，相互启发，让在座的我大饱耳福，也激起了我对此进行深入报道的兴趣。

　　2020年，东英寿教授再次在日本汉学界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解开了不同版本的欧阳修《近体乐府》为何收录词数不一这一历史谜案。几乎同时，叶老师参与编纂的皇皇巨著《日本汉诗话集成》也在国内面世。他们不约而同地在第一时间将好消息告诉了我，也促成我在《人民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报刊上发表了相关稿件。

　　作为一名曾长期从事涉日宣传报道的媒体人，我在近五年的驻日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对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和敏感性有着无比深切的感受。而叶老师旅居日本三十余年，更是见惯了中日关系发展历程中无数的煦日愁云、波折转圜，也比谁都更希望这两个一衣带水的邻邦能够世代友好下去。然而，不管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的饭桌上，我很少听到叶老师就如何改善中日关系、如何促进两国文化交流高谈阔论。不过，每位到访福冈拜访叶老师的朋友，只要时间允许，叶老师都会驱车三四个小时，带友人前往《马关条约》的签署地——下关（《马关条约》因而又被日本称为《下关条约》）的春帆楼，然后还会去到山口县长门市一处名不见经传的小海湾——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原本都鲜少有人知道，这处名为“油谷湾”的山清水秀之地，是传说中杨贵妃辗转逃亡日本后最终的魂归之所。据我所知，在叶老师多年不懈的张罗和鼓动下，当地自2011年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杨贵妃篝火祭”，并由此慢慢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处新的据点。

　　常驻日本期间，我因公因私去过福冈多次，上面这些待遇，我也享受过不止一次。某天参观完毕，夕阳透过车窗照到叶老师侧脸，他一边手握方向盘，一边将各处历史渊源、民间传说、文化典故信手拈来娓娓道出的画面，至今仍清晰定格在我的脑海中。犹记得那天，叶老师从“瓦片烤荞麦面”（山口县一处小地方的当地名吃）聊到了拉面、茶叶如何从中国传入日本，聊到了他带日本学生去北京老胡同的饭馆品尝香菜根、臭腐乳。

　　如何讲好尤其是对两国青年人讲好中日友好交流和文明互鉴的故事，这是一个大课题，也是一个困扰了中日两国几代媒体人的老问题。在中日关系降至冰点的时期，叶老师组织的一次中日两国大学生参观游学活动，给我好好地上了一课。

　　在那次仅为期半天的活动中，叶老师带着中日两国青年学子漫步福冈街头，走到哪儿就聊到哪儿。平日里不太引人注目的一棵古树、一座小庙、一条小径，在叶老师的娓娓道来中，都融入了历史的画面里。宋末元初，活跃在日本博多地区的中国侨领谢国明、将禅宗和茶种传播到日本的荣西禅师、将“馒头”“乌冬面”制作技法传授于日本民间的圆尔禅师……这些在传播文化、造福人民方面作出过重要贡献但声名不显的历史人物，也随之走进了中日两国年青一代的心中。

　　三十多年来，无论是立三尺讲台在日本传播中华文化，还是跨千里海波率日本大学生来华参观访问，又或是入荒山孤寺收集资料钩沉史海著书立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讲起来，从熟悉的一草一木讲开去，始终是叶老师打破中日文化隔阂、拉近彼此心灵距离的妙法。而这也成为了我此后从事新闻写作和舆论宣传工作的圭臬。

　　我结束驻日任期回国后，每年仍能见上叶老师一两面。那是因为他每次回国，不管是休假探亲，还是带日本学生访华游学，又或是参加姑母叶嘉莹先生的各种活动，都不忘叫上我这个小友。和在日本时一样，只要叶老师在哪儿，哪儿就永远都是高朋满座、永远都会宾主尽欢。叶老师每次回国总会把发生在日本的最新的趣闻轶事讲给大家，然后把《我和我的祖国》《习近平治国方略：中国这五年》等佳作带回日本给自己的学生观看、研讨。

　　这些天在回忆与叶老师的交游时，我常常在想，中日两国的关系真不是简单的一两句“搬不走的邻居”或者“友好的历史是主流、不幸的历史是片段”就能说得清、道得明的。中日两国真正需要的，也许不是为了让对方听得更清而架设更多的“高音喇叭”，而是要搭建一座座默默无言但真正经得起风雨波浪的桥。在我的心目中，叶老师一直就是那个架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