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年里，我在陪同叶嘉莹先生时，也曾拜会和结缘过不少文教界的师长名人。

　　李霁野先生

　　叶先生原是由于李霁野先生的鼎力推荐和邀请，才与南开有了近半生的缘分。

　　李先生年轻时曾与好友许寿裳先生、台静农先生跟随鲁迅先生创办未名社。叶先生在辅仁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李先生就已在辅大外文系执教了，而且他还与北大外文系毕业的顾随先生是好友。1946年，许寿裳先生去了台湾，主持编译局工作，李先生便与台静农先生也一起到了台湾大学教书。

　　1948年，叶先生到达台湾，老师顾随先生得知后，就写信嘱咐她，让她去拜望在台大执教的几位老师，其中就有李先生，信中加附了自己的名片。于是，叶先生在1949年春去台大探望，匆匆一晤。不久，李先生便离开台湾，返回了大陆。

　　2017年9月18日，天津的《今晚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李霁野文集〉中的叶嘉莹》。文中有以下记述：

　　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与加拿大建交，已定居加拿大的叶先生立即申请回国探亲。1978年，叶先生又提出回国教书的申请。次年，国家教委（按：应为教育部）安排叶先生到北京大学教书。当时，叶先生获悉李霁野先生已经出任南开大学外文系主任的消息后，极为兴奋，当即致信李先生，叙述自台北晤别三十年间的种种变化，并告知其已被批准回国教书。很快，李先生复信，诚挚邀请叶先生到南开大学讲学。叶先生接受了邀请。

　　《李霁野文集》第九卷收录了李先生写给叶先生的多封信札。其中写道：“十分希望你能来长期任教……你系统讲讲文学史可以，选些代表诗文讲讲也可以，做几个专题讲座也可以。”“你在国内讲学的成绩有口皆碑，是应得的荣誉。你不仅没有按劳取酬，还自己花了旅费，并向南开大学赠送了不少书籍。”“南大既然请你来任教，我希望你能答应下来。”

　　叶先生在南开大学讲学期间，李先生对其在生活起居及课业、交通等方面之种种垂顾及安排，使叶先生深为感动，油然产生了一种极为亲切的恍如游子归家般的感觉，最终选择留在南开执教。

　　为此，叶先生写了两首七言绝句赠予李先生，现录于下：

　　一

　　欲把风标拟古松，几经冰雪与霜风。

　　平生不改坚贞意，步履犹强未是翁。

　　二

　　话到当年语有神，未名结社忆前尘。

　　白头不禁沧桑感，台海云天想故人。

　　（《天津纪事绝句二十四首》之三、四）

　　李先生虽说是研究外国文学的学者、翻译家，翻译过世界名著《简·爱》，但旧体诗也写得很好，只是因为倡导新文学，所以一般不以旧诗示人。但此次李先生也回赠给了叶先生两首诗：

　　一

　　一渡同舟三世修，卅年一面意悠悠。

　　南开园里重相见，促膝长谈疑梦游。

　　二

　　诗人风度词人心，传播风骚海外钦。

　　桃李满园齐赞颂，终生难忘绕梁音。

　　（《李霁野文集》第三卷《赠叶嘉莹教授（二首）》）

　　由此可见李先生写作旧体诗之功力，以及他对叶先生的知赏。

　　1979年4月，叶先生抵达天津。5月，我因报名参加高考受阻，到天津向姑母求助，希望她能帮我解决报名问题。因为她当时是由教育部和国务院外专局负责接待的。记得当时姑母被安排住在解放北路的天津饭店（今利顺德大饭店）。我是傍晚到达的，第二天上午陪她去了云南路李先生的家探望，下午返回北京。这张照片（如图）就是当时我用姑母的相机拍摄的。

　　陆宗达先生

　　因年代已久，记忆也已模糊不清，依稀记得陪姑母去拜访陆宗达先生的情形。

　　陆先生是中国训诂学大师，据说当年他给学生讲解《说文解字》时，眼睛根本不用看着书，就能娓娓道来。待讲完一部分，才告诉学生刚刚讲的是第几页的内容，用手中所执的一根细竹签，不经意地向书中一“捅”，便是所讲之页。叶先生的堂兄叶嘉榖当年曾师从陆先生学习，后来去了台湾，听说叶先生回大陆，便委托代为看望。

　　陆先生家住宣武区前青厂胡同（今属西城区）。应该是在1982年春节前后，我们找到他家时，大约离平常人家午饭时间还早。进屋看见靠窗一面是砖炕，陆先生盘腿坐在炕上，面前摆着一张小炕桌，桌上放着一个直径有蓝边儿碗大小的煤油炉和一瓶酒、一个酒盅及醋碟儿，炉上烧滚了一小锅水。跟我们说话的同时，陆夫人便包好了两个饺子放入小锅，待陆先生吃完，再包两个……我这才知道，陆先生吃饺子是两个两个地煮，甚是少见。

　　此情此景在我的脑海里徘徊了很多年。直到2006年5月，我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参加国侨办的一次宴会上，遇到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嘉璐先生。许先生也曾是陆先生的学生，我向他谈起了这段往事。他笑道：“这就是陆先生的讲究之处！”

　　夏承焘先生

　　夏先生是中国的词学大家，当年被称为“一代词宗”。

　　而叶先生本善讲诗，因当时国内善讲词的人不多，所以叶先生就主动讲词。她申请回国教书，本就是想为祖国培养人才，既然国内缺乏讲词之人，那就“舍我其谁”？

　　我在南开读书时听过叶先生讲词，她从晚唐五代的《花间集》小词讲起，再讲晏同叔、晏小山的小令和柳永的长调，直至苏东坡、辛稼轩的豪放之作，甚至到姜白石的难解词篇。那时，国内大学课堂大多重视言志之诗，讲词的时候也往往像讲诗那样，注重词义和背景分析。而叶先生讲词时，挥洒自如的旁征博引，细致入微的美学鉴赏，加之她气质贤淑典雅，衣着款色搭配适宜，站在讲坛上，本就是一道风景线。再加之叶先生能够恰当地运用西方的心理学和文艺理论讲解中国古代的文人与诗词，一反令今人难以理解的“以古证古”——用古代文论解释古人作品的传统，把国内的学子们带入了一个前所未识的美的境界，令大家耳目一新。叶先生从此开辟了中国词学的一个新时代，名声大震。

　　叶先生一直想去拜访夏先生，于是拜托同门师姐杨敏如先生打听到夏先生在北京的住处，终于在1982年初的一天晚上实现了这一愿望，三位词学者相聚一堂。我记得，当时叶先生将已经出版的《迦陵谈诗》和《迦陵谈词》送给了夏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