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诵丰先生

　　在南开园里，我有一位可说是“忘年交”的好友——南开大学外事处原处长逄诵丰先生。逄处长是中文系张菊香老师的夫婿，也是鲁德才老师、郝世峰老师、宁宗一老师等诸位师长的挚友。他对南开大学国际交流的贡献，特别是在“引进”叶嘉莹先生的事情上，当真是功不可没。

　　直到今天，我依然喜欢称呼他为“逄处长”。他是一名老党员，忠于党的事业，热爱南开大学，思想相当活跃，并且很是超前，做事不拘一格，但原则性极强，对于外事政策把握得十分有度和到位。他酒量好，而且善美食，在他的严格要求下，当时南开专家楼餐厅的佳肴，物美价廉，享誉天津。他做事非常有魄力，曾大胆地以专家楼作为抵押，从银行贷款建起了南开大学的第二座接待用楼——谊园，一半是留学生宿舍，一半是国内研究生宿舍，而且房间内都设置装有浴缸、淋浴的卫生间。当时，这在全国属于首创，吸引了不少大学的外事部门前来参观学习。据说后来北京师范大学借鉴此经验，建起了京师大厦。

　　逄处长除了出差以外，差不多所有的时间都是在办公室度过的。我每次回南开，一定会与他共进早餐，晚上会在他的办公室聆听他对南开的畅想……他为南开大学，真可谓是鞠躬尽瘁。

　　1979年的南开大学还没有外事处，只有留学生办公室，那时逄诵丰先生任校长办公室副主任，负责对外交流工作。随着外事工作逐渐增多，1980年4月，南开大学组建外事处，他先被任命为副处长，负责具体日常工作，1983年5月被任命为处长。自叶先生第一次到南开以来，他就参与了接待，一直到他退休，甚至可以说直到去世，他对叶先生都敬重有加。

　　南开大学原本有一个对外汉语教学中心，是专门为各系外国留学生教授汉语的地方。1989年初，我到南开时，曾向逄处长介绍：现在的外国学生到中国来留学，是想既学汉语又学中国文化。这个“中国文化”里，包含了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哲学、中国民俗等，而这些都是要以“学汉语”为轴心来展开的，不需要太专太深，而是一种综合性的学习……没想到，我这么随便聊天的一番话，逄处长竟往心里去了。

　　他立刻就找了中文系主任郝世峰老师和历史系主任刘泽华老师商量。因为当年这两个系比较难搞“创收”，在南开大学是“最穷”的两个系，而外事处的“汉教中心”经济效益不错，比较富裕，逄处长甚至想以“汉教中心”合并这两个系，这样可以给这两个系的老师们增加一些收入。又因为当时招收留学生是以美金计算收费，所以他还想：多招生就能为学校多创汇，创汇多了，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们才能有外汇经费出国交流。他的这些想法，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据说当时这两个系的主任都表示了理解与赞同，但是不久后出现了人事变动，此事也就搁浅了。尽管此事已无法继续，逄处长却心生了将“汉教中心”扩展为学院、从而具备独立招收留学生资格的想法，在得到了南开校领导的同意后，他积极向教育部提出申请，计划办一个“对外汉语学院”。

　　1990年2月，我带领40余名日本大学生到南开短期学习时，听说了此事，遂向逄处长建议，应该在名称上增加“文化”二字，改为“汉语言文化学院”，否则将来难以扩展并前行；再者，这个院长应该请在海内外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人来担任。他觉得我说得有道理，便向校领导说明，到教育部变更了申办名称。

　　1990年，叶先生已从加拿大的大学里退休，受邀在台湾讲学。10月下旬，我从日本飞往上海，与叶先生和台湾淡江大学的林玫仪老师会合。我们先去拜访了施蛰存先生，然后同乘火车前往江西上饶，出席在上饶师专（今上饶师范学院）召开的“纪念辛弃疾诞辰850周年学术研讨会”。那次研讨会的学术气氛和中青年研究者们的好学热情，引发了姑母对于未来长期回国执教的有关思考。

　　眼见到了10月底，汉语言文化学院将获得审批，“汉语”部分可依托于原有的“汉教中心”，可是“文化”部分还没有着落。11月初我来到南开，向逄处长谈及了叶先生有意回国长期执教的念头，他听后立刻就说：“太好了！其实，现在东方艺术系的主任空出来后，还没有人选，现在我知道叶先生在加拿大已经退休，想向领导推荐叶先生来当系主任。”我跟姑母说明后，姑母说：“不行，我做不了。我只是一个教书的人”，便拒绝了。

