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人来说，苏东坡的魅力似乎是无穷的。他能诗善词，精书工画，博古通今……不仅在文学、艺术领域戛戛独造，更以其无往不乐、超然物外的乐观人格与豁达精神感染了无数人。历史上，苏轼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且在东亚文化圈尤其是日韩两国也吸引了不少“东坡迷”。
早在苏轼生前，他的名号便先于其作品传入朝鲜半岛。元丰三年（1080），高丽文臣金觐随同柳洪、朴寅亮出使宋朝。归国后，为他的两个儿子分别取名为“富轼”与“富辙”。从高丽中期开始，追摹东坡体的诗文占据主流，以至文坛风气为之一变。
由于高丽时代制述科（类似“进士科”）考试较为重视经义和论策，因此以论述说理见长的东坡之文，赢得了广大学子的喜爱与效仿。“海左七贤”之一的林椿曾发出感叹：“近世东坡之文，大行于世，学者谁不服膺呻吟？”
待士子考取功名后再学苏诗，出现了大量效仿东坡的诗作，也有用东坡诗韵作诗的情况，引得时人笑谈：每年张榜之后，人们都以为今年又多出了一大批“苏东坡”：“每岁榜出之后，人人以为今年又三十东坡出矣。”
苏轼在高丽士子、文人中引发了持续而广泛的学习与模仿，他的影响波及整个文坛。如果说苏轼传入朝鲜半岛走的是“亲民路线”，那么传入日本后便走上了“高端路线”。
约1150年，也就是平安时代（794—1192）末期，“东坡先生”的名号始现于日本的文字记载中。苏轼作品则于镰仓时代（1192—1333）初期，至迟在1253年已传入日本。平安中期的宽平六年（894），日本政府停派遣唐使，官方交流虽然停滞，但僧侣、商人贸易和私人馈赠等民间交流仍旧活跃。于1235年入宋、1241年归国的圣一国师圆尔辨圆从中国带回的数千卷图书中，便有《东坡词》二册、《东坡长短句》一册。
苏轼的诗歌颇多禅意，尤为镰仓时代至室町时代（1336—1573）的五山禅僧所欣赏。“五山”本是南宋的官寺制度，即由朝廷任命住持的五所地位最高的禅寺，镰仓时代日本模仿南宋的五山制度设立了镰仓五山。五山禅僧为了做偈颂，往往会参考中国诗文集，在鉴赏的同时，他们也会进行创作。禅僧的汉诗文创作蔚然成风，逐渐成为中世纪日本文坛的主流文学。
在五山僧团所借鉴、学习的中国诗人中，与禅有因缘的作家作品会格外受到关注，他们对苏诗情有独钟，不仅研读、翻刻、注释、模仿苏轼作品，还以苏轼为题创作了很多诗文。在禅僧汉文诗集《翰林五凤集》中，收录了100多首与东坡有关的诗，比起65首与陶渊明有关、45首与杜甫有关、41首与李白有关的诗，足见他们对苏轼的喜爱与推崇。
在五山禅僧有关苏轼的语录、诗文中，据统计有150多首题画诗、赞，有关苏轼的画作30多种。这些画作经常采用的题目是《赤壁赋图》《苏公堤图》《东坡笠屐图》《东坡肖像画》等，最常见的要数《东坡笠屐图》和《东坡肖像画》两种。现存的《东坡赤壁图》题诗有十多首，有的题写在扇面上。可以想见，在五山文学流行的时代，人们会在扇子、屏风上画出《赤壁赋》，并在上面题写诗词，用这种方式进行欣赏。直到江户时代（1603—1868），文人之间乃至社会上形成了一股“东坡热”，引起了松尾芭蕉等俳句诗人的共鸣。
渐渐地，人们不再满足于只是欣赏绘画中的“赤壁游”，他们还把日本的某地比拟、想象成赤壁，甚至泛舟水上，身临其境地体验赤壁游。当时的文人名流曾多次举办赤壁会，与会者均有题咏唱和之作。苏轼创作《赤壁赋》之后的第十二个壬戌年（1802），“宽政三博士”之一、著名的“东坡迷”柴野栗山仿赤壁游故事，于十月之望置酒会客。据史料记载，这次赤壁会在柴野栗山的宅邸举行，主人精心布置了环境：在楼阁中悬挂字画、设置豪华的席位，酒器茶具陈列在花草之间，主人以美酒珍馐待客，宾主促膝把臂、聚谈欢笑。
