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母叶嘉莹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工作稳定后，将家祖父从台湾接到了加拿大。1970年10月，中国和加拿大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姑母便萌动了寻找北京家里人的念头。但由于种种原因，姑母担心给家人添麻烦，一直不敢给家里寄信。家祖父于1971年1月因患脑溢血住进医院（直至同年2月10日于温哥华去世），姑母才下决心邮寄出了第一封信，地址书写的还是我家的老门牌——察院胡同13号。尽管那时门牌已变更成新门牌“23号”，但因我家从未搬过家，那封信便顺利寄到了。至于我父母是什么时候收到那封信的，我却完全不知。

　　我的求学遭遇

　　当时，我母亲是北京第33中学的数学老师，而我是该校的一名学生。1971年春天，北京市恢复高中招生，并从“七一届”开始改为春季毕业，所以我的初中生活多了几个月，同年12月底才毕业。当时能够上高中的名额有限，要求“自愿报名，领导批准”。因我小学和初中的学习成绩还不错，喜欢看书，所以也报了名。

　　记得从小学开始，我就喜欢描红字、画画、打乒乓球、游泳、看电影。一年级的时候读过《十万个为什么》《安徒生童话》；二年级暑假时，我拿着一本《新华字典》边查边看，读完了繁体字版本的《三国演义》；三年级假期时读完了《一千零一夜》《卓娅和舒拉》《古丽娅的道路》。四年级完全没有上，五年级仅“复学”了一两个月就毕业了。升入初中后，一边开始学滑冰，一边到处找书看，毕业时已经看完了《春秋战国的故事》《山西星的传说》《北京街道的故事》《青春之歌》《欧阳海之歌》《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基督山恩仇记》《红楼梦》《封神演义》。凡是在那个年代能千方百计找到的书，哪怕是无头无尾的残书，我也都能通宵达旦地读，这在当时算是读书不少的了。我喜欢上语文课和数学课，不喜欢英语和农业基础知识课。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在接到姑母的信后，就立即向学校做了汇报。而我，也因此没能上成高中。1971年12月下旬，我接到通知，被分配到西城区摩托车场。这是一家区属集体所有制的运输场，就是开“三轮蹦蹦车”，分为客运和货运，客运蹦蹦车相当于出租汽车，也就是现在的“的士”。家庭出身好的同学都被分去了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大工厂和企业。不过，我当时心想：能去开车也不错。我小学三年级开始学骑自行车，从来都不喜欢按车铃，但自从做起了“开车梦”，想着自己将来如果开上了车，势必需要按喇叭，必须从现在开始养成按喇叭的习惯，于是再骑自行车时，就不停地按车铃。

　　1972年1月3日，我兴冲冲地到西城区摩托车场去报到，不曾想我既不能去车队开车，又不能进维修车间修车，而是被分配到了机加工车间，学习钳工和车工（开车床）制作零件，从三年学徒到出师成为一级工，再升为二级工带徒弟，一干就是八年。

　　姑母归来

　　1974年夏，姑母第一次回国时，提前写信向家里告知了行程。那天，我的父母和正好回京探亲的姐姐还有我叔叔四人一起去华侨大厦迎接，我留家里等候，可一直等到傍晚了，也不见踪影，也没有办法联系。晚上7点左右，发现我家居住的地区停电，我就出门去了朋友家。等我9点左右回到家，才知道姑母已经回来过了。所以，姑母在《祖国行长歌》中所记述的“家人乍见啼还笑，相对苍颜忆年少，登车牵拥邀还家，指点都城夸新貌”，“西单西去吾家在，门巷依稀犹未改”，“入门坐我旧时床，骨肉重聚灯烛光，莫疑此景还如梦，今夕真知返故乡”的情形，我没有在场。

　　姑母那次回国，是先从加拿大飞抵香港，然后从罗湖过关入境，乘火车至广州，再从广州飞北京。尽管如此劳顿，她还是给我家带来了一台14英寸的松下彩电，而且是那种带有自动搜索频道功能的。姑母知道我会滑冰，专门给我带了一双加拿大产的打冰球用的冰鞋。这双冰鞋很漂亮，黑色的鞋面和鞋帮，白色的鞋底，冰刀的前后各镶有一个白色的塑料包头。姑母还给我买了一件当时既时髦又稀有的蓝色尼龙绸面的腈纶棉上装。我穿上它，再戴上一顶当时最为“高大上”的羊剪绒皮帽，看上去很是潇洒。可惜我那时没有机会穿着那双冰鞋照张相。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陪同姑母游览了北京许多的名胜古迹，还去了动物园、陶然亭、美术馆……因为姑母是大家闺秀，1948年离开北京南下结婚前，也没去过很多地方，况且与30多年前相比，北京的变化确实也是相当大。后来，姑母又去到大庆、大寨、延安、西安、上海、杭州、桂林、广州等地，当她亲眼看到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心里产生的那份感慨，或许是今天的人们难以理解的。所以回到加拿大之后，她写下了那首《祖国行长歌》。

