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陆航）11月9—10日，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主办，四川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制度研究中心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文学制度分会（筹）承办的2024年中国古代文学制度高端学术论坛在成都举行。

　　文学制度研究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四川大学教授曹顺庆表示，从全球视野来看，文学制度研究同样源远流长，斯达尔夫人的《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以及威廉斯的“The Institution of Literature”，都彰显了这一领域的世界性意义。因此，文学制度研究不仅具有深厚的本土根基，更拥有广阔的国际视野，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学术天地。他建议，在研究制度与文学之关系时，学者应坚持文化自信，深入挖掘中国文学制度的独特内涵与价值，建构中国自主的文学制度研究知识体系。应秉持文明互鉴的理念，注重中外文学制度研究的比较、对话与互鉴，以更加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更加包容的世界胸怀，推动研究的纵向深入与横向拓宽。

　　作为中国现存传世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以极其简要的文字辑录了春秋时期的历史大事。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赵敏俐表示，《春秋》以“元年，春，王正月”为开头的大纲式书写，包含了自三代以来形成的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文化意识。文化的连续性和创新性，体现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就是“一代有一代文学之所胜”观念的形成。

　　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以经、史、子、集四部区分，其中集部承载了大量的文学创作作品。这些作品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代文化思想形象化的审美呈现。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饶龙隼表示，《庄子》涉南方书写各类名物，主要有南贤、南地、南海、南国、南产、南俗、南方；而所牵涉的南方事类，就是调配若干相关联的涉南名物，用来组构、生成向南寻道之行动。统观学派属性、思想统类和语言特色，《庄子》表意有模糊、超越、奇幻三大特性。苏州大学教授罗时进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唯有以多样化的视角来切入，才能加深思考的深度、拓宽思域的广度、增强思考的力度，而研究文学制度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能够开疆拓土的研究视角。

　　古代流传至今的文学作品，代表了中国文学和中华文化继往开来的精神风范。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秘书长赵厚均代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会长胡晓明提出，我们要开拓国际学术视野，将中国古代文学制度研究与世界学术潮流新趋势相贯通，与欧美等区域的文学制度研究同行开展学术交流对话，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中国学者的身姿，发出中国学术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