赤壁会的形式别出心裁，不啻于一场耐人寻味的艺术表演，因此一直到大正（1912—1926）、昭和（1926—1989）时代仍不乏参与者。最盛大的一次赤壁会，是长尾雨山于苏轼作《赤壁赋》之后的第十四个壬戌年（1922）举行的。长尾雨山是明治时代的著名汉学家，也是一个十足的“东坡迷”，热衷于收集与苏轼有关的书、画、文具、古董等。这次赤壁会盛况空前，共有100多人参与，现场展示了大量有关《赤壁赋》的画和其他与东坡有关的珍贵文物，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由于受到场地、气候等方面的限制，赤壁会这一纪念苏轼的活动形式并未被广泛效仿。人们表达对苏轼敬慕与热爱的经典方式是为苏轼过生日，即举办“寿苏会”。“寿苏会”始于中国18世纪，此后分别于19世纪、20世纪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
据记载，寿苏会的主事者会供奉苏轼喜爱的食物，如黄鸡、蜜酒、花猪、笋脯等；悬挂苏轼的画像，摆设苏轼的诗文集、画作、墨迹或后人整理、创作的与苏轼有关的作品等，供与会者欣赏；最后主事者会倡议与会者题咏唱和。除自由发挥之外，文人们一般会选择与东坡作品相关的创作方式，比如追和次韵、分韵东坡诗歌，直接引用或唱和苏轼诗词文赋，使用苏轼故实或文学典故等。寿苏会朴素低调、肃穆融洽的气氛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个与会者。
清代书法家、文学家、金石学家翁方纲一生至少举办过20多次寿苏会，并曾接待朝鲜燕行使金正喜与申纬。寿苏会也因此东传，在朝鲜被称为“拜坡会”。1814年在朝鲜举办的寿苏会上，展示了金正喜得自翁方纲的《东坡笠屐像》及其摹本，申纬父子临摹的赵孟頫东坡画像以及明代冯铨快雪堂本《天际乌云帖》。时年46岁的申纬正值苏轼在黄州的年纪，曾在寿苏会上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是先生在黄岁，恰当四十六春秋。”
大约在明治时期（1868—1912），寿苏会传入日本，继而在大正时代被“重量级”的“东坡迷”发扬光大。长尾雨山曾五度主办“寿苏会”，74岁的时候还将历次题咏唱和汇集为《寿苏集》作为纪念。1916年的寿苏会在圆山公园的春云楼举行，参加的人士除了长尾雨山之外，还有富冈铁斋、内藤湖南、狩野君山等社会名流，以及晚清名流罗振玉、王国维。其中，画家富冈铁斋和苏轼同天生日，刻有“东坡同日生”“东坡癖”印章，他曾为这次的寿苏会作《乙卯寿苏录》《东坡笠屐图》。
无论是赤壁游还是寿苏会，“东坡迷”们总是希望通过收集与苏轼相关的文物、模仿苏轼的诗文与行迹，体验苏轼的人生情境，并通过这样的活动来纪念苏轼，延长苏轼的精神生命。1800年，柴野栗山举办的赤壁会，尽管未能泛舟水上，与会者万波俊忠仍写下这样的诗句：“清风白月无今古，何必江流夜半船。”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阻隔，与苏轼“在一起”，分享苏轼的人生智慧，正是古今“东坡迷”们的心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