　　逄处长又提出：“听说国内某大学打算聘请金庸先生做系主任（数年后，金庸先生受聘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我希望叶先生能到‘汉院’（汉语言文化学院的简称）来当院长。”并让我将他的邀请之意转达给叶先生。叶先生仍然没有同意。

　　逄处长生于1932年8月，原本应于1992年8月退休，但是由于“汉院”院长没有合适的人选，当时南开大学的校领导希望等“汉院”成立起来后，他来代理院长。于是，逄处长再次提出了新的建议：请叶先生在“汉院”里成立一个“中国文化研究所”，并任所长，日常经费都由外事处负担……总之，他知道南开需要引进叶先生这样的学者，是以再三发出邀请。

　　因当时叶先生在台湾的讲学还未结束，这期间，逄处长通过我与叶先生反复沟通了一年多。几经周折，而且是在鲁德才老师同意出任副所长的情况下，姑母终于同意了，但仍然强调自己只是一名教师，而且只是研究诗词的，所以研究所应该是中国诗词方面的。

　　记得我陪姑母去拜会已经退休了的郝世峰老师和张菊香老师，表明邀请诚意，鲁老师又邀来了李剑国老师、张红老师。叶先生找来安易老师做所长秘书。经过大家商量，最后根据叶先生的想法，命名为“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据张菊香老师回忆，和叶先生、郝先生商量筹建“比较文化研究所”事宜，是在1992年3月。

　　就这样，1992年晚些时候研究所挂牌成立了。据张菊香老师了解，1993年1月14日的《南开大学校长办公室会议纪要》刊出了“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成立的消息。

　　1993年12月南开大学的“汉语言文化学院”正式成立。可是1993年5月底，促成研究所之事的逄处长退休了。所以，他所构思的“宏图愿景”都打了水漂儿。这样一来，刚刚创建起来的研究所，经费来源没有了，研究所如何坚持办下去呢？当时，研究所连一间办公室都没有。幸亏时任常务副校长王文俊先生积极协调，才把东方艺术系大楼里的一个房间借给了研究所。

　　在此后的数年间，我每年春天从日本带一些学生来，都由南开大学旅游公司的陈安捷老师安排食宿行，请研究所的郝世峰老师、张菊香老师、崔宝衡老师、安易老师给他们开一些基础的汉语会话和作文课，研究所才得以维持下来。

　　这期间，南开大学的校领导也有了变更。1997年1月，研究所挂靠中文系，才有了新的转机。

　　1999年10月，由旅居加拿大的蔡章阁先生为叶先生捐资200万元，与南开大学合建的文科大楼——范孙楼落成，研究所终于有了一隅之地，并更名为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因为是外籍专家，已经落户南开的叶先生，却依然不能享受校内正式教授的编制与各种福利待遇，特别是不能在校内购买住房，还须住在专家楼，缺少放置大量书籍的空间。而叶先生已于1997年捐出了自己退休金的一半，为南开设立了“叶氏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直至2011年龚克校长履职南开后，叶先生的工资待遇问题才逐步得到改善和解决。

　　2014年初，加拿大的刘和人女士与澳门的沈秉和先生各捐出人民币100万，会同南开大学一起出资，为叶先生在南开园里建造了一座二层灰墙灰瓦的中式院落——迦陵学舍。因考虑到叶先生年高体迈，还在建筑内设计并安装了一部电梯。内部装修是由横山书院的学员们集资完成的，客厅里有徐州企业家魏垂谷先生赠送的巨型灵璧石，院内有2014年11月26日北京恭王府管理中心移植和赠送来的两棵“西府海棠”。2015年10月17日，迦陵学舍正式启用。

　　研究所的所长至今都是由叶先生担任，副所长则先后由鲁德才老师、崔宝衡老师、赵季老师、张红老师、孙克强老师、张静老师担任，所长秘书先后是安易老师和可延涛老师。

　　2004年9月底，逄处长因患胃癌去世。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想说：当年没有逄处长，南开大学就不会有这么好的国际交流基础，就不会有现在的汉语言文化学院，就不会有叶先生和“中国古典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