　　姑母先是住在华侨大厦，后来搬回家里住。她还住在华侨大厦的时候，有一天我去陪她吃早饭，在餐厅里偶然遇到写过《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的旅美华裔女作家於梨华女士。她当年在中国也很有名，经常可以在《参考消息》上看到她的连载文章，那时她正巧也住在华侨大厦。她突然一下看到了叶先生，就过来跟我们同桌吃早餐，把一些见闻讲给叶先生听。她说话声音比较大，引得坐在另一张桌子的几个中青年海外游客往这边看。没想到的是，他们认出了叶先生，就都跑了过来，惊呼：“这不是叶先生吗？”“叶先生，您也回来啦？”原来，他们都是叶先生在北美和以前在台湾教过的学生。如此一来，叶先生回到祖国大陆的消息，想瞒也瞒不住了。听说后来在台湾还掀起了轩然大波，致使叶先生许多年都无法回台湾讲学。

　　据姑母说，那次回国因完全没有经验，而且持有的护照是台湾当局所发，在香港机场遇到了麻烦。先是不许她走出机场，后来经过很长时间的交涉，才允许她暂时出来，但扣留了她的证件，并限她24小时之内必须回来。她在接机大厅见到了前来接机的黄尊生老先生。黄老先生是我表姐夫李坚如（叶先生小女儿赵言慧的夫婿）的外祖父，也是一位爱好诗词的学者。姑母向黄老先生说明情况后，黄老先生第二天就带她去找中国旅行社的驻港机构。中旅的工作人员听完她的讲述后，对她说：不要紧，超过24小时，只要交些罚款，就会放行的。她还是心怀忐忑，请求中旅的人翌日陪她一起去。果然，交了超过时限的罚款就被放行了。因此，返回加拿大后，为了方便起见，姑母加入了加拿大籍。

　　姑母回加拿大不久后就寄来了歌行体长诗《祖国行长歌》。也许是因为诗中所书内容与自家和这些时日的生活经历有关，所以感觉容易记住，朗朗上口。于是，我就跟姐姐竞相背诵，看谁能抢先完整地背诵下来，那段时间里，察院胡同老宅里每日都会传出一片背诗声。

　　对于这首《祖国行长歌》，北京大学程郁缀教授曾做过一个统计：“1974年返国探亲旅游时，所作七言古风《祖国行长歌》，长达266句（其中有4句是长句），共1878个字，洋洋洒洒，一气呵成，文脉畅通，一泻而下。我们知道，在《全唐诗》中，七言歌行的名篇，如白居易的《琵琶行》，只有88句，616个字；《长恨歌》也只有120句，840个字。《全唐诗》中最长的诗，可能就数韦庄的《秦妇吟》，长达238句，1666个字；而叶先生的《祖国行长歌》比韦庄的《秦妇吟》还长28句、212个字；真可谓古今诗坛罕见，令人击节称奇——诚非大手笔、大才华不能为也！”

　　最近，叶先生找到了台湾东海大学孙克宽教授当年写给她的一封信。孙教授专授“诗学”课程，于1975年6月6日在信中写道：“嘉莹先生：今天在《70年代》读到您的《祖国行长歌》，真是一篇大作，意无不迏（按：‘通达’），用赋体，而感情却迸烈异常，佩服佩服！”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迄今，世人只是评论《祖国行长歌》的长度乃前所未见，殊不知叶先生时隔30年终于回到祖国，亲眼看到曾经贫瘠羸弱、任人宰割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巨大变化的激动之情。返回加拿大后，仍然终日情之所钟，梦魂萦绕，有时是在睡梦中，有时是在开车，有时是在看牙医……都会不由自主地浮现或“流淌”出几句。叶先生自己谈到《祖国行长歌》时说，是“顺着我的感情一句一句跑出来的”。应该说，这实在是一首记录真实且发自内心“兴发感动”的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