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之深远、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之高前所未有，文化软实力成为影响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重要因素。8月23—2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主办，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的“第五届中国文化研究国际论坛”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中日两国学者以“中国古代的国家与地域文化”为主题，围绕经济与社会、政治与制度、学术与思想、书写与文化等议题展开研讨和交流。

　　认识地域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

　　地域文化是历史上因地理条件、自然环境和行政区划不同而形成的文化。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和多元性决定了中国拥有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分布基因。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表示，我们应当正确把握中国历史上地域文化与大一统文化的关系。大一统文化与地域文化是一种互补关系，而非对立关系。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汇聚成大一统文化，而大一统文化又包含了丰富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它能够增强地域文化自信，促进对地域历史文化的认同，同时也有助于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此外，地域文化研究还对地域治理有所助益。中国有着漫长的大一统国家治理历史经验，各地域也有不同的治理方式，探寻这些历史经验与教训是非常有意义的。当然，对于地域文化，我们也应批判性地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能全盘照抄，而是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天府之国——成都，拥有近五千年的文明史和两千多年的建城史。历史上，成都曾是古蜀国、蜀汉、前蜀、后蜀国的都城，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的重要组成，巴蜀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中国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四川大学副校长刘超介绍，巴蜀文化作为华夏文化的重要分支，与齐鲁文化、三晋文化、荆楚文化等地域文化，共同构成了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愿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再度携手，提高巴蜀文化研究水平，共同为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贡献力量，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三星堆文化不仅是古代巴蜀文明及其所反映的地域性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一环。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显示了它与中原商文明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重巫祀祭”传统上的一脉相承，以及在青铜礼器的选择性使用和玉器与陶器系统的高度关联性上都有所体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霍巍分享了三星堆发掘的经历和主要出土物，并提出观察三星堆的三个维度：一是古蜀文明的辉煌创造；二是三星堆与中原文明的密切关系；三是与世界古代文明的互鉴。他认为，这三个维度中，前两者是前提和基础。如果不能正确理解和回答三星堆文明与古史记载的巴蜀文明之间的关系，从考古和文献两个方面廓清三星堆文化的来龙去脉，也就无法正确看待三星堆与中原文明之间的关系。将三星堆视为“横空出世”的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终将陷入新的“历史虚无主义”，从而丧失科学、客观的理性思维。

　　关注大一统国家治理与地方历史文化

　　《华阳国志》是东晋常璩编纂的关于“华阳”（巴蜀汉中）地区的书籍。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渡边义浩通过探讨《华阳国志》在描述地方时所体现的“大一统”思想背景，深入研究了该书的写作意图。渡边义浩提出，国家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分裂割据的失败也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渡边义浩还提到，日本学者中林史朗认为，不仅是《华阳国志》，《先贤传》《耆旧传》等地方性书籍也集中记述了东汉末期到西晋时期各地群雄割据的情况。从东晋开始，地方志的创作逐渐被《家谱》《家传》所取代。由于九品中正制度需要基于地方舆论选拔人才，并将地方意向反映到中央，地方知识分子因此将目光转向地方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和地理状况。

　　甲申之变终结了明朝的全面统治，时人多以“天崩地折”和“天崩地裂”等词语形容其影响之大，视为时代与社会的重要变革。在此期间，核心问题是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失策，而“南迁”则是相关问题的综合缩影。关于甲申之变及南迁，学界研究除了关注史事本身外，还集中于君臣评价“话语”的政治思想、君臣形象书写和南迁条件分析等方面的讨论。尽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研究往往重解释而轻考证，易忽视历史演进的复杂过程。

　　度量衡是衡量物质大小、容量、重量乃至价值的标准尺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考古学和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历史经验表明，国家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实现持续发展的保障，也是实现安全发展的基础，尤其对于转型经济体而言，更需要国家治理能力的高效发挥，凝聚合力推动经济“爬坡过坎”。新发展格局的形成需要高效能国家治理保驾护航。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戴卫红以长沙走马楼吴简、郴州晋简为个案，对3—6世纪出土的度量材料中所反映的国家与地方的关系进行了分析。